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信访治理中的“包保责任制” 实践逻辑与现实困境 以鄂中桥镇为例

本文以桥镇为个案,运用国家、基层政权和农民博弈关系的三层分析框架,阐释了乡村基层信访治理中“包保责任制”的实践逻辑和现实困境。研究发现,尽管“包保责任制”能够强化包保责任人的责任意识,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信访治理工作难题,但监控环境与空间隔离、监控技术与社会基础、监控强度与道义压力这三大矛盾使得这一制度的运行陷入困境,滋生了越来越多与制度设计初衷相悖的“目标替代”行为。在此基础上,本文阐释了中国科层制运作的三大矛盾,即理性科层制与非理性运作的矛盾、专业化与综合性的矛盾、常规运作与非常规任务的矛盾,并给出了相应的理论解释。本研究强调,在中国基层权力运作中,长期而广泛存在的名实分离的矛盾现象,不仅仅是科层体制内部各行动主体博弈的结果,也不纯粹是一个组织激励问题,而是由科层体制与乡村社会的合力所催生。由此,在推进基层政权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就不能局限于制度建设层面,还要考虑是否具备支撑现代基层政权的社会基础和制度环境。     

上下级政府间“考核检查”与“应对”过程的组织学分析——以A县“计划生育”年终考核为例

中国基层政府执行国家政策或上级指令过程中一个普遍的组织现象是,上级对下级工作进行频繁的检查或考核,而下级政府采取各种手段、策略来应对。本文以华中地区某农业县2007年度计划生育年终考核为例,试图从组织学角度分析、解读这一检查与应对过程,尤其关注基层政府应对上级政府的各种策略。本文认为,这些非正式组织行为的普遍存在和重复再现常常导致自上而下考核检查的失败,究其根源,主要是组织结构、组织设计的不合理,尤其是监督制度、激励制度与组织目标、政治环境等方面的不兼容和内在矛盾。     

农业“去集体化”过程中的乡村治理与底层政治——对一段乡村历史的分层解读

本文采用底层史观的方法对中国农村去集体化进程进行了新的解读和分析。通过对江淮地区某村庄口述历史材料和文字档案材料的并置后发现,对这一事件的历史讲述存在不同层次的叙述文本。乡村共同体的隐藏文本揭示了集体化末期基层村庄的行动能力仍然是权宜而分散的,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仰仗外部局势的变化。然而在上层精英的叙述中,群众及其需要却被赋予附加的重要意义。进一步研究发现,主流历史的叙述方式与转型时期国家治理的合法性需要密切相关。     

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数字赋能机制——以技术赋能和制度赋能为分析框架

在数字时代,治理效能是以数字赋能为核心基础的。数字赋能既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又是保持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之需。浙江省德清县的代表性数字治理实践显示了数字赋能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和实现机制。数字赋能基层治理现代化主要在于从行政生态现实出发,把握“被执行的技术”的理论关键,注重技术与制度的有效融合,从而构建技术赋能与制度赋能的共轭驱动框架,有效地实现技术的嵌入性入场和制度的适应性护场,最终调和数字技术所隐藏的自在属性与行政体制的规制属性,从而稳定、高效地实现数字赋能基层治理现代化。本质上,数字赋能主要在于从技术和制度两重维度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构建起基层数字治理的生态体系,尤其注重适应性和在地性的塑造,推动行政体制与数字技术的内在统一和有机结合。     

金融全球化与“股东导向型”公司治理制度的跨国传播——对中国公司治理改革的社会学分析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金融全球化和美式“股东资本主义”的兴起,“股东导向型”公司治理制度在全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被誉为最佳公司治理模式或“国际惯例”。它不但影响了德、日等发达国家,也影响了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公司治理改革。本文认为,“股东导向型”公司治理制度在中国的传播主要由内生性和外生性两大动机驱动,经过两个阶段和通过三种机制完成。第一阶段是在跨国层面,“模仿性同构”机制和“规范性同构”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阶段是在国内企业层面,政府通过法律法规和政策等手段要求企业采用新的公司治理模式,即“强制性同构”机制发挥了主导作用。对中国公司治理改革的社会学分析有助于我们从一个不同于经济学和管理学的新视角加深对中国金融市场和上市公司的理解,对于反思西方新自由主义企业制度,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具有较为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贿选、恩庇与基层治理——以Y村为例

当前村落选举中,贿选形式多样。为何贿选被政府明文禁止却依然不衰,其基于何种逻辑产生,又造成何种治理结果。文章考察了Y村的选举过程及其治理之后,提出村落贿选源于恩庇侍从的权力模式。这种权力模式不仅支配了各群体的选举行为,而且还影响了之后的村落治理。文章由此反思当代中国基层自治的设计理念,指出外来输入村落的选举合意及权利平等理念与村落权力结构运行的恩庇侍从理念相悖,当前基层治理乱象即根源于此。     

从“官吏分途”到“群体三分”:中国地方治理的人事结构转换及其政治效应——对周雪光《从“官吏分途”到“层级分流”:帝国逻辑下的中国官僚人事制度》一文的一个补充

官吏分途作为古代中国国家治理的人事制度安排,依然具有其延续性和再生性。中国地方和基层治理中官僚群体、派生群体和雇佣群体的三分,与官吏分途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本文作为对周雪光《从“官吏分途”到“层级分流”:帝国逻辑下的中国官僚人事制度》一文的一个补充,提出群体三分是更接近官吏分途的延续者与变异者。层级分流与群体三分,共同构成了地方和基层治理的主干。官吏之间在数量和规模上的不对称与目前官僚群体、派生群体和雇佣群体在数量和规模上的不对称是相通的。雇佣群体是影响地方和基层治理绩效的重要因素。进入层级分流的精英群体或干部群体,除了具有经济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理性之外,还拥有政党所赋予的使命。使命政治是对晋升锦标赛政治的一个补充,它是解释中国的巨变和崛起的重要视角之一。     

共存机制下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共治与自治——以上海市为例

当前转型期的基层社会治理处于"街居制"与"社区制"共存的状态。因街居制与社区制是基于截然不同的社会治理理念而形成的社会治理机制,当前基层面临的问题和困境是因为社会治理环境、治理机制和治理理念没有相匹配而造成的。社区制取代街居制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必然选择,它需要在体制、机制上发生改变和完善。其途径是,以服务型执法确立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地位和角色;简政放权、行政管理重心上移;以预算制度保证决策主体与执行主体的效率;以法治建设保证转型后的社会治理机制不走样。     

生产“社会”,还是社会的自我生产?——以一个NGO的扶贫困境为例

兼具社会改造理想与实践的社会组织,会在其具体的社会行动中与既有的社会－政治结构产生何种碰撞,其结果如何,是理解公益组织社会行动的关键问题。本文从“生产社会”的议题出发,通过对一个社会公益组织的结构特征及其扶贫实践的研究发现,一个具有明确理念与行动目标,以及与之相应的严格制度建设与纪律要求的公益组织,会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遭遇到与其目标相反的种种困境。生产社会的目标可能会在组织实践中落空,而该组织甚至会逐渐成为地方社会得以再生产的空间。由此,本文试图回应公益社会实践研究中的重要观点,即实践走向“生产社会”,并希望引发对行动实践效果的反思与关注。     

全球治理中的知识生产与结构性权力竞争——以专业性国际组织FATF为例

为什么在军事等强制性力量使用受限的当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仍然拥有国际秩序中的决定性权威？“结构性权力”解释框架将金融信贷、知识生产提到了和国家安全、产业布局同等重要的地位,这是对当代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极具洞见性的观察和预测。相较于其他三个维度,知识生产仍是结构性权力相关学术讨论的薄弱点。本文提出知识生产如何发挥作用的分析框架,即知识生产在结构性权力建构和运用中,因其在概念框架界定与议程设置、行业标准与规范制定、合规评估、监督与制裁中占据关键性角色而发挥重要作用。本研究选择当今全球反洗钱和反恐融资最权威的国际金融制裁组织——“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为案例,以档案查询和对FATF国别专家进行访谈为方法,通过对FATF概念框架界定与议程设置、行业标准与规范制定、合规评估过程、监督与制裁机制的分析,呈现“知识生产”在新时期全球治理结构性权力竞争中的关键角色和重要作用,同时讨论了知识生产与国家实力、国家战略的关系,提出知识生产这一结构性权力竞争的非零和博弈特质。最后部分总结了“知识生产”作为中国提高全球治理结构性权力入手点的具体策略。     

“田野工作的想象力”:在科学与艺术之间——以《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为例

田野工作具有实证性格与人文气质的双重特性,所谓“田野工作的想象力”介于科学的探究与艺术的想象之间,将真实的观察和想象的再现紧密结合在一起。本文以《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为例展示了“田野工作的想象力”的一种可能性。从田野与理论的关系来看,田野研究的基本问题既不是从经验现实中直接生发出来,也不是从中层理论中推演出来,“田野工作的想象力”的空间是由经典理论的问题域给定的,但在实际进入田野后,理论的力量需要完全融化在对经验现实的敏感中。从微观与宏观的关系来看,复杂性成为田野工作由微观通向宏观的关键所在。这种复杂性表现在诸多方面：对“家乡社会学”的自然正当性的反省;对功能主义分析范式的突破;把行动者分析而非结构分析作为田野工作的焦点;将历史视野带入田野中。“田野工作的想象力”具有手工技艺的特点,其养成需要特别的耐心。     

基层治理中制度创新的制度化——以浙江新昌儒岙镇石磁村的实践为例

当前中国基层治理中的制度创新大多面临着如何实现制度化的难题.鉴于此,本文的核心问题是基层治理中的制度创新如何实现制度化?或者说基层治理实现制度化需要具备哪些基本条件?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本文对浙江省新昌县儒岙镇石磁村历时五年多的乡村典章制度化过程(2004年至2009年)进行案例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组关于基层治理制度创新实现制度化何以可能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