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韦伯对新教伦理的实践超越——对《学术与政治》的社会伦理解读

学术界传统上将以＂天职观＂为主要内容的新教伦理作为马克思.韦伯社会伦理的核心内容,实际上新教伦理之于韦伯更多的是一种事实描述而非价值判断。通过对《学术与政治》一书的解读,展现了韦伯社会伦理对抽象层面的新教伦理的现代实践性超越,在个人领域,韦伯的职业伦理坚持学术的＂科学精神＂,力求价值无涉;在公共领域,韦伯的政治伦理坚持价值关怀,主张政治激情的精神。     

反思与重塑: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价值的思考——读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启示

马克斯·韦伯的学说自诞生以来便引发广泛的研究和关注,并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研究韦伯学说的韦伯热。当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研究韦伯的学说对于协调市场经济与伦理价值两者关系,仍然有很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对韦伯经济伦理价值观解读的基础上,反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道德失范现象产生的伦理价值根源,探讨传统伦理价值实现现代转型的重要意义和现实条件,在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伦理价值体系问题上提出一些思路和建议。     

权力与伦理:韦伯支配社会学中的国家理由问题

韦伯在权力与伦理之间的纠结，鲜明地体现了马基雅维里主义“国家理由”学说的双重性。和马基雅维里一样，韦伯看到，随着近代国家的兴起，政治成为一个独立的价值领域，与其他价值领域相冲突，但又不能彻底脱离其他价值领域。因此，他拒绝纯粹信念伦理，主张效果取向的责任伦理。不仅如此，他还直面马基雅维里时代尚未凸显的现代官僚制问题，把政体伦理降格为行政管理的正当性，从而使官僚制与伦理的关系问题走向前台。从这个意义上说，韦伯是一位“新马基雅维里主义者”。韦伯没能也无意彻底解决权力与伦理的冲突，他接受政治的“手段—目的”在伦理上的不一致之非理性现实，但他留下的官僚制与伦理的关系问题早已不只是一个德国问题，更是一个当代政治的普遍问题。今后中国的国家和社会治理研究不仅要从制度层面，还要从观念层面解释中国如何从传统伦理性的“家产官僚制”演变成今天的官僚制。     

价值的科学——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再探

面对现代社会中理性与非理性、主观与客观、事实与价值之间的紧张,马克斯·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力图在对立双方之间搭建起关联并在研究中往复运动,借助包含价值的历史个体和理想类型,通过超越主客观对立的价值阐释,说明历史、文化与社会的各种独特现象,发现各民族和时代中人们的价值理想,理解先辈如何去坚持和实践它们,进而指导现代人在今天继承和实现这些价值。历史和社会科学,既要用理性的方法培养学人清明的理智,也要使人看到超越理性的价值信念,从而帮助人在高度抽象的现代社会中,以理性的态度去守护和坚持各种文明的价值核心,避免走向僵死的理性和狂热的非理性两个极端。     

虔敬主义伦理与普鲁士官僚制精神

理性化在韦伯思想中占据着重要位置，然而韦伯对行政领域理性化（即官僚制的出现）的论述并没有像对经济领域理性化（即资本主义的诞生）的分析那般细致和系统，尤其是韦伯没有如揭示资本主义精神背后的加尔文宗教义那样，揭示官僚制的宗教伦理基础。通过重返被韦伯视为理性官僚制典型的普鲁士官僚制于17—19世纪的演变过程，可以发现路德宗虔敬主义在此扮演着重要角色，并且对普鲁士官僚制精神的兴衰起到了重要作用，由此可以启发我们从官僚化的价值伦理角度对韦伯的官僚制理论进行补充。     

解读科学发展观的生态伦理特质

任何一种关于社会发展的观念,其背后都蕴藏着一定的伦理思想,都以某种伦理思想作为其价值依据和精神支撑,科学发展观也不例外。从生态伦理学的角度对科学发展观进行解读与分析,探讨其蕴含的生态伦理意蕴和生态伦理价值。科学发展观的生态伦理意蕴体现在:以人的生态利益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伦理内涵、和谐共进是科学发展观的伦理要求、生态正义是科学发展观的伦理本质。其生态伦理价值表现为:在政治层面意味着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重大的政治问题,党和政府必须加强生态执政;在经济层面要求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展绿色经济;在社会生活层面表现为转变生活方式,倡导绿色消费,优化人居环境;在文化层面体现为树立和谐友好的生态伦理价值观念,走生态文明之路。这些都从新的视角揭示了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时代意义,为建设一个生态文明的和谐社会提供伦理指导。     

一种全新的伦理秩序和伦理规范——试论全球化时代普世伦理在实现全面和谐中的价值

本文以全球化时代因和谐与冲突的张力失衡所凸显出来的问题为普世伦理存在的存在论依据,认为对普世伦理的研究必须从信仰层面的根本冲突转向对全球化时代现实生活的关切上.剥离普世伦理原有的宗教学含义,并吸取其合理的因素.在这种层面上,揭示了本文所界定的普世伦理的哲学内蕴,进而论述了普世伦理在实现全球和谐中的价值以及普世伦理的实践可能性.     

宗教伦理、宗教组织及世俗化因素--刍议宗教伦理研究中的社会学分析路径

宗教和宗教伦理一直是社会学研究的议题之一,并形成了历时性因果分析及共时性功能探讨两种取向,但就其研究进路而言,大多数研究基本上都具有明显的韦伯式分析路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都存在着某种简约化缺陷,难以回答宗教伦理何以发挥其共时性功能;何以产生其历时性之结果等操作性问题.对此,如果在韦伯式的分析路径中引入组织运行和世俗化因素等中介变量,可以使得社会学对宗教伦理的分析得以进一步的完善.     

韩愈伦理思想新探

宋明道学先驱者韩愈伦理思想由道德价值实体——性情三品说与道德观两大部分组成。性情三品说的主旨是，性和情共同是人的一切伦理行为的原动力，所不同的是性是终极原动力，而情是表层原动力，从而使现实的伦理行为有上、中、下之别。道德观认为，道德起源于圣人博爱怜民之心理，其目的是为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及个人需求的满足。为此，韩愈把纯粹利他奉为评价人们行为善恶的唯一且最高的标准。其理论上的偏颇和对实践的误导与儒家伦理思想十分相似。     

试论服饰的个体德性价值

服饰与个体德性之间的互动关系,是服饰伦理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也是个体服饰伦理研究的重点。社会中个体的服饰道德观念与道德品质,是推动人们进行服饰伦理实践的内在驱动力。服饰不仅能够展现出人作为理性存在以及道德本身的尊严,还在古今中外被广泛用于进行伦理道德礼仪教育的工具,更是人们寄寓道德情感的载体。     

滕尼斯的“新科学”:“1880/1881年手稿”及其基本问题

在早期的1880/1881年手稿《共同体与社会--文化哲学的原理》中,滕尼斯奠定了一门经验的文化科学及其未来理论体系的基础。通过对这部作品的考察,本文揭示了滕尼斯的“文化科学”内含的三个辩证运动着的维度:(1)洞察经验事实;(2)在对事实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形成生活理想;(3)寻求在经验中实现理想。对滕尼斯来说,“文化科学”的奠基工作同他对德国现实命运的关切紧密联系,面对抽象个人主义与国家专制主义的双重困境,滕尼斯产生了重塑伦理生活的理想。通过“文化科学”对人性的重新解读,他提出了一种可能的“共同体”的生活模式。在1887年出版的第一版《共同体与社会》里,滕尼斯将历史的维度加入“文化科学”之中,继承并发展了1880/1881年手稿的基本问题。本文尝试指出,考察滕尼斯所奠基的文化科学传统,对于反思当今的社会科学研究仍然具有启发意义。     

马克斯·韦伯：基于社会动力学的思考

德国社会学创建的年代正值经典（自然）科学处于顶峰的时代。在唯科学主义观念的影响下,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尤其是社会学方面一度盛行因果一元论的决定论。为了改变此种状况,韦伯把“价值分析”引入社会学研究,设立了因果性说明与意义理解两种研究进路。这不仅弥补了方法论的不足,而且还形成了文化意义的社会动力学。凭借此种方法,韦伯最终较为合理地解释了西欧不同地区以及东西方的文化差异和社会现代性变迁问题,并为后人发明“轴心文明”概念和深化这一视角奠定了基础。     

科学与指向价值的行动:韦伯《科学作为天职》一百年

本文基于韦伯《科学作为天职》的演讲,将Wissenschaft als Beruf的含义重新置于韦伯科学学说的思考脉络之中。本文认为,该演讲通过“为科学而科学”的“意义”问题指涉每个人如何承担自己的价值立场问题,此问题和韦伯科学学说中行动如何承担价值的主题密切相关。一方面,每个人的价值感受是价值行动的起点,不能通过任何伦理义务将之夷平。另一方面,这样的价值感受若不通过价值理性化,就既不会变成塑造价值的力量,也有碍于行动者明白和掌握为价值而行动的自由是什么。二者之间的紧张使韦伯反对任何有机体学说意义上的文明和共同体,转而从“求真”这一充满人为努力的途径来实现行动者对价值真正的“开明”。在这一途径中,诉诸于观念类型的行动者的“开明”是他将习俗和文明由异己的传统变成自己的根本价值立场的关键。但本文结尾表明,韦伯的这个立场将所有的传统都变成了异己的传统,因此留下了现代社会科学如何面对价值的共同体的根本问题。     

SPECIAL ISSUE： DIALOGUE,INTERACTION AND NEW DEVELOPMENTS IN PHILOSOPHY IN CONTEMPORARY CHINA- SPECIALIST FORUM ON CHINESE,WESTERN AND MARXIST PHILOSOPHIES：Issues of the age and possible responses in configuring contemporary Chinese philosophy

当代中国哲学形态的建构可在以下三个问题上作出努力：为不同的社会人群提供可供选择的多元价值目标;重构中国人的价值秩序;为当代中国人的伦理行为与法律制度提供新的人性论基础。中、西、马哲学必须突破学科分割局面,以当代中国社会现实及其发展趋势为自己的共同思考平台,动用各自的思想资源,构建符合当代中国人需要、并能指导其实践的人生哲学和当代中国发展需要的社会哲学。     

Harre's Social Philosophy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A Social Scientific Critique

In his article, “Saving Critical Realism,” Harre (2009 ) relates his revised philosophy of science to a social philosophy concerning the nature of society, and to a political philosophy regarding the nature of freedom and reform. I argue that his social philosophy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rest upon an individualistic sense of society and freedom. I demonstrate that his individualism is factually and politically untenable. (I shall not comment on his philosophy of science, although the errors in his soci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ies make it suspect.) I counterpose an alternative social philosophy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that are based on a structural model of society, freedom, and social change. My critique demonstrates how social science can adjudicate claims of structuralist vs. individualist soci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It also argues that social science must constitute the basis for formulating political ideals of freedom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if these are to be viable.     

在国族与世界之间:莫斯对文明与文明研究的构想

1913年至1930年间,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将文明重新界定为介于国族与世界之间的物质、制度、精神实体及它们的道德生境。本文系统考察了莫斯对文明与文明研究构想的由来、学术和现实政治针对性以及对当下社会科学革新的意义。文章指出,这一构想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得到集中表达。在此期间,有宗教和科学双重基础的西方理性主义文明论与19世纪末出现的极端国族主义文化论,时而相互对立,时而相互结合,给欧洲乃至整个世界带来了严重的现实问题和思想问题。心灵穿梭在共同体之间,莫斯对流动在疆界之间的文明现象给予了关注,对这些现象及其形式和区域分布之研究做了人文科学的总体展望。莫斯的相关设想在当下仍具有高度的现实针对性。鉴于社会科学（包括美式区域研究）长期受制于国族与世界对分格局,莫斯对社会存在之“中间领域”（“诸文明”）的论述将持续起到“思想解放”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