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善美与实践的唯物主义

一真善美是人类精神生活的不同组成部分,是人掌握世界的三种不同方式。 第一,真是科学性的代名词。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强调的科学性是以客观性为前 提和基础的,它强调人类活动所指向的对象对人有着独立性、制约性。无论对世界做怎样的划分——自然界、社会,还是属人世界、非人世界等等,社会的活动必须建立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属人世界无非是非人世界的“人化”,只有主体在客体给定的时空场域,通过探索、猜测、“对话”,找到物的尺度后,两个世界才能过渡、转化,即“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本主义”(马克思语)。没有两个…     

物与鄂伦春人的人观研究:猎业时代

具体的“物”是具体历史文化背景之物,“物”因此在某一特定文化模塑下呈现出不同的存在样态.在传统的游猎文化中,鄂伦春人对于自然物、制造物、共享物、私有物以及神圣物,对于物与人之间的地位和关系,物与社会建构等,都形成了自己的认识、分类和阐释,以理解自我以及周围的世界,并由此投射出对自然界或生活环境的看法,形成人类族群共同体独特的价值体系、认知体系和解释体系.     

要有对手

美洲虎是一种濒临灭绝的动物,现在世界上仅存17只,其中有一只生活在秘鲁的国家动物园里。为了保护这只虎,秘鲁人从大自然里单独圈出一块地来,让它自由的生存。参观过虎园的人都说,这儿真是虎的天堂,里面真山真水,山上花木葱茏,山下溪水潺潺。     

生活世界视域中的公民身份认同探究

生活世界开启了人类活动的空间，同样它以自身的整体性纠正着人类前行道路的偏差，它使得人们在社会之中建构的各种权利获得了合法性和合理性支撑，同样，它促使人们认识到，对共同体的忠诚是公民履行自己的义务和责任，人类必须对生活世界或者栖息之地有归属感和认同感，对自己生活的共同体应该负有责任感，正是这种责任促使人们产生一种生态公民身份，以便人们更好地处理人对自然关系，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个体化的限度——公共性与团结性的社会整合路径探索

与现代化发展进程同步，个体化进程凸显个体面对的不确定性社会以及有风险的人生，社会整合成为重要议题。已有的相关研究多以超验共识、物质利益和国族意识为参照来看待和审视现代社会，对于个体化社会新阶段不同文明的特征缺乏全面理解。在个体化背景下，社会整合是指个体关于现代社会的想象，公共性和团结性是个体化社会整合的两种价值取向。前者的社会整合路径表现为具有生活政治特征的公共生活，而后者的社会整合路径表现为以社群生活为主的小共同体生活和基于国家认同的大共同体生活。在比较的意义上，社会整合蕴藏的自我主义与个人主义构成了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的内在差异，型塑了中西世界不同的社会结构特征。     

论地球生命共同体理念的逻辑构造

地球生命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新概念，是指导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理论来源。要使地球生命共同体理念成为指导我国环境立法、实现生态文明的科学依据，需要深刻理解地球生命共同体理念的内涵与逻辑构造。地球生命共同体理念贯穿了自然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其逻辑起点是以人为本，而非以生态、资本为本，其逻辑要义是以新发展观、新生产力观、新文明观组成的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辩证统一，其逻辑指向是坚持环境正义的人类命运共生发展。地球生命共同体理念将自然—人类—社会三者进行有机统一，坚持人类的根本利益，从地球整体视角统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重塑发展和环保的联系，追求人与人之间的环境正义，以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     

权威和自律：无政府主义与共同体的历史较量

共同体的稳定发展需要权威的支持,无论这个权威是个人、组织和国家,但没有权威的维系,共同体是很难存在下去的,而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共同体,认为共同体的存在是对人的控制、支配和压迫,不管怎样,人总是要生活在社会中,这种社会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共同体。这样看来,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共同体的观点本身存在着悖论。     

督导手记——社区公共问题的介入

社区是社会生活的共同体，是人们群体相互依存、共同生活的空间。随着城市社会的转型和企事业单位改革的深化，“单位人”变成“社会人”，“小社区”变成“大社会”，来自不同单位、不同背景、不同生活水平、不同结构层次的居民，对社会服务的需求和期望越来越高并日益多样化，给社区管理和服务工作带来极大挑战。     

唐代胡人都市生活研究——以唐朝陆海丝路出土出水的胡人舞筵图像文物为例

唐代胡人都市生活是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意志的城市呈现，舞筵是唐代胡人跳舞专用毡毯，胡人舞筵孑存于唐代陆上丝路石窟壁画、墓葬壁画、碑石图案和海上丝路沉船瓷器纹饰中，是唐代胡人都市生活样态的缩影。长安之所以能够成为国际大都会，广州、扬州、洛阳、敦煌等之所以成为国际性城市，不仅与唐朝政府经营陆海丝绸之路密切相关，而且依靠胡汉融合、胡汉并存产生的文化力量和文明智慧，仰仗由多元文化构成、由共同意志凝聚、由共同生活方式形成的多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唐朝治理系统下，种族演化、部族归化、移民濡化得以完成，多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确立夯实了根基，从而使人类文明的体验活动开始具有世界意义。     

整合药礼:阿卡医疗体系的运作机制

本文以云南省普洱市哈尼族阿卡人的整体宇宙秩序为观照,运用文化阐释方法剖析其病痛观及相应医疗实践,以理解其“药礼结合”的治病方式,并挖掘阿卡社会医疗体系的运作机制。研究发现,阿卡人认为人包括人体与人魂,有些病痛只是身体的病痛,可以用药物治疗;有些病痛则被视为人与不可见的灵、鬼、神、老天爷等非人存在物互动交流的渠道,是人违背宇宙秩序招致的惩罚,需诉诸献祭仪式以求病愈。社会—宇宙的集体道德通过这些病痛被内化到个体当中,后者在不确定的病痛及相应治疗仪式中反复确认和维护宇宙秩序的权威,维持了社会—宇宙的更新与延续。正是“药礼结合”的多元实践,保证了阿卡礼成功以病痛作为落点来整合社会—宇宙秩序,从而保证了阿卡礼的持续运作。     

古典家庭的解构与婚姻的圣化:奥古斯丁对社会基本单元的新构建

家庭是古典社会的基本单元,是一个基于自然权力的支配架构。奥古斯丁把个体抽离出世俗共同体,还原为纯粹的精神实体,为基督教的社会模式奠定了基点。奥古斯丁否认世俗共同体具有任何终极和德性涵义,导致家庭作为最基本的共同体形式,以一种“去自然”的方式被解构。奥古斯丁进而在基督教的框架下把人类社会理解为一个基于“平等和友爱”原则的“团契”（societas）;在这个抽象的精神性社会里,具有神圣意味的婚约（圣化的婚姻）以相同的原则构建起来,是体现人类社会性的最基础的组织单位,奥古斯丁由此构建起以“婚约”为基本单元的全新社会模式。该模式在中世纪晚期趋于瓦解,但其构建原则却为现代社会的基本单元--基于夫妻制度的核心家庭所继承。     

Surprised By Love: The Dramatic Structure and Popular Appeal of the Wakefield Second Shepherds' Pageant

The Wakefield Shepherds' Pageant has been one of the most discussed of medieval dramas and deservedly so. Edmund Taft's fresh and insightful essay provides a provocative view o f the play as popular drama, produced by the middle-class and largely for the middle class. The popular appeal of this drama rests in the technique of dramatic surprise, used so effectively by the Wakefield Master to focus on such contemporary social and moral issues as oppression of shepherds, farmers and hired hands, unfeeling masters, unwanted children and marriages of contract only. The shepherds' play, with its powerful spiritual message of love and charity, reflects not only the Church which directed the drama but also the contemporary world of those medieval burghers who produced it.     

东晋南北朝迄唐北岳恒山道教探述

恒山钟灵,物产殷充,密合仙家服饵之需,故早在汉代,这一地区即有修道者活动。逮及东晋,恒山屡屡出现在上清仙真传记中,但此时北岳更多的只是作为南渡前已有仙道传统的遗存而进入上清文献中,上清派并没有在创立之初即播布恒山地区。相较而言,北方天师道与恒山的关系更为密切,北岳祠的建立和祭祀皆有天师道道士参与,由此更具道教色彩。直至唐代,自玄宗朝至懿宗朝,不少高道驻泊恒山,与朝廷联系紧密,推动了道教在恒山地区的发展。这一时期,北岳真君庙随时代变迁亦经历由盛而衰的过程,而北岳真君到唐末更转为太极真人徐来勒并出现世俗化倾向。     

以数字社区为切入点建设和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和谐社会生活共同体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重大目标,利用互联网络及社区信息化平台建设现代化数字社区则对建设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它是实现居民自治的硬件基础;是实现管理有序的依托平台;它为完善服务提供网络资源;为实现文明祥和、环境和谐提供精神保障。     

西安地区宗教文化资源优势及其开发

西安是历史文化名城,具有深厚的文化积淀,特别是宗教文化资源占绝对优势,集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五大宗教为一体,其中的慈恩寺(大雁塔)、荐福寺(小雁塔)、大兴善寺、青龙寺、兴教寺、大小清真寺、北堂(天主教堂)、八仙庵、楼观台、法门寺等宗教人文景观,以其等级高、历史悠久,不仅在中国宗教史上,而且在世界宗教史上,都占有崇高的地位。充分利用这些优势并进行有节有序的开发,对推动西安旅游经济的迅速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Community capacity and micro-economic development: a study from Peru

A secondary analysis of survey data collected in 1999 was conducted to explore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community capacity and micro-economic development in 20 communities of Peru's mountain region. Elements of community capacity are human capital, social capital and organisational resources. Indicators of micro-economic development are annual household income in soles (Peruvian currency) and perceptions of changes in income and property. Findings revealed that human capital was the most significant predictor of income. Social capital was a significant predictor of the belief that amount of property had increased but not a significant predictor of the belief that incomes had increased. Participation in a development programme for a year or more was the only significant predictor of all three indicators of micro-economic development.     

中日都市社区教育比较研究:以上海静安寺街道社区学校和大阪大开市民终身学习室为例

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过程中，具有现代特征的社区教育在上海崛起并迅速发展，受到学界的关注。本文以非西方后起社会现代化背景下的都市社区学校（上海市静安区静安寺街道社区学校和大阪市福岛区大开市民终身学习室）为个案，以跨国比较研究的视角，通过对都市社区学校（学习室）中的管理者、施教者和学习者进行访谈，对社区学校（学习室）的组织运作形式、教学活动特点，以及产生的社会成效等问题进行实证考察和比较分析，阐述社区教育对个体社会化、社区发展的功能，总结提炼大阪市社会教育的理念和成熟经验，提出社区教育比较研究后的启示。     

日常生活的结构与意义：《礼记·曲礼》的社会学研究

社会人类学对于礼与仪式的研究有助于我们认识日常社会生活和加深对社会结构的理解,因为研究所侧重的仪式过程激活了人在社会交往和互动中的实践主体性。通过对《礼记·曲礼》的社会人类学解读,我们发现,人的日常生活具有社会结构与时间性这些基本要素,礼制结构内含复杂的人伦结构与天人关系,以及丰富的时间体验。礼所体现的情感与意义是社会生活之神圣感的源泉,礼仪就是将人和社会带入这种境界的手段与过程。这种尝试性的解读意在将传统礼仪纳入社会学的研究范围。     

哀敬两尽：从“君视大敛”看君臣、父子伦理的情感内涵

以君臣、父子为代表的政治伦理与亲属伦理及其内在的精神情感构成了中国社会结构、家国关系及政治秩序的深层根基。本文通过对《士丧礼》中“君视大敛”这一环节的描述分析，指出君臣之间以敬为主的情感内涵与父子之间以哀为主的情感内涵相互影响，交织在一起，而从根本上讲，这两种情感及其相互作用统一于儒家的仁义思想之中。通过对这两种伦理之情感内涵的讨论，文章进一步明晰了中国历史传统中家国关系的内在精神情感通路，即性情仁厚之人在家庭内部孝敬父母，才能在国家层面忠于君主，而国家层面的君臣关系也关照、影响着家庭内的父子关系。文章同时也为理解当下身处尊卑有等与亲疏有差两层关系中的中国人的内在情感状态、行动伦理以及在此结构中形成的社会人格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     

Evangelical Christianity, Secular Humanism, and the Genesis of British Social Work

Correspondence to Dr Graham Bowpitt,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s, The Nottingham Trent University, Burton Street, Nottingham NG1 4BU, UK. E-mail: graham.bowpitt{at}ntu.ac.uk Summary This paper is a reappraisal of the Christian origins of socialwork and, as such, is a contribution to writing the profession'shistory. It examines the competing ideological roots of theconcept of ‘social work’ which emerged in late nineteenth-centuryBritain, and the extent to which they are derived from the Christiancharitable tradition or its secular transformation. Two featuresof early social work are examined in particular depth: its moralpurpose in relation to the Evangelical belief in charity asan instrument of spiritual revival; and its rational methodsin relation to secular beliefs about the possibility of personaland social change. Much of the paper focuses on the ideological and institutional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merging activity of social work andEvangelical revivalism which formed the context for most latenineteenth-century philanthropy. The crisis of faith experiencedby Victorian intellectuals is a significant motif throughoutthis period. This is not an attempt to rewrite the history of social work,but to re-examine neglected features in its origins: EvangelicalChristianity and its secular humanist transformation. In doingso, it is hoped to throw light on the recent revival of interestin the importance of religion to social wo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