先秦儒家义利观小议

<正> 先秦儒家在义与利的关系上是主张以“义”为重的。但却并未象有些人理解的那样将义与利绝对对立起来,更没有以义来否定、压制人们对利的正当追求。先秦儒家承认对于物质利益的追求乃是人之本性的一个方面。孔子说:“富与贵,是人     

"欲"在心物之间--先秦儒家人性论及其修已思想之检讨

先秦儒家人性论肇始于孔子.孔子谈人性,采隐性而不是显性、间接而不是直接的方式;本文通过对<论语>文本中"欲"的概念的厘清,指出正是同时涵摄物质之"欲"和心之所"欲",然其本身又浑然不分的"欲"这一概念,构成了孔子人性论的基本内涵,从而规定了儒家人性论的基本方向.孔子人性论的实质,即以此浑然不分的"欲"为性.此后,孟子以心之所"欲"为性,主张性善;荀子以物质之"欲"为性,主张性恶.由此形成了先秦儒家人性论丰富的理论资源.在此基础上,孔孟荀还提出了各自的自我道德修养的进路,即修己思想,从而对中国文化生发出深远的影响.     

先秦儒家治国主张及其当代启示

先秦儒家在“明德”、“修身”、“民本”、“举贤”等方面有着丰富的治国思想。反思现阶段我党执政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借鉴先秦儒家的治国主张提高我党执政能力。     

性命之道与伦理之道——从王船山看儒家的个体观

先秦孔、孟儒学的个体观是立己与立人的统一。明末清初儒学对宋明理学“存天理,遏人欲”的道德伦理观念进行了理论上的纠偏。王船山提出“理欲合性”,主张“人欲之正即是天理”。展示了将个体发展与群体和谐相统一的人格理想。     

先秦儒家思想中的权与伦理政治主体的自由

先秦儒家思想中的权,其理论旨趣在于探讨主体在伦理、政治活动中的自由及其实现方式。权是指主体对社会规范的变通甚至违背。就权的目标而言,先秦儒家主张“时中”;就权的方式而言,先秦儒家主张“时行”。作为伦理政治主体的自由,权的依据在于仁道,权的最终保证在于主体人格境界的提升。     

先秦儒学“欲情知”关系及定位

先秦儒家关于关于“情”“欲”问题的看法，近来颇受学术界关注。考诸先秦儒家原典，“欲”“情”“知”三者常交织在一起，成为人性的内容。本文辨析了其间的关系：三者之中，“欲”是最基本的，相当于一种原初意志和生理本能，又可分为道德之欲与生理之欲。由“欲”而“情”，欲望的实现，引起情感的满足，两种欲望对应两种感情。“知”则对“情欲”进行调节。一些学者（以苟子为代表）不承认有道德情欲，故特别强调“知”的作用，以理性调节情欲；而另一些哲人（如孔孟）则重视道德情感也兼及“知”（智）。     

先秦儒家"乐治"思想探析

发达的礼乐文明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但我们往往侧重于礼的研究而未能对“乐”予以足够的重视。在分析一些先秦儒家文献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了“乐治”概念,试图明晰:第一,自其产生开始就与社会之治联系在一起的“乐”,被先秦儒家提升为实现政治统治所必不可少的工具;第二,先秦儒家对“乐”的特质的界定,使乐之治成为可能;第三,“乐和同”的功用又使得乐之治成为必要。     

儒家重本抑末思想的发展及其负面影响

<正>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儒家学说囿于“正德厚生”的原则,始终把社会的道德教化和人生的德行操守视为政治的最高目标,由此决定了儒家对经济生活的基本态度。所谓“谋道不谋食”、“存天理、灭人欲”等儒家说教,即反映了一种对经济生活的伦理价值取向。先秦时期,     

先秦儒家的等级意识与人文精神之关系及其现代意义

先秦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意识与董仲舒之后的"制度化儒学"不同,其本意是社会、家庭生活中的每个人应在自己的位置上施行权力,同时也要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先秦儒家提倡的等级意识,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标志,在社会等级意识、家庭等级意识中,更是处处彰显人文精神,先秦儒家还主张用"权变"的思想对待等级意识。先秦儒家的等级意识与人文精神是相互依存、相得益彰的关系,并且对现代生活有着重要启示。     

以欲解性,以恶解欲":由天道及人道--论荀子反诸"性善"而合乎德性的"性恶论

荀子之“性恶论”既是一个相对于人的自然状态的事实判断,又是一个关乎人性善恶的价值判断,荀子正是以告子实然主义人性论发端、明确而自觉地站在儒家德性论的传统的立场上批判了孟子那种流于言辞、陷于浮夸的“性善论”的德性论,以“性恶”的人性论为儒家的德性论传统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以欲解性、以恶解欲”,由合于告子的自然之欲求到反于告子的对自然之欲的批判到合于儒家德性论传统的礼乐教化、圣人之礼,都反映出荀子力图在新的高度上重建儒家的德性哲学,并且试图建构与儒家德性理论相匹配的社会政治礼法制度。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从"个人"到"人民"——《新青年》视像的演变

本文从封面、插图的角度考察<新青年>杂志"人"的视像的演变.文章认为,<新青年>杂志早期注重个人视像的建构,后期倾向于以底层阶级或革命阶级为代表的人民视像的营造.视像话语变化与文化思潮演变密切相关.     

“互文性”与“语境”——20世纪文学研究思想发展的共同趋势

“互文性”和“语境”是文学研究中使用频率非常高的两个术语。这两个术语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文学理念,但它们之间也存在着诸多共同之处,它们不仅具有共同的网络结构、编织的动态特征,也经历了相似的泛化命运及其发展的双重困境。而且它们能够彼此诠释,共同表征同一现象。这些发生在两个相互矛盾的概念身上的共同之处反映出20世纪文学研究思想总体发展的某些趋势,如关联、整体、动态、读者及泛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