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统体制的内在矛盾与条块关系

在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上，最近十年发展起来的一种理论视角是从一统体制的内在矛盾出发，探讨此种矛盾引发的应对机制及其形成的国家治理模式和治理逻辑。但是，此种理论视角忽略了条块关系的作用，未能把条块关系纳入理论分析范围。本文试图拓展这种理论视角，把“一统体制的内在矛盾”扩展为“多元化的国家能力建构所包含的冲突”，为解释包括条块关系在内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提供一般化的理论分析框架。本文认为，条块关系之形成，是中央政府为了建构多元化的国家能力、控制国家能力建构上的冲突所导致的结果。进一步，国家能力建构上的冲突的演变又导致了条块关系的演变。     

加强城市社区建设应理顺四种关系

社区建设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已成为一个方兴未艾的热门话题。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期 ,我国的城市社区建设形成了由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共同促进的社区共建机制 ,这是一种颇具中国特色的社区建设思路和模式。沿着这一思路和模式 ,当前的社区建设应着重理顺“四种”关系 ,即党政关系、政企关系、政社关系和管理体制上的条块关系。     

“弱整合”：条块关系视角下乡镇社工站的运作机制

乡镇社工站作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一项制度建设工程,受到条块关系的深刻塑造,其中政治动员、控制权分配和自主性激励是重要维度。本研究基于J县为期一年的乡镇社工站经验,运用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等方法,试图揭示乡镇社工站的运作机制及非预期性后果。研究发现：（1）弱政治动员、弱控制权分配、弱自主性激励构成的条块互动关系,塑造了乡镇社工站“弱整合”的运作机制;（2）“弱整合”机制导致乡镇社工站呈现出“不完全执行”的现象,社会工作专职化水平总体不高,但民政工作者和社会工作者分别采用“借力”“借势”的策略将治理任务转化为项目指标,拓展了条块关系“弱整合”优势。对此,建议从本地人才专业化培养、政社合作制定项目指标等方面加强社会工作制度建设,更好地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     

全球经济社会转型与马克思社会哲学模式的再认识

建立在劳动和资本分析基础上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自然关系-社会关系”双层冲突论,构成马克思社会哲学的完整模式。“西方”与“非西方”世界构成当今全球经济社会转型紧密联系的两面。仅从西方世界内部来看,其消费社会转型使“消费”、“社会关系”等上升为其社会矛盾的主要方面,“生产”、“自然关系”等则相对退居其次,这导致其内部社会冲突的“去自然化”;而从全球范围来看,西方通过资本跨国流通把作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活动”的生产转移到非西方国家,则是将全球社会冲突“再自然化”的现实依据。“自然关系一社会关系”之间的冲突,构成当今全球经济社会转型中的主要矛盾之一,重构马克思社会哲学模式,具有极其重大的时代意义和本土意义。     

社会工作承运中政府与机构的契约关系及重构

我国政府向民间社会工作服务机构购买服务，形成了一种“买卖”契约关系。这种关系在社会工作承运体系中占据重要的地位，直接影响社会工作服务的数量与质量。与此同时，政府与机构之间的契约关系面临着“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合谋”、“阴谋”等四种博弈困境。因此，重构政府与机构之间的契约关系具有一定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只有重新确定社会工作服务对象的主体地位，健全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制度体系，加强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的运营能力建设，才能更好地构建政府与机构之间的良性契约关系，提高社会工作服务质量。     

诱发干群矛盾的因素简析

之一,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群众迫切要求资金、技术、信息等多方面的服务,但由于条块关系的很多环节未理顺,时常碰到“块改条不改”和“块块放、条条收”的条块分割现象。乡镇政府要为群众办一件实事,得去多个部门“协调”。而只有责任去向群众“要钱、要粮、要人”,基层干部却无实权帮助群众排忧解难办实事。这种条块分割的矛盾,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干群矛盾。之二,群众要求基层干部多深入实际,但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文山会海,干部难得沉下去。县级各部门的大小会要乡镇领导参加,大事小事要乡镇     

论核时代大国关系的洛克政治结构

科学技术发展到核时代,核战争所带来的毁灭性后果决定了核大国间的关系逐渐脱离了传统的霍布斯政治结构状态,而步入洛克政治结构之下,即核大国之间形成了一种“生存和允许生存”的政治关系.尽管洛克政治结构并不能杜绝核大国之间的冲突、竞争,甚至战争,但这些矛盾和冲突会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而不至于失控.     

论马克思主义党法关系思想的中国化历程及其理论生成

马克思、列宁关于党法关系的论述是马克思主义党法关系思想中国化的起点。在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到领导党、由领导党到执政党的转变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也在不断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党法关系思想解决中国共产党与法律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实践历程方面，中国共产党与法律之间的关系历经模仿与探索、变革与稳定、法治化与全面深化三个阶段；在理论创新方面，则逐渐形成了以“党要在宪法与法律范围内活动”为基本定位、以“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为基本逻辑、以“依法执政”为基本运行方式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党法关系理论。     

日本现代化进程中的家庭关系嬗变

明治维新以来,伴随着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变迁,日本的家庭制度、家庭形态、家庭功能和家庭观念都发生着蜕变与演化.带有浓重封建色彩的家庭关系经历了沿袭与改良相砥砺的振荡,由外而内的社会变革推动下的重建,由内而外的个体自觉驱使下的渐变.本文分三大历史阶段探讨了日本家庭关系在现代化进程中演进的外部条件和内部机理,旨在揭示社会进步与家庭演变、个体发展之间的同构性与背反性,考察家庭领域内东方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冲突与交融.     

解读古吉拉特教派冲突

发生在印度古吉拉特邦的教派冲突 ,始于 2 0 0 2年 2月末 ,至 5月中旬仍没有完全平息。此次冲突因死伤人数多、扩散速度快、涉及范围广和持续时间长 ,被称为自 1992年以来印度最严重的教派冲突 ,被印度总理瓦杰帕依称为“印度前额的黑记”和“印度的耻辱”。此次教派冲突给印度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对外关系均带来了负面影响 ,对于宗教团体之间 (特别是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 )的团结和睦 ,更有着巨大的破坏作用。由于教派冲突涉及宗教传统、社会意识、政治发展、经济状况乃至国际关系等方方面面 ,加之印度巨大的地区差异 ,要对这次教派冲…     

“结对竞赛”:城市基层治理创新的一种新机制

本文聚焦近年来在城市基层治理转型前沿发生的制度性变革,即基层政府的职能重心从传统的发展经济转向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领域,使得上级政府对其治理绩效难以清晰衡量,而更依赖于“印象政绩”的评估与考核。在此条件下,基层治理场域出现了一种上级“条条”部门与下级“块块”“结对竞赛”的新机制。“结对竞赛”有助于条块部门之间紧密合作,携手实现治理创新,克服以前的条块分割问题,以便向上级发送政绩信号;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向激励,导致过度创新和成功的创新经验难以扩散到竞争性地区等问题。本研究结合A区民政部门推动“社区分析工具”创新实践的案例进一步呈现了“结对竞赛”的运作机制与组织逻辑,并与“晋升锦标赛”和“项目制”等传统治理机制进行了比较。     

统治风险与地方分权——关于中国国家治理的三种理论及其比较

在研究中国国家治理时,同时考虑中央政府关心的效率目标和政权稳定目标的理论有三种,即：周黎安提出的“行政发包制”模型,曹正汉等提出的“中央治官、地方治民”模型以及周雪光提出的“帝国的治理逻辑”。然而,这三种理论关于中央政府的效率目标和政权稳定目标能否兼容存在着明显分歧;此外,这三种理论在分析层面上也存在差别。导致分歧和差别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关于兵民能否分治,三种理论隐含着不同的假定;另一个是关于中央政府着重防范的统治风险的来源,是来自地方分权本身（如地方政府的“各自为政”、“偏离”、“失控”等行为）,还是来自被统治的民众（如民众可能的抗议、反对或对抗等行为）,三种理论持有不同的观点。     

Order in Transitional China and Its Institutional Logic

The development of order in transitional China is not merely a matter of institutional supply, but also a matter of defining the state’s special roles and functions in the transition period.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 has sought to realize the twin governance aims of high speed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t economy and maintenance of stability, which require that the state simultaneously undertake the dual roles of modern government and national capital. The consequent adjustments to the governance structure are expressed in the state’s devolution of power to the market while reserving government pricing power; devolution of power to local governments while reserving power over central tasks; and affirming social rights while reserving the power to approve social organizations. At the institutional level, the externalities produced by this “quasi-decentralized governance structure” are marked by the shrinkage of arrangements for collective welfare, the absence of mechanisms for routine security in ordinary lif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echanisms that allow the government to profit from the market. This may result in the instrumentalization of government functions and the capitalization of public power, producing imbalance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social rights, wealth and risk, or in other words, social instability.     

“一体多面”：中华帝制时期的国家—社会关系再研究

关于中华帝制时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特征国内外学术界提出了诸多理论概括,诸如“士绅自治”“吏民社会”“官民合作”,等等。本文从行政发包制理论的视角重新审视关于中华帝制时期国家—社会关系的现有理论概括,借助“行政外包”这一分析概念,强调特定的治理领域特征与行政外包的具体形态之间的对应关系,进而揭示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运行机制和内在逻辑。本文试图提出“一体多面”的概念,重新概括中华帝制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总体特征,为理解中华帝制的“权力一元性”与“治理多样性”的奇妙结合提供新的观察视角和分析框架。     

Land Finance and the Tax-sharing System： An Empirical Interpretation

地方政府的区域竞争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其中的作用机制有待发掘。地方政府行为受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影响,尤其受分税制以来财税体制改革的影响。分税制集中财权使地方政府逐渐走向以土地征用、开发和出让为主的发展模式,从而形成了土地财政;利用省级的年度数据验证了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无论如何评价以土地财政为代表的发展模式,与财政包干制相比,分税制都是一个理性化的制度变革,其建立了中央与地方之间关系的稳定互动框架,而以土地为中心的城市扩张模式是这次改革的意外后果。     

中国的集权与分权:“风险论”与历史证据

在中国历史上，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关系经历了一系列重大演变。这些演变给我们提出如下三类问题：第一，在地方政治体制上，为什么一部分王朝在开国初期采用了分封制，而当王朝稳定下来之后，却又谋求削藩?第二，在边疆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为什么元代和明代采用“土司制”，清代却推行“改土归流”?第三，在省级政区和省级政府的设置上，为什么汉人政权表现出兴废不定和周期性循环，而游牧民族建立的中原王朝却不存在这种循环?此外，清代之后建立的汉人政权为什么又打破了这种周期循环，建立起稳定的省级政区和统一的省级政府?本文论证了上述问题可以用“风险论”——即中央政府追求“统治风险最小化”的行为及其面临的约束条件——来解释，还同时比较了“风险论”与“帝国的治理逻辑”和“行政发包制模型”在解释能力上的差别。     

调控失灵与社会的生产: 以房地产业为个案及个案拓展

房地产业具有市场性和社会性双重性格。国家对房地产业调控失灵根源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利益获取方式的不一致,权力化市场制造了市场强势：一方面封闭了中央调控制度的执行;另一方面瓦解了社会成员自组织的抵抗行动。“强政府”体制的弱调控力这一悖论事实背后是地方保护主义。中央政府应该调整“放权”的内涵：从“放权于地方”的内部权力分配转向“放权于民”,形成两条腿走路的社会治理模式,建构国家与社会“共建”关系格局,联合对抗权力化市场的侵蚀,这是中国“社会”能够成功“生产”的根本出路。     

行政发包制

本文试图论证行政发包制在中国作为一种分析政府间关系、官员激励和政府治理的理论框架所具有的独特内涵、价值和意义。行政发包制是指政府内部上下级之间的发包关系。作为一种理想类型,它既有别于韦伯意义上的科层制,也有别于纯粹的外包制,而是居于两者之间的一种混合形态。行政发包制在行政权分配、经济激励和内部控制三个维度上呈现相互配合和内在一致的特征,适合概括中国政府间关系和治理模式的长期稳定而鲜明的特征。提出行政发包制,有助于重新解释许多有关中国政府运行的特征和现象,同时也可以揭示一系列未被现有文献系统关注的政府现象和问题。本文还将行政发包制与“政治锦标赛”理论结合起来,从纵向行政发包和横向晋升竞争两个维度进一步拓展关于官员激励和政府治理的分析深度和广度。     

项目制与政府间权责关系演变：机制及其影响

项目化运作是近年来国家治理的重要模式。既有研究已揭示：在项目制下,上级政府控制权增加,而下级政府的统筹治理能力被压缩。本文通过考察国家妇女小额贷款项目的演变过程发现,在项目制下,政府间权责关系的明晰化使下级政府可以通过倒逼机制影响上级部门的行为,维护地方政府利益。这实际上反映出,项目化运作不仅提供了从上至下的控制渠道,也同时增生了由下至上的反控手段。在这种演变中,上下级政府间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双方围绕权责关系展开互动博弈,进而影响国家与社会关系,出现基层治理的“脱嵌”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