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尔斯的制度正义理论及其借鉴意义

约翰.罗尔斯在《正义论》和《政治自由主义》两部著作中就正义的内涵、原则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论述,指出制度是人们行为的规范体系,认为当这个体系中的规范能使各种利益要求达到恰当的平衡时,制度就是正义的。制度的正义理论既表现为一个规范体系,也表现为一个理论体系。罗尔斯的制度正义理论对于我国进行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取向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从制度正义走向人性完善——读罗尔斯的《正义论》

与传统契约论者不同,人性在罗尔斯的《正义论》中不是一个逻辑起点,而是他要追求的一个结果,即人性的完善——自由、平等、博爱。这种结果是他通过用纯粹程序的正义来规范制度时自然生成的。在《正义论》中制度的正义是寓于纯粹程序的正义之中的,而正义的制度一旦确立,在这种正义制度的背景下,人性自然走向完善。     

法对实质正义的追求和维护

自古至今,法对正义的追求是一直沿袭的.法的价值不仅在于实现正义,法的价值还要表现为实质正义.实质正义是一种追求最大多数社会成员福祉、体现社会主义本性的正义观.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需要张扬实质性正义的法来契合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在构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进程中,一方面需要民商法等体现形式正义的法来促进社会正义,另一方面也需要经济法等体现实质正义的法来促进实质性正义.法对社会经济关系的调整是通过一系列追求正义的制度规范来实现的,需要不断的制度完善.     

孟子正义论新解

孟子正义论的基本观念架构是:仁→利→知→义→智→礼→乐.仁是作为所有一切之大本大源的仁爱情感;利是由仁爱中的差等之爱所导致的利欲及其冲突;知是作为正义直觉或正义感的良知,它渊源于仁爱中的一体之仁;义是正义直觉的伦理原则化、即正义原则,它是一体之仁在特定生活方式下、在差等序列上的推扩作用的结果;智是按正义原则来进行制度规范建构的理智活动;礼是通过"别异"而建构的制度规范;乐是通过"和同"而营造的社会和谐.     

环境法学体系的重构

环境法学体系研究需要科学的方法论.运用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可以对我国环境法学理论进行理性、客观的分析与评价,对环境法学体系进行重构,将环境法学的基本假设、立法原则以及法律制度放到一个统一的逻辑体系内.拉卡托斯认为科学研究纲领包括坚韧的"硬核"(基本假设)、"保护带"(广阔的辅助假说)和"启发法"(解题方法).环境法学的基本假设是环境正义;关于自然的权利问题、动物的权利问题、可持续发展、代际(内)环境正义等的理论是环境法学的"保护带";环境法学的"解题方法"是达致环境正义的进路.     

罗尔斯“正义论”规范性的逻辑张力

罗尔斯以"冷淡+无知"组合假设为前提,确立公平的正义原则。他将善纳入正义原则体系,确立了从前提假设到原则、从形式正义到分配正义、从正义职责到自然义务的正义论体系。在这一过程中其体系规范性展示出巨大的内在逻辑张力,而这正是其理论强大生命力的源泉。     

社会转型、意识形态、政治正义与制度变迁

社会正义、制度精神与公权力等因素,与制度体系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前者是后者的核心要素。这样,制度变迁或社会转型就是在社会正义原则的规范与调节下,重塑制度精神、转变观念与意识形态以及改进效率的统一。社会正义原则尽管源于历史演变过程中不同利益团体的合理诉求与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交替,它的表现形式却只是一种抽象的、精神的、观念化了的逻辑体系,因此,它必须借助具体的社会规则与公共秩序来承载并表现出来。     

别异与致中和——罗尔斯的"反思平衡"与王阳明"良知"说之互镜的一种可能进路

罗尔斯以其超旷的智慧于社会正义体系之构建中实现了对其前所素习者(尤以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为甚)思想之融贯乃至超越.在"反思平衡"中,他既诉诸交互主体的实践理性,又不放弃良知直觉的言说,在两端的互动平衡中成立了正义原则之严密性及现实可接受性.阳明之"良知"说因未具罗尔斯体系之现代性大背景、实处乃是继往圣之学并思扩发用,故力主由明觉之本心自发逆觉体证而成道德实践,从而虽在现实人心之警醒、提撕及个人当下践行正义制度之可能性上与罗尔斯有一符契,却在更为根本的社会建制及背景理论上有别于罗尔斯.也正是此一别异与致中和之互镜,开出了阳明良知心学乃至儒学现代性转化之大眼目,同时打开了今日国人现实参与制度创设之前瞻和慧识.     

"周礼"的现代价值究竟何在——《周礼》社会正义观念诠释

<周礼>乃是战国时期、亦即中国社会第一次大转型时期的儒者的一套"乌托邦"、"理想国"性质的社会制度规范的设计.作为儒学的重要经典,<周礼>的根本意义并不在于其所设计的那些具体的、可以损益的制度规范(礼),而在于其背后的普适的正义原则(义),包括正当性原则(公正性、公平性)、适宜性原则(时宜性、地宜性).正当性原则要求制度设计的出发点为仁爱,并且超越差等之爱,指向一体之仁.适宜性原则要求制度设计充分考虑到具体的生活方式的时间、空间的条件.通过这种正义思想的揭示,<周礼>才能在现代社会中再次成为重要经典.     

数字正义论：理论内涵与实践机制

数字正义是指导和约束人类开发、设计、应用数字技术的价值准则，其本质是社会正义而非“机器正义”。在数字社会，数字正义的基本内涵是数据资源的合理分配、数字权利的充分配置、算法决策的公开透明和代码规制的规范有效，主要表现为分配正义、程序正义、互动正义和信息正义四种形式。数字化塑造正义空间，使正义的存在形态发生了从“比例正义”到“计算正义”、从“个体正义”到“群组正义”、从“契约正义”到“场景正义”、从“接近正义”到“可视正义”的深刻转型。当前在我国数字化战略实施过程中，复合型规范制度体系已初步建立，数据源头规制、算法赋权制衡和平台算法问责等制度，已成为我国法律规制保障数字正义的实践基点。下一步数字正义的治理结构优化，还需要在基础机制上充分配置数字权利及其救济方案，在实施机制上强化算法规制实施主体与工具的系统性，在保障机制上科学设计算法影响评估制度。     

罗尔斯“民主的平等”之真实意义

当代政治哲学关于平等理论范式的争论一直是我们审视当代政治哲学发展变化的理论视角.在诸多的平等理论范式中,罗尔斯的"民主的平等"则与众不同.罗尔斯的平等范式是由制度观念的"民主的"词义来修饰和界定,而其他平等理论范式则是以具体的善如机会、资源、能力或权利来修饰和界定.为什么要用"民主的"一词来界定平等,而且"民主的"在其平等观念中究竟意指什么,这是罗尔斯本人也没有解释和说明的.本文旨在从罗尔斯的文本里和后来相关的有限的论述中捕捉"民主的平等"所包含的深刻意义.文章指出,罗尔斯把先行的基本的民主政治理念、解决不平等的分配正义理想和整个社会正义原则所表达的制度规范一起融合于"民主的平等"解释之中,构成了他运用"民主的"一词修饰和限定其平等观念的内在的真实意义.     

罗尔斯与马克思平等观的比较研究

平等作为当代各种政治伦理更深层的价值基础,一直是我们理解与把握各派论争的一个主要框架.罗尔斯的平等观完整地开展于他所设计的两个正义原则中.在他看来,一个正义的社会制度理应表达对个人无法选择和决定的自然偶得与社会偶得所造成的不平等的关注,并以领域划分和优先规则来缓和自由与平等之间的冲突.然而,以两个正义原则所规范的社会基本结构在表达对弱势群体关怀面向的同时,却终因缺乏对社会制度客观基础的探寻,而致使自身无力承载实质平等的真实意蕴.与之相反,马克思则从"现实的人"与历史的实践出发,突破资本主义制度和政治解放的狭隘视域,深入到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中寻找影响实质平等内涵表达的根本原因,将社会制度正义与否的判定标准奠定在物质实践以及历史发展视阈的双重根基上,从而展示了一个真正正义和谐的社会是自由与平等内在一致的社会,是每个人全面发展和人类解放的社会.对平等的不同思考角度与论证途径做一明晰考察与反思,意在关照当下现实.     

差异性社会与差异的正义:和谐社会的现实基础与价值维度

以物质利益关系为尺度,社会形态的更替可分为同质性社会、异质性社会和差异性社会.历史基础和制度体系说明了我国处在"差异性社会"阶段,市场化、现代化、全球化三大潮流进一步强化了差异性社会的现实.差异性社会是和谐社会的现实基础:有差异才有和谐,在(社会主义)差异性社会的基础上,"和谐"才是一个可能和必然性的目标.和谐社会的现实基础(差异性社会)决定了和谐社会追求的公平正义应是"差异的正义".在实践"差异的正义"的过程中,制度公正是首要的,制度设计要以"最不利者"为基准;要坚持"基本公平"与"比例公平"的统一;要警惕新平均主义的抬头,反对新自由主义.     

一种程序正义?——罗尔斯正义原则献疑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出了三种程序正义观念,即"完善的程序正义"、"不完善的程序正义"和"纯粹的程序正义",他一再重申,他的正义原则的确是一种"纯粹的程序正义".事实上,罗尔斯的正义原则是一种程序正义,但不是一种"纯粹的程序正义",而是一种"不完善的程序正义".这种论证基于两个理由:第一,罗尔斯的正义原则包含了一种先在的承诺,即对自由和平等的承诺;第二,罗尔斯的正义原则带有实质性的内容,而这些内容相对于现实社会是有局限性的.     

大汉帝国的正义观念及其现代启示——《白虎通义》之“义”的诠释

《白虎通义》所列举的制度规范的那些具体条款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它所传达的大汉帝国所赖以制定那些制度规范的一般正义原则,那其实乃是"古今之通义",因而具有特别重要的现代启示意义。     

从无知之幕到分配正义——罗尔斯正义论的“哲学—历史”逻辑演进

罗尔斯正义论体系分为理想理论和非理想理论。"次序"或"优先性"是衔接两部分的关键,它赋予正义论体系最鲜明的逻辑特征。原初状态的理性人,内蕴着一种历史的观念,是逻辑和历史的起点。制度正义连接正义原则和分配正义,是体现逻辑和历史交汇的核心地带。随着正义原则由社会基本结构进入现实分配领域,不完善的一般性继续进化为合理的一般性——一种历史的理性。至此,从原初状态开始的哲学和历史结合的逻辑基本实现了它本身的发展形式,即从逻辑一般到现实历史。     

论政府制度正义

政府制度有其基本原则,这一基本原则就是"正义"。政府制度正义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指政府制度的正义性,强调政府制度本身具有道德上的合理性与正当性,具有正义的根据;二是指政府正义理念的制度化,强调政府正义的理念与要求应当具体化为政府制度。政府制度正义,需要具有正义感的每个公务员来共同维持,因此,实现政府制度正义离不开公务员个人正义。     

制度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义的实践表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义是规范社会秩序、化解社会矛盾的普遍准则;是修养人德性和培育社会风尚的道德取向;是推进社会发展、创新社会规则的价值导向。正义是制度的首要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社会主义正义的实践体现,坚定制度自信,实现社会主义正义,增进人民福祉。     

新自然法学法治论之旨趣及启示

自然法学派对西方法治论传统及"良法之治"理念具有承启意义。晚近新自然法学褪去了道德形而上学的色彩,其法治论也渐次转向对法治形式价值的关注。在罗尔斯的正义论中,"法治"以正义原则为旨归,趋于描述一种确保正义价值的形式化制度体系与法治秩序;在富勒的法律道德性理论中,"法治"作为不断趋向道德目标的治理事业,体现为一种内在具有合理形式、蕴涵"程序自然法"的秩序框架。晚近新自然法学注重认知与方法的平衡,现实地考量法治的形式价值,进而转向对规范之内在属性及秩序之稳定形式的审思,这对强调程序正义的中国法治秩序构建不乏启示意义。     

矫正正义:侵权责任正当性论证的必要条件

所有调整责任和惩罚的规范都是矫正正义规范,因此侵权法规范本身就是矫正正义规范.矫正正义的道德规范是矫正正义的侵权法规范的正当性基础,矫正正义的侵权法规范如果违背了矫正正义的道德规范,就会自己使自己无效；遵守基础规范的义务和实施了侵权行为后的矫正义务之间存在原因上的连贯性；因此,可以说矫正正义是侵权责任正当性论证的必要条件,任何不以矫正正义为基础的强加侵权责任的法律规范都是不正义的.但是,矫正正义对于侵权责任的正当性论证——特别在侵权责任大小方面——并不充分,侵权责任的正当性论证还需要功利主义理论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