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政府治理创新的发生路径——基于111个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

“枫桥经验”“最多跑一次”等在全国的推广,说明基层治理创新可能成为突破性治理变革之基础。学界针对基层政府创新的成因、发展与扩散进行了讨论,但对孕育创新的因素、条件的组合配置则缺乏关注。本文构建了一个由创新动力、环境和资源组成的分析框架,以B市H区平安建设创新评审活动的创新项目为研究对象,运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法(csQCA),对基层政府治理创新的发生路径进行探析。研究发现,内部驱动、外部驱动、区域发展水平、舆论支持、社会参与、智力资源和资金支持是影响政府创新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可组合成“动力主导—外部驱动”“环境资源—社会参与”“资源主导—智力资源”三种路径,推动基层政府的治理创新。     

论长三角区域生态治理政府间的协作

长三角区域作为中国综合实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区域内的生态治理问题日益凸显。区域内各政府间面临着生态治理合作理念淡薄、生态补偿机制不完善、利益协调机制不健全、政绩考核体系单一等问题。面对这些问题,区域内政府要更新思想观念,建立＂双赢＂的利益协调机制、建立健全法律机制、健全生态补偿机制以及通过完善政绩评估体系等途径来推动生态治理合作。     

我国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的纵向治理结构分析

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政府职能部门作为我国公共服务提供的三类基本行政主体,在纵向治理结构中呈现出不同的行为特征:中央政府在缺乏经济激励的背景下倾向于通过政治施压,形成以人事控制为依托,以会议动员、考核评比为主要手段的政治激励模式;地方政府在自主性、碎片化权威和能力约束等因素影响下,形成选择性政策执行模式;职能部门在部门利益和政绩压力驱动下,形成借上级压力实现权力扩张的行为模式。公共服务纵向治理模式的特点,决定了地方政府和政府部门具有足够的内在激励去扭曲政策目标,使得选择性执行成为基层政府的优势策略,导致公共政策难以落到实处。     

嵌入性治理：城市社区治理机制创新的一个分析框架--基于对国家-社会关系范式的批判性反思

关于社区合作治理何以可能的问题,国家—社会关系范式一直处于主导性地位。该范式倾向于从宏观结构层面分析国家、社会元素在社区治理场域中的二元性（张力）逻辑：一方面强调社区“作为国家治理单元”的属性,另一方面强调社区“作为社会自治单元”的性质,二者共同体现了对“社区”的方法论关怀,而忽视了“社区”的本质意涵（本原性意义）,因而缺乏对社区治理的深层机理加以分析。本文从“嵌入性”思想和治理理论的核心观点出发,构建了社区治理机制创新的新型分析框架,即“嵌入性治理”视角的提出,意味着“社区嵌入社会”是国家（基层地方政府）、居委会（准行政代理）、专业社会组织（社会工作力量）、社区大众等多元主体进行社区合作治理的内在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嵌入性治理”可以被视为社会工作参与社区治理机制创新的一种本土化分析理路。     

国家治理视域下的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机制创新——以广州市番禺区为例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全新的改革视域下,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是当前各级政府关注的重难点问题。以治理为契机进行机制创新是破解这一难题的有效手段。经过实证调查总结分析了广州的"番禺经验",解析了流动人口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若干机制创新,剖析了流动人口管理与经济协调机制、法律配套机制、部门协调机制创新等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探析了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与经济发展联动机制、制度保障机制、激励机制和经验推广机制创新的路径和方式。     

地方政府治理结构改革与职能转变——从经济学视角展开的分析

从激励的角度看,政府行为与政府职能取决于政府的治理结构。中国“多任务委托—代理”型的地方政府治理结构,促成了地方政府经济增长至上的行为倾向。这种地方政府治理结构与行为倾向既发挥了促进经济增长的积极效应,也造成了政府公共产品提供功能薄弱、基层地方政府负债严重、许多公共管理政策有效性降低等问题。解决上述问题和加快地方政府职能转变,需要增强地方人大对同级政府的监督和制约、改善公共管理政策的实施机制、深化政府治理结构改革。     

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方式：以服务为本的社区社会工作

创新社会治理,基点在社区,核心在服务。以“善治”为目标,本文结合当前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实际问题,运用社会工作的“柔性”服务,优化社区治理体制、机制和方式,明晰各个治理主体的地位,实现对社区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满足居民个性化、多样化和复杂化的需要,培育社区参与,重建居民的主体责任,依靠居民自身的力量开展社区治理;以专业的力量促进基层社会自助、互助与公助,努力实现社区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探索创新基层社区治理的有效路径。     

现代生态危机视域下的治理冲突与式微

现代生态危机不仅是企业转型发展问题,也是科技创新和社会治理问题。虽然地方政府越来越倾向政治绩效最优化和公共利益最大化,但在尚未形成比较完善而成熟的绩效考核体系之前,党政部门仍会以地方政绩和部门利益为中心,还缺乏公共服务均衡化保护。在出现生态危机过程中,利益的纠葛与碰撞很可能触发群体性、突发性事件。此时党政治理模式的纯熟与否将直接影响社会矛盾与冲突能否得到及时有效地缓和与化解。     

改革深水区个体极端暴力事件应对与社会治理创新

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后个体极端暴力事件呈高发态势,暴露出的是政府与社会关系长期疏离致使社会进入转型期后一些社会个体境遇问题愈益突出和复杂,而基于传统管制思维的公共危机管理应对乏力。治本之策是立足“以人为本”,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层面推动创新社会管理向创新社会治理转变,构建善治意义上的治理服务型政府,通过改进社会治理方式解决公共安全问题,为民造福。     

城市社区治理的南山实践(专题讨论)

编者按:当前治国理政的政策方向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基层政府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构的基础性组成部分。对于如何推进基层政府治理现代化,理论上的讨论已足够多,但对基层治理实践的经验研究却比较少。为此,2014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地方政府治理与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项目组对深圳南山区的城市社区治理实践进行了调研,本期刊发的三篇文章是这     

基层国土执法的困境与逻辑——以对制度性规则的制度化拒斥为视角

基层国土部门在执法过程中不得不直面普通民众、地方政府、高层国土部门、社会舆论等不同主体的诉求和目标,而其本身的执法目标在这四者形成的压力型结构下受到挤压,从而产生对制度性规则的制度化拒斥现象,导致执法目标发生偏离.为了应对技术监控和逃避问责机制,基层国土部门与地方政府走向共谋,一方面将土地违法面积控制在不被问责的范围内,采取各种手段将违法土地合法化,另一方面以运动式治理的方式对一些土地违法现象进行处理.     

信用赋能社会治理创新的逻辑、需求与路径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市场监管和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举措,它包括信用优化公共资源配置、信用创新政府监管机制、信用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等维度,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我国新发展阶段推动信用赋能社会治理创新要把握政府构建新发展格局、打造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新模式、深化“放管服”改革的现实需要,通过打造信用数智底座、提升信用监管效能、强化区域信用协同、完善信用豁免机制等创新举措来夯实社会治理基础、推动政务服务升级、打造多元共治格局、强化主体权益保护。     

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研究--基于多中心治理视角

社会矛盾的有效化解直接关系到和谐社会的建构。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宏观社会背景下，如何创新社会矛盾化解方式，既是一个有着重要政策意蕴的实践课题，也是一个事关社会治理创新的重大理论课题。本文基于多中心治理理论，提出社会矛盾化解的基本思路：把大量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尽量下放到基层解决；不断整合社会资源，让公共部门、私人部门和社会组织形成良性互动、共同参与的格局。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不断加强部门联动，将诉讼调节对接机制延伸到最基层，有效地将社会矛盾化解在最初阶段；培育社会治理多元主体参与意识，完善工会、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利用经济杠杆，创新社会矛盾调解机制。     

共存机制下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共治与自治——以上海市为例

当前转型期的基层社会治理处于"街居制"与"社区制"共存的状态。因街居制与社区制是基于截然不同的社会治理理念而形成的社会治理机制,当前基层面临的问题和困境是因为社会治理环境、治理机制和治理理念没有相匹配而造成的。社区制取代街居制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必然选择,它需要在体制、机制上发生改变和完善。其途径是,以服务型执法确立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地位和角色;简政放权、行政管理重心上移;以预算制度保证决策主体与执行主体的效率;以法治建设保证转型后的社会治理机制不走样。     

从“一枝独秀”到“三元治理”——国家体育公共服务的新导向与新路径

针对我国体育公共服务发展过程中凸现的一些问题,诸如服务供给水平难以满足公众体育需求、政府重管理轻服务、部门垄断依然存在、社会参与不足等,政府职能和角色应该适时转变,从传统的政府一元治理转向政府、市场和社会相结合的三元治理结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社会和谐、提升国家形象是政府在体育公共服务中实现善治的基本价值诉求。重新定位政府角色、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府善治,是推进体育公共服务治理规范化、市场化、大众化和人本化的必然之路。最后,建构"政府统筹、社会协同、市场支持和群众广泛参与"的体育发展新格局,重心在于政府职能转变、焦点在于培育体育社团、要务在于拓展体育市场。     

“五社联动”的缘起、运作逻辑及其何以促进基层治理

“五社联动”是我国社会工作专业介入基层治理创新的最新成果,本文试图厘清“五社联动”发展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包括“五社联动”的由来、“五社联动”如何在基层运作以及“五社联动”何以促进基层治理。文章追溯了“五社联动”的发展历程,指出迄今“五社联动”经历了“突发事件下的自主探索—治理实践中的项目式培育—政策吸纳下的扩散深化”三个阶段。“五社联动”的运作逻辑包括如何发动及何以联动两部分,当前基层可以经由四种驱动力量发动“五社联动”,即制度倡导、项目支持、理念认可、社区内需。“五社联动”的运行机制内含因共识性需求而联合,“五社”要素延伸式培育及治理中的卷进式联动三部分,回应了“五社联动”中各要素因何联、谁来动、如何动的问题。本文还探讨了“五社联动”促进基层治理的原理,即“五社联动”通过扩展基层行动者网络再造治理结构,培育多中心治理格局以提升社区治理韧性,“去悬浮”的社区赋权实现有效治理,从而重塑了基层治理体系和流程,提升了基层的治理能力。     

研究型政府:公共管理的新愿景

近年来,在“学习型组织”的话语背景下,学习型政府成为流行的新概念。相对于“长官意志”和“论资排辈”而言,学习型政府无疑具有进步意义。但学习型政府存在着被动学习、目标不明、学用脱离、成本高昂等局限性。为了提高各级政府的政策驾驭(掌舵)能力,为了更好地推进我国的公共管理创新,政府管理在理念上需要从学习型政府走向研究型政府,并通过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完善决策咨询机制、建立政府与学者互动机制,建构具有前瞻性思维和追求卓越境界的公共治理新体制。     

我国政策网络兼容性研究

我国多元化、跨层级、条块式的政策制定和执行模式,难以超越地方政绩和部门利益的科层制窠臼,不兼容的政策目标导致以邻为壑的政策指令和行政规章出炉,背道而驰的政策执行引发区域和部门冲突,损害了社会整体利益。政策网络既关注政策过程,注重政策目标协调、政策执行中的沟通互动和政策效果反馈,对政策过程进行全程控制;又侧重结构边界互动,基于平行关系协调多元政府及社团利益,建构各级政府及社团间的伙伴关系模型,减少政策冲突的可能性。政策网络的兼容特质凸显,从整体性治理视野对多个自主政策子系统整合叠加以消除负效应,在尊重信任、信息共享基础上实现各级政府及社团跨地域、超部门、多层级的无障碍互动,促成国家与社会、地方政府及行政部门之间、利益团体及个人价值的整合融通,形成多元伙伴型共同治理格局。     

上海城市社区建设中的社会工作介入

长期以来，政府部门往往习惯于在事发末端运用行政手段来解决社会稳定问题，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建立长效的社会治理机制。在具体操作上，也总是由政府执法部门冲在第一线，用行政化的方法和手段来管理社会，解决相关的社会问题。实践表明，这种“重打轻防”、“政府包揽”的治理方式虽能产生一定的短期效应，但往往治标不治本，     

数字化转型下网格化治理的逻辑、实践与路径

积极构建网格智慧工作体系,以形成反应便捷、协同高效、服务精准的“微治理”单元,是保障城市公共安全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防线。近年来数字城市建设、城市治理的技术化和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汇集在一起,以资源整合、流程再造、服务融合为基层赋能的网格化运作逻辑,极大提升了社会治理效能。基于广州“综治中心+网格化+信息化”的智慧网格治理建设实践可看出,打造智慧网格需进一步从理念更新、信息整合、流程优化、平台开放、队伍建设等方面持续创新,探索完善路径,以全面推进基层治理的信息化智慧化转型,为公共安全与社会稳定夯实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