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对基督教文化语言的影响

《圣经》是西方文化源头之一,对基督教文化和思想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从基督教文化语言与《圣经》渊源入手,以《圣经》中较为典型常用的数字、动物、习语或事件为例证进行说明,主要分析了《圣经》与基督教文化国家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思想道德等方面的寓意和关系,揭示《圣经》词汇的喻意对基督教文化的习俗、思想生活、人文文化和道德价值观的影响,进一步探悉《圣经》与基督教文化息息相关的关联性。     

基督教视域中的儒家宗教性——理雅各对《诗》《书》宗教意义的认识

19世纪英国汉学家理雅各系统翻译和研究了儒家的四书五经,对于包含中国宗教思想和习俗的《诗经》、《尚书》尤其重视.基督教的立场和长期的传教经历,使理雅各对《诗经》、《尚书》的翻译和诠释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基督教色彩,从而形成了这位传教士汉学家对儒家宗教性的独特理解和认识.理雅各将早期儒家经典著作中的“帝”、“上帝”、“天”与基督教的God建立了对等关系,将中国古老的宗教信仰置于基督教的框架之中.他坚持认为早期儒家经典中的“上帝”是中国人信仰的惟一至上神,把信奉上帝这种古老的宗教信仰视为中国的国教,从而按照基督教模式构建了中国的一神教信仰.     

胡安国《春秋传》义利之辨的展开及其影响

义利之辨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论题。胡安国在宋代理学背景下,吸收前儒的义利之辨思想,将义、利作为《春秋》的权衡标准。在《春秋传》中,义利之辨的展开以天理人欲之辨作为理论依据,以公、私作为义、利的现实判断标准,义利之辨在民族文化和治国方式上分别体现为华夷之辨和王霸之辨。《春秋传》的义利之辨对 “春秋学”及后儒义利观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社会政治实践上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回耶”对话的一次实践——马德新《据理质证》及其文明对话观

明末清季，在中国本土发生了一场成功的“回儒”文明对话之同时，曾在回族伊斯兰学者马德新与天主教云南教区法籍主教古若望司铎之间展开过一次重要的“回耶”两教间的哲学本体论对话。马德新从回、儒、道、释、耶五教本体论的比较角度，以两封长信回答了古司铎关于天主教的“性理”学说，两信合刊为《据理质证》一书。本文结合当时的特殊时代背景，以马、古二人的交往和该书文本为基础，对马德新在这场“回耶”对话中所秉持的平等开放、宽容博大、和平友善的文明对话观作了述评。     

《大公报》对军国民教育思潮的宣传——以清末民初为主

军国民教育是通过对青年学生及国民灌输军事知识和尚武精神,强健体魄,振奋民族精神,最终达到“寓兵于民”、“强兵富国”之目的的一种教育。《大公报》能顺应时代潮流,反映时代要求,努力介绍和推动军国民教育主张,表现了其作为新闻媒体的积极作用。本文通过对民初《大公报》军国民教育主张产生的历史条件、具体内容及评价的探讨,意欲理清该报对这一思潮的态度和主张。     

谈基督教及《圣经》对英美文化的影响

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和一种意识形态,宗教由来已久。在英美国家,在英美国家,基督教是主要的宗教类型之一。在其发展过程中,基督教的教义和思想对英美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文拟从民间习俗。词汇语言两方面,探讨基督教及经典著作《圣经》对英美文化产生的影响。旨在使读者进一步了解基督教在英美民间习俗中留下的烙印及对英美语言的丰富作用。     

梁启超的《和文汉读法》及其对清末民初思想界的影响

作为一代启蒙思想家,梁启超身处近代中国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其“求新知于域外”的主要途径是利用“和文汉读法”大量阅读日文论著和译著,以了解、吸收和译介近代欧美及日本的思想观念,并写下了《和文汉读法》一书. 该书不仅总结了以往中国人学习、研究日语的经验和成果,对此后日语教科书的编写及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而且启发并带动了大批留日学生和青年学子以梁启超为榜样,通过翻译日文书来导入、传播近代西方及日本的新知识、新思想和新观念,积极开展启蒙宣传活动,从而对清末民初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     

未竟之业:《博医会报》中文版的梦想与现实——清末民初传教士西医知识中文传播的探索与局限

在中国存续45年的英文版《博医会报》的中文版计划始终未曾实现。创办中文医刊是外国传教士为探索西医知识中文化而迈出的关键一步,其过程举步维艰,最终失败。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受制于西方医生在传播西医知识上的保留意识,另一方面又遭遇华人西医突然崛起和华人主持的医刊大量面世,西方医生在华的学术空间受到挤压,最终丧失学术话语权。《博医会报》中文版从筹建至最终流产凸现了西方医生对科学知识传播中文化的认知局限,以及中外医生间的语言转换与权力格局演化。     

基督教的寓意与人生苦难的写照——《老水手之歌》的主题评析

《老水手之歌》以一个老水手射杀信天翁而给全船带来灾难的神奇故事 ,阐述了基督教有关原罪说和博爱的基本教义 ;展示了武断的上帝如何使人处于被动服从的地位 ,束缚人的思想并由此使人产生恐惧感 ;也再现了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孤独与痛苦     

从《思情鬼歌》看醴陵方言和清末民初的社会风俗

醴陵民歌《思情鬼歌》歌词简单明了,通俗易懂;曲调则活泼火辣,情意绵绵,在民间广为传唱,已被列为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是醴陵本土文化的一种生动表达,既反映了音乐与方言之间的密切关系,又留存了深厚的醴陵民俗文化传统。     

《周易》与北宋治国理政思想——以《宋朝诸臣奏议》为中心的考察

北宋士大夫为复兴三代之治,重建王道政治秩序,主张以经术治天下,重视经学的经世功能。在探索王道的过程中,士大夫以《周易》为经世之大法而推崇备至,并注重运用《周易》义理指导现实的政治实践。他们通过在奏议中引用《周易》经义议论时政,为朝廷提出合乎圣人之道的治国之策以实现儒家通经致用的理想。在北宋奏议中,士大夫不仅以《周易》经义培育皇帝的政治道德,而且还从《周易》中厘定出内政治理原则施用于今,从修己、治人两方面充分展现了易学的经世指向。他们以《周易》经义作为评判现实政治得失的标准,批评并制止不合经义的政治行为,规正政治发展方向,从而使《周易》对北宋治国理政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救 赎 的 深 度——莫运平的《基督教文化与西方文学》所施与的意义

莫运平的《基督教文化与西方文学》是一部关于西方文学救赎与被救赎的文本。具体而言,该文本提出并回答了两个相关的问题：西方文学的元拯救问题;基督教与西方文学的意义连接问题。在文本中,基督教文化成为了西方文学的本体论基础。     

西方主流媒体对重庆大轰炸的报道分析——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为例

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38-1943;年对重庆大轰炸的相关报道为话语文本,运用传播学的理论分析框架,从媒体的"议题设置"功能出发,对媒介文本的内容进行分类和量化分析,从报道量,报道内容和报道走势三方面,探讨该报重庆大轰炸报道的新闻理念及运作实践,从一个侧面考察二战期间西方主流媒体上的中国抗战首都重庆形象.     

《边疆服务》与服务边疆——基督教边疆服务运动的历史记录

为有效推进边疆服务运动的开展,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创办了《边疆服务》期刊。该刊以引起国人重视边疆、关心边胞为宗旨,主要刊载边部同工对边民的认识、对工作的研究性文章;选登边疆问题研究专家、在边地领导边民实际服务官员的文章,介绍他们对边政、边民生计、边地医疗卫生等边疆问题的研究成果。刊物还介绍“边疆服务模范人物”事迹,选登政府有关边疆工作反应及对时局的意见。该刊是边疆服务部在抗战时期活动的重要历史记录,是认识中华基督教会本色化运动的珍贵文献。     

绎理与训义:论朱熹和高亨对《系辞》的阐释原则

中国自汉以来就确立起了一套古代作品阐释传统,但是文随代兴,时移事变,先前的阐释传统被不断突破,新的阐释原则也因之相继出现,对于《易经》的阐释尤其如此。考察《易经》的阐释学史,宋初是一大转关,而上世纪前期古史辨派的兴起也昭示一变,此文分别捡取这两段新变中的代表人物朱熹和高亨对《易经·系辞》的阐释,依据二人具体的解《易》文本,来对比他们的阐释思路并揭示出各自相应的阐释原则,分析二人因时而变易之原则背后各自所坚持的不易之理路。     

试论尼采的超人与格言体写作——从《苏鲁支语录》的“读与写”篇中的三个意象说起

在尼采《苏鲁支语录》的读与写篇中,血笑舞三个意象相互关联。在血的生成性、笑的反讽性与舞的轻灵性背后,正是精神与肉体、自我与他人、瞬间与永恒之间界限的消弭。而血笑舞三个意象之间的内在联系正在于超人,其内在的意义就是消弭的界限。这也就表明,在封闭界限消弭的尽头,恰恰诞生了尼采所指示的超人,生成了尼采的格言体作品。     

胡安国对《春秋》之理学化诠释——以《春秋传》所论义利之辨与上下尊卑关系为中心的讨论

胡安国自觉承接理学道统,以理学家高度重视的“义利之辨”为孔子作《春秋》的重心,并以此为基础展开诠释.他认为,王道、天理是“上下尊卑”的根基,义利之辨是《春秋》所载违背尊尊之史事的根由,而孔子对史事所作褒贬是对义利之辨寓意的显现,深入体察孔子笔法,有益于具体地把握超越性的王道、天理.通过把《春秋》与孟子义利观、二程理欲观紧密糅合,胡安国实现了对《春秋》的理学化诠释,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经典的理学化”与“理学的经典化”.     

厚重的历史回应——《历史的光影——程伟元与〈红楼梦〉》读后

《历史的光影》是关于程伟元生平资料的力作,不仅有极大的学术价值,也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该书是对俞平伯先生晚年对红学研究自省的厚重回应。大量资料证明程伟元不是一介逐利的书商,他和高鹗关于《红楼梦》成书的序言等文是真实可信的。他们整理《红楼梦》的原则也是正确的。我们应以此重新全面认识程高本的历史地位。否定后四十回和程高本已经从红学界内部的一种学术观点演变成为当前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和潮流,该书此时出版无疑有助于引起我们对此社会文化现象的关注和反思。     

春秋议论文辞的文体价值与特点——兼对《论语》文体史地位的反思

人们一般以为我国古代议论文体是从诸子讲学语录——特别是《论语》——发展而来的,这个看法忽略了春秋时代的议论文辞。首先,《论语》并非我国最早的语录体散文;其次,《论语》在艺术方面也不代表春秋议论文体的最高水平,《左传》、《国语》所载议论文辞,主题明确,结构完整,表述生动,堪为春秋议论文体的典范。春秋人多通过上书和借助史官记录的方式实现"立言"的愿望,其议论文辞说理圆通,从容委曲,华实相副,体现着春秋议论文体的最高成就。     

皈依与反叛、神性与人性的双重悖论——基督教叙事视野中的《简&#183;爱》

《简·爱》的爱情主题和女权思想均与小说的基督教叙事密切相连。本文以此为切入点,通过分别考量作家童年生活的宗教氛围、小说文本的基督教叙事传统和对这种传统的创造性叛逆,来论证小说皈依与反叛、神性与人性相结合的复杂宗教叙事体系,进而反映作家在基督教思想方面的矛盾性,并深刻理解小说文本的“宗教人文主义”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