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记忆及其建构——一项关于知青集体记忆的研究,

任何个体化的叙述都不可避免地带有“社会文本”的痕迹,知青集体记忆正是通过知青个体化的充满张力的叙事而展开其逻辑的。通过叙事,知青“自我”意义和“群体”意义生成,在此基础上,知青通过对“代”的认同,使得自己与国家历史相联,以确定自我形象并在更宏大的社会结构中进行定位。知青对意义的定位和追寻反映了这一代人持续的和深刻的认同危机。“劫后辉煌”是知青对自己青春创伤的救赎。尽管知青集体记忆存在着复杂的分层,但是,意义已经在叙述和回忆中完成。知青文学作为一种传播广泛的刻写方式,知青聚会作为一种普遍参与的操演方式,它们对知青集体记忆的建构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而“上山下乡”历史事件的特点为知青集体记忆的建构提供了空间和可能性。我们希望有关知青社会记忆研究能够在研究实践层面推进社会记忆研究这个领域。     

世纪末忧郁与美国精神气质——帕森斯与古典社会理论的现代转变

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的结构》体现了一种独特的探究，历史的、经验的和理论的研究在其中融为一体。在学科史的意义上，《结构》标志着“古典”社会理论的“现代”转变。不过，帕森斯是以一种典型的“美国式”方式完成这种转变的。囿于20世纪20、30年代、尤其是“新政”时期的语境，他给予处于世纪之交的一些重要的社会理论一种全新的阐述，把它们从其生身处境的“世纪末”中剥离出来，并暗中赋予其一种积极、乐观的“美国精神气质”，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这些理论和经验探讨中原本具有的同“世纪末”的社会、文化背景及其时代问题的复杂关联。悖谬的是，这种“美国化”的阐述在某种意义上恰恰体现了帕森斯试图建构社会（科）学一般理论的宏图，蕴含着某种普遍历史的取向。     

实质的经济:《礼物》和《大转型》的反功利主义经济人类学

莫斯和波兰尼在《礼物》和《大转型》中开创的经济人类学视角为反思当前状况提供了思想资源,但20世纪以英美人类学者为主的解读偏离了两位作者的真实意图并忽略了两者的相通性。这包括：对功利主义的形式经济概念及在此基础上确立的礼物与商品对立的反对;财富的观念和货币的形式性交换是对社会的实质性交换,即存在于社会深层结构和心智系统中的交换的组织和体现;莫斯和波兰尼在探索现代社会和个人观念的诞生问题上,可以构成互补。最后,波兰尼关于“双向运动”“虚拟商品”“嵌入”的观点以及莫斯关于“总体呈现”的论述,都应置于他们对社会的整体性和实质性的坚持中来理解。莫斯和波兰尼的论述拓展了个人和社会的概念边界,提供了对个体自由和市场的不同理解,他们提出了一种以社会整体性为基础的关于“经济”的多元概念,二者共同奠定了实质主义经济意义上的经济人类学基础。     

市场转型与“单位”变迁再论“单位”研究

改革开放三十年后，中国基本实现了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城市社会的基层组织制度和社会秩序，尤其是“单位”和“单位体制”，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改变。本文对在市场转型的制度背景下的“单位”变迁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文章从概念辨析入手，分为“单位”体制及其变迁、单位内部的权力结构与行为方式、单位与社会分层三个方面展开具体论述。作者认为，采用细致的个案调查方法来研究不同类型“单位”的内部权力结构和行为方式，挖掘“单位”社会分层效应的具体微观机制，进而探讨“单位”和“单位体制”的变迁，并且，以此为参照来理解中国社会组织的新特点、新功能，将是“单位”研究的方向所在。     

“知母不知父”的中国谱系

“知母不知父”的母系社会学说在西方和中国经历了两种不同的学术命运。在西方,它作为一个学术命题已被基本否定,但在20世纪的中国社会科学界却被广泛接受。西方“母权社会”学说体系的坍塌,为我们反思中国自身“知母不知父”之说的来龙去脉提供了契机。晚清民国之际,这一话语体系被引入中国,之后被历史学家用来构造了中国上古时代的一个特定时期,以期证明中国的历史发展阶段不外乎于人类之普遍历史。重新回到中国古代的经典文本自身,我们发现,在道家和法家的思想脉络中,“知母不知父”具有各自独特的思想内涵。先秦文献所展示的思想世界与20世纪套用西方学术术语对其进行的描述之间存在裂缝。本文将梳理“知母不知父”的中国谱系,反思这一断裂对当今探索社会学本土化的意义,并由此发掘与阐扬中国社会学的思想传统。     

“抑郁症如何产生”的社会学分析:基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视角

本文旨在解释中国抑郁症病患比例在国际上偏低的原因。通过整理社会理论,本文提出了一个“抑郁症产生”的社会学分析框架,此框架是以“全球/国际”“国家/国内”两层次以及“社会结构”“社会建构”两方面为矩阵所组成的思考框架。具体而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同时造成中国在“社会结构”与“社会建构”上的改变。中国在“社会结构”上已具备生成抑郁症的基础,但“社会建构”的条件尚有不足或被隐藏。然而,“社会建构”较“社会结构”在产生抑郁症上更为关键,一旦“社会建构”的条件更充分,中国抑郁症病患的比例预计将会增加。     

升平之境:从《意大利游记》看康有为欧亚文明论

本文以康有为完成于1904年底的《意大利游记》为说明性个案，试图呈现其欧亚文明论的基本面貌。文章将文本与这位“先时之人物”所处的时代相联系，勾勒出康氏的旅欧行程、意大利考察和文明叙述的轮廓，梳理了康氏在其“异域志”中表达的有关升平一统（帝国）、中西文明之异、文明关联互动等看法。文章指出，《意大利游记》是古代华文异域志的近代遗响，而康有为借之表达的看法，实构成一种“文明-现代性”主张。本文为作者所写有关法国社会学年鉴派文明与文明研究构想之论文的续篇。文章指出，康有为对文明的界定与其同龄人涂尔干的看法有诸多相通之处，但也有不同点：康氏与涂氏都将现实发生的文明界定为“超社会现象”，视其为国族与世界之间的中间范畴，但相比于从结构观点看文明的涂尔干，康氏在考察文明的存在方式时更关注其历史的治乱轮替动态，也更为重视其政体实现形式。文章最后，作者思考了20世纪康氏欧亚文明论的遭际，指出相比“国族营造”之社会科学，康有为融通“我他”文明的叙述依旧有其启迪。     

现代性过程中“个人”的创生与集体化——行走在自我创新前夜的“个人”

早期现代性和工业化确定了社会集合性的大型集体化和组织化的表现方式,创生了集体化社会及其个人。对独一无二的现代生活的描述、构想和解释成为了这一时期新兴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项任务,社会学更是倾力表达了这段“大写的历史”,刻画了民族国家社会的一体化形貌,也反映了社会系统及其结构的刚性状态对个人活力的禁锢、封冻。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时代的现代性正越过滞涩和趔趄的阶段,变得自由、液化、轻盈,日益趋向更加流畅的形态;“个人”正行走在自我创新的前夜,以新的面貌走向我们、走进社会学。对“个人”与“社会”重新进行“大尺度”的社会学观察和思考,能够发掘出蕴含其中的应对现实生活种种问题的新策略,发现当代社会与个人不断发展的弹性、柔韧、包容和耦合能力,把握使我们的世界从差异走向认同、由分歧达成共识,以及跨越矛盾、实现和谐的现实依据。     

谁在舞台中央:相声中的民情与政治

相声是起源于中国民间社会并一直流传至今的传统艺术形式，在其百余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固定的表演形式和独特的内在结构。相声还经历了一个从“江湖”到“庙堂”的历史进程，在这一过程中，相声的演出方式、文本结构及其作品风格，随着历史与社会状况的变迁而不断调整，成为了兼具民情表达与政治之双重要素的文本类型。在本文中，笔者尝试运用相声本子（文本）、地方史志、回忆录等多种材料，在澄清相声的缘起、属性与结构特征的同时，基于历史社会学与阐释人类学等理论视域，选取不同历史时期的典型相声作品展开分析，一方面，呈现作为社会表达的相声文本的多重结构，另一方面，揭示相声作品演进变化背后的内在逻辑，并分析其中所蕴含的民情表达与政治效应的相互关系。     

差序格局和伦理本位:从丧服制度看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原则

本文是对以“差序格局”为基本特征的中国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理论研究。差序格局的形式和内容可以回溯到先秦时期延续至晚清民国的丧服制度。通过对经学文献中关于丧服研究的梳理,可以看出“亲亲”和“尊尊”是构成这种制度的基本原则。亲亲和尊尊结合在一起,从家族延伸到政治,塑造了古代政治、社会关系的一些基本特征,这些特征仍然在当代的政治和社会关系中有明显表现。本文指出,亲亲和尊尊与儒家思想中提倡的“仁”与“义”有着密切的联系,后者作为基本伦理和美德,以亲亲和尊尊的形式表现于社会结构之中。本文的观点,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中国社会研究中“关系”和“人情”等现象的历史根源。     

社会学的传记取向：当代社会学进展的一种维度

20世纪80年代前后,传记取向成为社会（科）学中众多转向或取向的一种。相较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芝加哥学派引领的传记研究,这一取向的范围更为宽广。它关注个人经历、历史与文化之间的交互作用,反对奉实证主义为圭臬的社会科学研究,重视人的主体性与能动性。这一取向消解或者说超越了传统的二元论或二分法,促使社会学家反思自己的概念架构、研究方法以及书写实践。虽然在晚近的发展中,一些学者甚至提出了自传/传记社会学这一具有分支学科性质的指称,但这一取向还是“浮现中的实践”,尚处于晚熟状态,因此还存在不少争议,布尔迪厄甚至从根本上将传记视为一种幻觉。随着“传记时代”的来临,传记社会学势将成为一个开创性的研究领域。     

“孝”之道的社会学探索

思想转化为行动,有一套复杂的传导机制,也伴随着思想本身在操作上的现实改变。由于孝的观念及其实践在中国历史文化中极为重要,故可以作为一个重要范例加以考察。从社会学角度来研究孝,主要任务是探讨其运行的社会方式,包括它如何从儒家思想转化为中国人的行动并对社会产生真实的影响与建构。孝的本意在于事亲,但儒家将其同仁连接,进而成为仁的实现路径。至此,从仁至孝,可以看作一种从思想到行动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孝所承担的社会学意义在于其因“报本返始”的含义而构建起的天人认知框架。这一框架的基本运行方式即是由亲子关系形成的互报模式与情感的角色化。其基本核心依据在于其关系设置上的不对等性所产生的下一代对上一代的歉疚与报恩。孝一旦运行,会导致中国人将整个社会生活集中于家族谱系、社会温情化、伦理导向、关系网络、权威至上等方面,进而可以起到整合社会的作用。可以说,孝所形成的社会特征是中国社会最稳定的传统。虽然说新文化运动以来,其主导性已经式微,但其社会底色依旧。     

论杜少卿和贾宝玉奇士人格的文化传承

思想特异、行为乖张、个性洒脱是奇士人格的主要特点。吴敬梓和曹雪芹一方面继承老庄哲学崇尚自然与魏晋名士违俗抗礼的传统 ,另一方面汲取明清人文思潮张扬个性的精神 ,创造出杜少卿和贾宝玉这样两个奇士 ,并且在他们身上体现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奇士人格的文化传承关系     

社会网络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基于京、沪、粤三地的分析

本研究以2008年和2009年在北京市、上海市和广东省进行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数据为基础，运用多层线性模型和协方差模型探讨了社会网络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程度。研究表明，拜年网中朋友的比例、邻里互动频率和非正式社会参与都对生活满意度有积极影响，生活满意度与拜年网规模之间则呈现出“∩”型的相关关系。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社会网络规模的扩大、朋友比例的上升和非正式社会参与频率的增加都有助于提高个人的生活满意度，但邻里互动频率的变化对个人生活满意度的提升作用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伦:中国人之思想与社会的共同基础

“伦”字及其含义究竟属中国传统社会思想还是社会构成方式,以及它在中国社会学研究中占有什么地位,存有许多重要而未尽的讨论空间。作者首先梳理了近代以来中国重要思想家及社会学家的见解,尤其是他们对“五伦”的认识,以此廓清“伦”的社会学含义。在此基础之上,作者接着通过与西方社会学中关于自我、角色、社会网络、社会分层及不平等等方面的比较与对话,提出了“伦”自身所包含的意义、公理、相关定理及其现实社会运行与变异。对“伦”之社会学含义的层层解读,有助于明晰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的基本特质、相应的运行方式及其机制,并形成一种解读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的新途径。     

滕尼斯与齐美尔:社会伦理同文化伦理的分流

作为德国社会学的两位奠基人,滕尼斯和齐美尔奠定了截然相反的两种现代伦理生活格局。伦理世界观的分流源于他们各自对时代处境的体验以及对思想史的独特解释。从近代自然法的角度出发,滕尼斯的社会伦理的核心是重建政治社会的秩序与风尚,一切价值最终都要融入社会;与此相反,齐美尔的社会学思考从一开始就以对社会伦理的批评作为前提,他将超越社会的个体生命视作伦理的目的,对他来说,生命不仅意味着身处社会之中的个体具有饱满个性,而且从自身孕育出客观的、适用于他自己的伦理责任。从帝制时期到魏玛时期,德国社会伦理同文化伦理的分流、交织与合流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理解德国社会学史的清晰主线。     

社会性个体的生成：杜威的儿童研究及其社会理论意涵

本文通过集中讨论杜威基于儿童研究而进行的行动力教育,揭示实用主义思想对个体主义的具体理解。在美国镀金时代,孤立个体主义加剧了现代美国人的道德危机和社会分裂。杜威此时进行的儿童研究与教育改革,首要的目标是重新理解现代个体的行动结构和人格形态,以克服孤立个体主义造就的行动难题。利用“刺激—反应”的行动机制,杜威同时结合了自然力量和社会意识,力图在开展行动力教育的过程中塑造一种“社会性个体”。社会性个体一方面保留了源于自然的神圣性,另一方面又不断吸收来自社会的文明传统,以应对现代世界在人心和社会两方面的挑战。本研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美国社会学的早期思想根基并反思当下的生存处境。     

1400～1900,北京五百年来的城市生活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与中国史学发展的变化同步,美国中国学界不少专门从事中国乡村研究的学者开始转向中国的城市,韩书瑞是其中一位代表人物。她的《北京的寺庙与城市生活,1400～1900》通过对以寺庙为中心的宗教信仰活动的分析讨论明清北京城内与城外、上层与下层、外地与本地以及不同种族的居民逐渐融合、形成城市认同的过程,显示了她研究北京城市生活的独特视角。     

日常生活的结构与意义：《礼记·曲礼》的社会学研究

社会人类学对于礼与仪式的研究有助于我们认识日常社会生活和加深对社会结构的理解,因为研究所侧重的仪式过程激活了人在社会交往和互动中的实践主体性。通过对《礼记·曲礼》的社会人类学解读,我们发现,人的日常生活具有社会结构与时间性这些基本要素,礼制结构内含复杂的人伦结构与天人关系,以及丰富的时间体验。礼所体现的情感与意义是社会生活之神圣感的源泉,礼仪就是将人和社会带入这种境界的手段与过程。这种尝试性的解读意在将传统礼仪纳入社会学的研究范围。     

Guanxilization or categorization：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contributing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concept of ＂us＂

中国社会心理学在面对急速的社会变迁中,需要以变迁与文化的视角来选择研究问题,而中国社会文化中群己关系的社会心理机制,即“我们”概念的形成机制及其转换的可能与条件,正是一个体现着双重视角的基本问题。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不仅有助于解释社会凝聚力、群体行动的逻辑,讨论国家与个人、社会与个人、类别与个人的关系;也有助于培植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心理资源和社会支持系统,从而促进社会合作。与以往单～机制的分析框架不同,通过对两个个案的讨论,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即：中国人“我们’概念是在社会情境的启动和价值取向等因素影响之下,经由相互交织的“关系化”与“类别化”双重过程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