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执行制度的借鉴与创新--中国与加拿大强制执行制度之比较

民事案件执行难问题一直以来是我国诉讼学界和实际部门面临的一大难题.加拿大在执行方面的规定和做法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加拿大执行制度的基本内容和特点是具有系列的执行关系法以保证法院判决得以顺利执行.我国现行强制执行制度存在一定的问题,而组建债务人资信网络体系、增设财产发现程序、扩大破产适用范围、设立藐视法庭制度和判决重新登记制度等一系列全新的立法,是我国解决民事案件执行难问题的法律保障.     

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公平缺失与调整

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的公平缺失和违背制度设立初衷的现象必须及早进行调整。本文分析了现行住房公积金制度及执行过程造成的各种利益差别,提出一些调整措施。     

略论人事管理工作者思维方式的转变

赵紫阳同志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是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而“活力、效率、积极性的提高,离不开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赵紫阳同志还指出:“近年来,我们在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方面采取了一些重大措施,积累了有益的经验。但是,现行干部人事制度仍然存在一些重大缺陷,主要是:“国家干部”这个概念过于笼统,缺乏科学分类;管理权限过分集中,管人与管事脱节;管理方式陈旧单一,阻碍人才成长;管理制度不健全,用人缺乏法治。造成我国现行干部人事制度上     

让民事执行回到行政权属的本位——解决民事“执行难”的一种思路

民事执行难成为困扰中国司法的重要问题,解决民事执行难就必须改革现行的民事执行体制,将民事执行权从法院中分离,使民事执行权回归其固有的行政权性质。当前在解决民事执行难问题上,在理论研究中没有突破,实践中采取的措施也只能治标,民事执行难的难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改革与完善我国民事执行制度的建议

民事执行是指人民法院运用国家强制力将生效的法律文书付诸实施以实现债权人权利的诉讼活动。我国现行民事执行存在较多的问题:实体法保障的缺陷,包括诚实信用原则适用范围偏窄,违反该原则时责任追究乏力,债务履行保证手段和措施不完善;程序法保障的缺陷,包括民事执行制度功能把握欠准,没有制定单一的民事执行法;执行制度的结构缺陷,债权确保机制及功能不全。因此,应从制定单独的民事强制执行法和健全民事执行机构两方面着手改革和完善我国民事执行制度:包括制定单独的民事强制执行法;完善执行体制,健全执行机构。     

破解执行难症结的思考

执行难是人民法院普遍面临的问题,可以概括为:难以发现执行线索,被执行人难找,执行财物难寻,协助执行难求,执行款难查,应执行财产难动。产生执行难问题既有社会意识的原因,也有制度的原因和执行人员的原因。破解执行难问题,相应也应当从这几方面着手。     

论新型收入分配观的构建——基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分析

目前收入分配观当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对分配对象界定过于狭窄;对分配主体的理解过于单一,对各自作用领域划分不清;分配依据和标准不统一,未突出制度内依据、标准的作用;忽视制度体系的构建,制度的改革与建设滞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不够匹配。构建新型收入分配观应从拓展分配对象、扩大分配主体、整合分配依据、强化制度改革与建设等方面着手。     

完善我国法官惩戒制度的探讨

法官惩戒制度是防治司法不公、遏制司法腐败、提高司法公信力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然而,司法腐败屡禁不绝、司法不公时有发生的现状不禁会让人们质疑法官惩戒制度的现实功能。针对我国现行法官惩戒制度中存在的独立惩戒机构缺失、惩戒事由不完善、惩戒程序不规范以及惩戒措施过于行政化等弊端,应当在尊重法官职业特点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进行改革完善,实现法官惩戒的专业化和规范化。     

基层渔事海事审判的问题与对策——以服务“三农”为视角

基层渔事、海事审判具有管辖不便、渔民诉讼能力低、争议利害关系大等特点,相应地产生了地方人民法院错位管辖、便民审理措施需求多、生效裁决执行难等问题,故海事法院及相关部门应当以人为本,围绕党的"民生"、‘三农’政策,采取综合措施,严格海事管辖权制度,方便渔民诉讼,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     

附带民事诉讼限制赔偿范围的反思与矫正——兼论附带民事诉讼“执行难”的解决对策

现行民事诉讼制度在确定赔偿数额时,不判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并将适当考虑被告人赔偿能力作为一项原则。但前者无法回避举证责任的困难性、赔偿能力的不确定性、裁判结果的不公正性、审执交织的不合逻辑性等明显缺陷;后者抹煞了公法与私法的区别,违背了责任聚合的处理规则,违背了“举轻明重”的法律原理,在逻辑上与现行法律相冲突,且忽略了精神损害赔偿的调整功能。故附带民事诉讼限制赔偿范围缺乏合理性,应“坚持强势意义上的平等对待”,与普通民事诉讼的赔偿标准保持一致。其执行难的问题可以通过建立侦查阶段的财产保全制度、完善赔偿与量刑相结合的制度、建立民事赔偿执行与刑罚执行相结合的制度、建立监狱代偿制度、建立国家救助制度等方式予以克服。     

论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强制执法措施

贸易报复或中止义务事实上是一种双刃剑式自助救济,但在WTO法中却是一种强制执法措施。世贸组织把这种自助救济手段纳入其争端解决机制,不仅使它满足一定的先决条件,而且施加了严格的规则,使之成为WTO成员最后的临时救济手段,以发挥其引导成员遵守WTO法律义务的应有作用。世贸组织12年来的法律与实践表明,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中,中止义务这种救济手段,具有临时性、无追溯性、强制性、组织性、制裁性、非惩罚性、对等性和局限性,需要继续改进与完善。     

利益分析与人性化制度回应——终止城管暴力的良方

近年来,城管暴力侵犯执法相对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的公务化暴力现象频现媒体,造成其形象严重失衡,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执法者素质低下、利益的驱动、制度缺失之外,我们在分析城管公务化暴力成因时,还应认识到这种社会问题的出现与转型期城市化进程中我国城市管理与居民生存之间存在巨大而又深刻的制度断层密切相关。而这一问题的解决有赖于新时期政府行政思维更新后人性化行政执法制度设计。将执法相对人的利益设计其中是制度的核心,这个制度再能够被按照公正的程序去正确执行,城管形象重塑自然水到渠成。     

再论数据的法律属性——兼评《民法典》第127条规定

通过对《民法典》中同质对象的比较分析,结合对隐私、个人信息等规范对象的逻辑位序梳理,认为法律所明确保护的数据并不包括数据化的人格要素,而是指向一种经过相关主体的劳动、客观存在的无形财产。数据独立于其载体,具有财产特性,应适用于相应的财产保护范式。但数据不是物,并不符合所有权客体的特质,难以体现所有权的追及力和权能分离,无法满足所有权保护规则和条件要求。数据也不是既有知识产权法意义上的知识财产,其外延大于知识财产,但与知识产权客体的条件要求相契合,与知识产权价值目标趋同,具有可知识产权性,可以成为知识产权客体,并暂以单独立法形式予以规范。     

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公开宣告制度

法律监督公开宣告制度是指检察人员在类似于法庭一样的特定场所,向法律监督相对方或其他利益相关方,以公开、透明的方式宣告法律监督的工作结果、结论。作为一项新生的公开制度,在实践中存在规定不一的情况,为此,需要从适用范围、宣告主体和地点选择进行规范。适用范围上应当是具有终结性决定,对其公开不会影响和妨碍执法的文书;宣告的主体应当是作出决定的办案负责人;参加人员应当包括与案件有关的利害关系人、人民监督员和普通民众;地点应当选择类似于人民法院法庭的专门用于公开宣告的场所,可以取名为＂法律监督公开宣告室＂。同时,为了更好发挥法律监督公开宣告制度的作用,应该从场所的规范化建设、增加媒体的参与和宣告后的答疑程序等方面进行配套机制的完善,以期构建我国特色的法律监督公开宣告制度。     

论民事执行异议之诉制度的构建

民事执行异议之诉是保障债务人或第三人的实体权利在执行程序中不受侵害的重要制度,可分为债务人异议之诉和第三人异议之诉,其目的在于全部或部分排除执行依据的执行力或排除对特定标的物的执行。我国现有的异议之诉的立法缺陷在提出异议之诉的主体、异议之诉的审查程序、审理结果、对异议之诉的救济和监督等方面均有体现。在对执行救济制度的程序价值全面认识之后,应科学合理地构建我国的民事执行异议之诉制度,对债务人或第三人的实体权利给予全面的保护。     

量词的分类与对外汉语量词教学

有关量词的分类,有的以语义为基础进行平面划分,即按"数+量±的+名"的标准进行划分。本文提出,按照"±必要"将量词首先分为个体量词和非个体量词两个大类,然后每级一个分类标准,对非个体量词作下位划分,最终建立一个多层次的立体分类系统。这种分类可以较好地解决对外汉语数学中一些量词类属不明的问题。     

Child support and mixed-status families an analysis using the Fragile Families and Child Wellbeing Study

A large body of literature documents the importance of child support for children’s wellbeing, though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 child support behaviors of mixed-status families, a large and rapidly growing popu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is paper, we use data from the Fragile Families and Child Wellbeing Study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citizenship status on formal and informal child support transfers among a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sample of parents who have citizen children. Probit regression models and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PSM) estimators show that mixed-status families are significantly less likely to have child support orders and child support receipt compared to their citizen counterparts. We found that mothers’ knowledge of the child support system increases the probability of establishing paternity. However,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knowledge of and perception about the U.S. child support system between mixed-status families and citizen families do not have an impact on the probability of getting a child support order, child support receipt, or in-kind child support. Rather, institutional factors such as collaborations between welfare agencies and child support enforcement agencies as well as state child support enforcement efforts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formal child support outcomes. The results are robust against different model specifications, measure constructions, and use of datasets. These findings have important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policy makers and researchers interested in reducing child poverty in complex family structures and underscore the need to revisit child support policies for mixed-status families.     

行政执法检察监督问题探讨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专门法律监督机关,在一定的范围内可以有效监督和规范行政行为,防止权力的滥用。从行政失范表现和行政执法监督现状切入论述行政执法检察监督的必要性,从实践基础、理论基础、立法基础对行政执法检察的可行性进行了研究和分析,从完善行政执法检察的立法建设、明确行政执法检察监督的界限、行政执法检察监督的程序三方面构建行政执法检察监督的体系。     

网络直播聚合犯罪的罪因、特征与治理措施

网络直播聚合犯罪愈演愈烈,主要集中于知识产权犯罪和色情犯罪领域,国内目前对该类犯罪的研究较少。网络直播聚合犯罪与社会结构方面的紧张、个人违法性意识方面的紧张存在关系,前者主要体现为：商品拜物教影响下的部分民众设定目标时日益以物质获得为参考系;阶层固化使得处于部分底层民众无法通过制度性手段实现目标。后者主要体现为网络直播聚合犯罪者实施犯罪,与其权衡犯罪成本与获利数额、心存侥幸有关。在对案例进行实证分析的前提下,归纳概括出此类犯罪的三个主要特征：犯罪主体呈现出低龄化、学历较低、无业状态较多的特点;分工的复杂性、网络的匿名性使得犯罪的隐蔽性较强;黑灰产业链业已形成并成熟。对此类犯罪的治理,应当坚持惩防并举,在惩罚方面应当注意网络直播聚合共同犯罪认定规则的变通适用,以及网络直播聚合犯罪立法扩张、司法限缩与严格执法之间的关系;在预防方面应当构建国家、社会两位一体的预防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