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创新:中国基层民主发展机制的一种阐释

从中国基层民主发展与民主创新之间的关系来看,基层民主创新的根本目标范式是治理导向的强民主.中国基层民主的发展机制是以基层党和政府的民主创新为主,以公民自主参与能力的提高为辅.民主创新要尽量在体制内寻找空间,激活体制内的民主程序和民主制度;保持旧体制与新机制之间具有一定的连续性,不盲目追求重大突破;以技术性变革促进体制性变化;民主形式的选择要注重实用性和多元化.     

数字赋能城市基层治理的路径探析

本文概括了当前我国数字赋能基层治理的现状及特点,分析了数字赋能城市基层治理的深层逻辑,指出了当前数字赋能基层治理在数据采集、数据共享及数据应用三方面存在不足,并分析了其中的原因。进而提出破解路径需要各级政府部门从数字政府全局谋划,以市域大数据和智慧城市角度出发,聚焦城市治理大格局,通过加强顶层谋划、推进制度完善、完善应用支持、提升应用大众化、加大资源保障五方面着手,回应基层关切,让数字赋能基层治理见实效,实现基层治理的精准化品质化,以此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浙江省基层社会治理民主化创新的特点、路径及展望

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有机结合,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的一项伟大创举,有利于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实现人民的利益。县、乡、村三级基层社会治理中,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二者的有效结合,不但推动了基层民主建设,而且使得村民自治以及乡镇治理更加合理化、程序化、规范化。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的结合,促使基层党政干部明确了工作宗旨和工作目的,从而有利于协调党群干群关系,实现党群干群关系的和谐。     

基层政府治理创新的发生路径——基于111个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

“枫桥经验”“最多跑一次”等在全国的推广,说明基层治理创新可能成为突破性治理变革之基础。学界针对基层政府创新的成因、发展与扩散进行了讨论,但对孕育创新的因素、条件的组合配置则缺乏关注。本文构建了一个由创新动力、环境和资源组成的分析框架,以B市H区平安建设创新评审活动的创新项目为研究对象,运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法(csQCA),对基层政府治理创新的发生路径进行探析。研究发现,内部驱动、外部驱动、区域发展水平、舆论支持、社会参与、智力资源和资金支持是影响政府创新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可组合成“动力主导—外部驱动”“环境资源—社会参与”“资源主导—智力资源”三种路径,推动基层政府的治理创新。     

基层治理:转型发展的逻辑与路径

基层治理是指一个政治制度框架或政治结构之中最基层的权力运作过程。基于不同的视角,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政策过程,或者一种民主发展形式,或者一系列现代国家建构的方式与手段。但无论基于哪种视角,基层治理的核心是基层民主,其方式是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各种社会活动,其目的是最大限度地促进国家公共利益。因此,基层治理的目标、制度建构及其实践,对于当代中国的转型发展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基层治理一直是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这主要是由四个现实条件决定的。其一,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超大型农业社会决定了其经济基础是农业,政治基础在基层;其二,从当代农村到城市的改革过程中,基层治理因其实验性特征能够有效地降低改革风险,为社会转型发展积累经验;其三,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转型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最为集中地反映在基层乡村和城市基层;其四,由于基层社会的重要性,党和政府主动地将基层治理作为改革的路径,并提供相应的制度财政保障。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及社会的深刻转型,必然需要一种新的适应变革的治理模式,这就使得当前的基层治理面临着严峻挑战和转型压力。实践表明,只有实现基层治理的民主化、法治化,才能使基层治理符合现代政治的标准,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为此,国家应积极推进政策过程中的授权、决策、管理、监督等权力环节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充分发挥基层民众、党组织、自治组织、社会组织等各方面的主体作用;自觉维护宪法和法律在基层治理实践中的权威地位,使全部治理行为依法依规进行;有效推动增量改革制度化,用法律和制度将改革创新的成果固定下来,用以规范治理行为与实践。只有这样,才能切实地保障人民的权利和利益。     

转型期乡村基层治理变革的创新模式与优化路径

农村市场化改革使原来的乡村社会体系、农村政治空间和基层治理体制发生了全方位的根本性变化。农村的经济社会转型是一个涵盖基层治理和农村政治在内的系统改革过程,系统中任何一个环节发展的滞后或者停顿都会给整个社会的转型带来不确定性结果,其艰巨性和复杂性也为农村基层自治制度的发展带来契机,使得基层自治和乡村民主政治转型具有现实的必要和发展的必然。     

“县域善治”: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理想模式

以县域为核心的基层社会管理,是当前我国社会管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研究从县域的历史发展着眼,结合"治理—善治"理论的发展成果,提出应该在基层实施"县域善治",并将其作为创新基层社会管理的一种模式进行探索,以破解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各种困惑。首先,本研究根据"善治"理论,结合县域实际,试图澄清"县域善治"的基本内涵及其构成要素。同时,本研究从理论上阐述了实施"县域善治"的重要意义和实施"县域善治"的观念基础。此外,本研究还提出了构建融政权框架体系、决策咨询体系、管理执行体系、监督约束体系以及协调支持体系等五大体系为一体,既符合时代发展要求,又具有中国特色的"县域善治"体系。     

城市基层党组织的反思性引领

为了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部署以及提升城市基层治理效能的双重目标,城市基层党建引领不断创新。客观存在的基层党组织与社区系统二者的张力实际上凸显着反思性引领的重要性。研究发现,城市基层党组织反思性引领是对基层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创新实践的一种机制性反思,它强调以程序建构及其实践来对党组织自身过去、当下和未来的引领行为进行自主性的反思,并在实践层面和价值层面的反思中同步塑造新的引领行为。深入分析得出,城市基层党组织反思性引领蕴含两种基本逻辑：一是基于子系统关联性运作的结构逻辑,其以程序构建来建立可视化的公共对话结构,从而以规范性条件、规则可行性和经验结果来建构一种关联性运作的系统整合结构,包含“多层的逻辑关系结构”“制度空间内契合的制度复合体”“规范化反思的程序实践”三个层面;二是基于组织理性假定来持续修正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行动图式的过程逻辑,具有“组织理性”“决策行为”“评价贡献”三个维度。反映群众和再组织正是城市基层党组织反思性引领的内在机理。     

公共治理视角下的城市管理

城市管理过程中"人、物"分离是导致城市管理效能低下的制度成因。本文从公共治理的视角解读城市管理的内涵,以北京数字化城市管理模式为案例,探索以数字化人口管理监督平台为载体,实现城市管理与社会管理的有效对接,通过制度创新,将公共治理理念落实在城市管理的实践之中。     

城市基层政治参与对政治效能感的影响 一项以上海社区为例的实证研究(英文)

在建设基层民主的过程中,政治效能感是反映政治体系民主和健康程度的重要指标。研究表明,特定的政治参与行为对个人政治效能感有正向或负向影响,但目前探讨中国城市基层政治参及其政治效能感的研究尚不多见。本文综合现有理论文献,将政治效能感分为内部效能感和外部效能感进行分析,并根据政治参与影响效能感的两种不同机制,将政治参与分为教育型和诱导型两类,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数据分析。本研究以上海社区的抽样数据为样本,分别建立“教育型参与-内部效能感”和“诱导型参与-外部效能感”两个回归模型。前者分析“抗争”和“竞选业主委员会成员”两项教育型政治参与行为对内部政治效能感的影响;后者分析“参与居委会选举投票”和“参与业委会选举投票”两项诱导型政治参与行为对外部效能感的影响,两个模型均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但作为教育型政治参与的“抗争”,因其在大部分情况下会以失败告终,故可能对政治效能感起不到一般教育型参与的促进作用。同时,通过数据分析,本文也发现“参与居委会选举投票”和“参与业委会选举投票”的差异：虽然根据已有研究两种“投票”均应归入诱导型政治参与,但是参考中国城市社区的现实情况,业委会选举机制的不成熟以及行政手段的介入,都有损于业委会选举的“政治诱导性”,故可能对外部效能感产生负面作用。本文根据上述问题和本研究的不足提出了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英国城市治理创新经验及对广州的启示

英国大城市治理着眼于优化物理空间与完善行政管理体制,同时以品牌塑造和人才国际化为基础提升城市品质。广州在迈向引领型全球城市过程中借鉴英国大城市治理创新经验,应把握以下着力点:一是强化城市有机体思想,焕发城市发展活力;二是增强城市综合承载力,创建舒适城市环境;三是高度整合信息资源,创建综合型社会治理模式,四是重塑社区自治组织,合理划分权责边界;五是加强对外形象宣传,提高城市国际知名度。     

空间与治理:城市政治研究的新进展

城市作为政治现象产生发展的重要场域,日益为学术界所重视。本文从"空间"与"治理"视角对城市政治研究进行了总结回顾。结合个体、社区、城市三个不同层次的研究主体,本文总结评述了市民政治参与、政治效能感、社区发展非均等化、社会资本、城市中的"邻避"现象与城市政体理论等议题。当下,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加速,城市发展面临着一系列问题。本文指出中国的城市政治研究应该在借鉴西方经验的同时,结合中国城市特点,发展出切合中国国情的城市政治议题。     

论城市治理的“数据本体”及界面文化建设

自然界、社会和思维过程融合为数据世界,"数据本体"基于数据世界生成和演化。从自然生成论和建构论角度探究"数据本体",其内涵和意义也复杂多样。基于建构论的观点对"数据本体"及其现实过程解析,这种解析过程有多方面的启示。城市治理过程涉及数据本体论问题,对"数据本体"的探究有利于认识和理解城市界面文化。     

“活”的城市与“被看见”的人——城市大脑的实现逻辑以及对行政管理和行政法的影响

城市大脑作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治理方案,以数据调取和利用为关键,高度关注个体权益保障和现实诉求。它以城市作为治理单元探索地方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经历了从技术应用、场景突破到学理提炼的演进过程,如今到了新的瓶颈期。对其形成掣肘的是传统行政管理体制和传统行政法,为更好地保护个体权益并提升国家和地方治理水平,行政组织、行政编制、行政职权、行政程序和纠纷解决机制等都面临革新。     

“五社联动”的缘起、运作逻辑及其何以促进基层治理

“五社联动”是我国社会工作专业介入基层治理创新的最新成果,本文试图厘清“五社联动”发展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包括“五社联动”的由来、“五社联动”如何在基层运作以及“五社联动”何以促进基层治理。文章追溯了“五社联动”的发展历程,指出迄今“五社联动”经历了“突发事件下的自主探索—治理实践中的项目式培育—政策吸纳下的扩散深化”三个阶段。“五社联动”的运作逻辑包括如何发动及何以联动两部分,当前基层可以经由四种驱动力量发动“五社联动”,即制度倡导、项目支持、理念认可、社区内需。“五社联动”的运行机制内含因共识性需求而联合,“五社”要素延伸式培育及治理中的卷进式联动三部分,回应了“五社联动”中各要素因何联、谁来动、如何动的问题。本文还探讨了“五社联动”促进基层治理的原理,即“五社联动”通过扩展基层行动者网络再造治理结构,培育多中心治理格局以提升社区治理韧性,“去悬浮”的社区赋权实现有效治理,从而重塑了基层治理体系和流程,提升了基层的治理能力。     

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方式：以服务为本的社区社会工作

创新社会治理,基点在社区,核心在服务。以“善治”为目标,本文结合当前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实际问题,运用社会工作的“柔性”服务,优化社区治理体制、机制和方式,明晰各个治理主体的地位,实现对社区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满足居民个性化、多样化和复杂化的需要,培育社区参与,重建居民的主体责任,依靠居民自身的力量开展社区治理;以专业的力量促进基层社会自助、互助与公助,努力实现社区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探索创新基层社区治理的有效路径。     

基层治理重构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制度拟合——基于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视角

长期分治的城乡社会的断裂,对基层治理与社会管理均提出了历史性要求,国家与社会的合作是基层治理与社会管理对接融合的关键,也是必然.国家与社会的共同发展,将极大地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多元主体在基层公共与私人空间的合作,旨在共同建设自由的微观幸福与宏观和谐,这需要市县基层行政体制的改革作为制度保障.基层治理重构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制度拟合,将是促使城乡统筹发展的“阿基米德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