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晰土地产权与实现可持续发展

土地是一种重要的资源,其持续利用是实现人类社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前提,土地可持续利用是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最核心内容.但是,近些年来中国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却出现了普遍滥用土地资源的现象,主要表现在城市占地规模过大、滥设开发区、违法批地用地等.造成中国土地滥用的根本原因是土地产权不清晰:一是国有土地所有者虚位造成各级政府都有权行使所有者权力;二是政府使用土地的收益大于成本造成使用土地资源的机会主义倾向严重;三是农村集体土地产权不清晰使农民无力保护耕地.因此,明晰土地产权是实现土地可持续利用的根本途径.必须重塑国有土地所有者主体,使土地所有权与行政管理权分开,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明晰农地的产权主体,真正赋予农民对土地的财产权利.只有对现有的土地产权制度实行变革,才能防止各级政府滥用土地,才能实现土地的可持续利用,实现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以理抗争:都市集体行动的策略——以广州南园的业主维权为例

本文描述和分析了广州一个社区就物业管理费和业委会展开的集体行动,试图说明在城市中产阶层业主维权运动中,以中老年人为主体的社区运动及其行动策略的产生,一方面是“依法抗争”的理性选择的结果,另一方面受到“以理抗争”的多重文化逻辑的影响,即包括行动者基于利益理性的“依法抗争”、基于家园认同所寻求的日常生活的道德平衡,以及以往社会主义群众动员孕育的人民抗争的话语/价值体系。城市社区治理中的“以理抗争”与中国农村基层社会的“以法抗争”,既有着相似性,又有差异性,在一定程度上,它推动了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的转变。     

对完善征地补偿制度的思考

在我国现行征地补偿法律制度中,征地范围超出公共目的,非公益用地存在范围任意扩大;补偿标准低,补偿款项经常拖欠;征地补偿客体欠缺,征地过程缺乏透明度,农民的参与权和救济权受到限制。原因在于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内涵不清,集体土地产权虚置;集体土地产权权能残缺,尤其是处分权。制度完善的措施包括明确征地补偿的受偿主体,赋予农民完整的集体土地使用权,并实现补偿标准新的调整。     

回归乡土与现实：乡镇企业研究路径的反思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兴盛的乡镇企业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所谓的“中国模式”的悖论：这样一种产权模糊的企业如何能够成功？此问题并没有得到从企业经营和治理本身出发的充分回答,而随着乡镇企业的大规模转制和倒闭被人忘记。本文在渠敬东《占有、经营与治理》一文的启发和引领下,通过对乡镇企业研究的评述,对渠文的思路进行阐发,试图指出“乡镇企业悖论”的真正答案也许并不在产权本身,而是在企业的经营过程及其与乡土社会的紧密联系之中。     

土地市场化经营存在的法律问题及对策研究

土地市场改革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土地市场化经营也是土地制度改革的必然选择。目前,在土地市场化改革中存在着诸多法律问题,主要表现在土地储备、土地供应、土地资金的运作、农村集体土地的改革等方面的法律缺失。鉴于此,应通过立法确立土地储备机构的地位及土地收购行为的性质;限制土地征用划拨项目,扩大土地有偿使用的范围;依法建立国有土地公司,构建商业性的土地经营资金筹集和运作模式;以集体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相分离为基础,建立集体土地产权市场。     

农民“种房”的行动理性——对W市S村的个案研究

本研究考察郊区城市化过程中的“种房风”现象，选取了W市近郊一个行政村为个案，进行田野调查，主要以访谈法，辅之以观察法和文献法来收集资料；从“种房”现象主体主观的角度，考察农民“种房”成风的原因。研究发现：农民“种房”是非现实需要的行动选择；选择“种房”主要是基于超额补偿效用，也有经营和增加收入效用、心理平衡效用、情感归属效用；农民“种房”行动是主观上的目的理性行动，且有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的特征；而农民“种房”行动理性的诱因是种种政府因素，这是种房现象成风的根本内在原因。本研究的结论认为，更深层关注和研究的问题是政府应如何调整自身的行为。     

后农业税费时代乡镇政府的项目包装行为:以东北特拉河镇为例

本文以东北某农业乡镇--特拉河镇为例,分析了农村税费改革之后乡镇财政结构的变化,以及在这种结构之下乡镇政府的项目包装行为。税费改革之前,乡镇财政主要是一种“向下要”财政结构,乡镇政府主要是通过向农民征收税费的形式来实现本级政府的财政收入。税费改革之后,“项目财政”成为乡镇政府增加本级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而这种财政收入的获得是乡镇政府通过申请“项目资金”来实现的。通过对特拉河镇大鹅养殖项目的考察,我们发现,在乡镇政府项目申请过程中,镇政府将大鹅养殖产业链条上的每个流程都包装成为项目,以此向上级政府申请资金,并且通过虚报数量、宣传、政绩化等手段来提高项目申请的成功率。笔者认为,“向上要”财政结构决定了乡镇政府的项目包装行为。     

中国近代“社会”观念的生成

西语“society”在近代中国经历了术语生成和观念再造的三次转变：以“会”或“民景”、“国中之民”等对译,强调社会组织和“民”、“民俗”、“民景”、“为民”的内容;以“群”为主的对译形成以“群”为基础、目的和根本的“群本”式现代化思想,倡导善群、合群和变革以强国;以“社会”为主的对译,在对理想社会和理想国家的诉求与探索中确立了近代中国“社会”观念普遍价值的基础。术语的生成与时代的变化同步,观念的再造体现了近代学人积极参与现实改造的紧迫感与责任感和直面人类终极前途的理想情怀。     

农民维权活动的理法抗争及其理论解释——两起征地案例的启示

基于对广西两个征地案例的研究,本文发现,农民维权抗争的实践逻辑,不能用现有的“日常反抗”、“法权抗争”和“规则模式”框架来解释。当地农民维权活动的一般性特征可称之为“理法抗争”,其行为理据、策略选择和目标制定都在合“理”合“法”的框架内。具体表现为：对被征土地的“待价而沽”、积极运用“拖”的抗争策略、在集体行动中并用“理”与“法”的行动策略,不使事态失控,不与地方政府交恶。农民的“理法”抗争,既根植于乡土社会,也因中国政府政治合法性的转变而导致的国家对稳定的刚性需求、地方追求经济绩效和维稳工作实践之间始终存在某种张力,正是这种张力促使农民在与地方政府争取拥有平等对话主体资质的抗争过程中形成某种“默契”。     

在“生人社会”中建立“熟人关系” ——对大学“同乡会”的社会心理学分析

本文以半结构化的访谈方法,通过分析在读大学生的同乡交往,试图探讨异地求学的大学生在进入“生人社会”后,如何通过同乡会这一特殊的、具有社团组织和关系网络双重特点的平台,适应学校生活,完成身份转换。研究发现,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概念的两种形成机制--“关系化”与“类别化”之间实际发生了相互缠绕、竞争与协商,导致了“关系化”的“我们”概念以新的形式--“关系的类别化”与“类别的关系化”--出现,而看似作为一个组织的同乡会,在性质上却仍然没有脱离差序格局所包含的“关系网”的含义。借此研究,可以窥见社会转型期由“熟人社会”向“生人社会”过渡的身份协商过程的基调。     

土地“新产权”的实践逻辑——对湖北S镇土地承包纠纷的学理阐释

本文根据湖北S镇的调查发现,土地承包纠纷的发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制度性原因。在三起土地纠纷中,农户的抗争依据不是来自现有的土地法权规定,而是来自前期制度形态所塑造的土地认知方式。祖业权、生存权和土地占有的平均主义诉求是这种土地认知的部分内容。这种土地认知与新产权的规定发生了冲突,以致基层政权无法有效地应对。因此,在现有的政治框架内,土地产权的变革需要虑及产权变革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联性。     

气候资源产权制度初探--基于公共池塘资源理论的分析

气候资源具有不同于其他自然资源的复杂特性,既不是纯粹的公共物品,也不同于纯粹的私人物品,具有“公共池塘资源”的典型特征。气候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与保护,首先要明确和建立气候资源产权制度,清晰界定国家、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所有权以及开发与利用、使用与收益等权利与义务的边界。公共池塘资源的混合产权表现为共有产权和私有产权在某一资源系统和单位中并存,治理公共池塘资源的关键在于建立起连接共有产权和私有产权的制度性桥梁。可持续发展理念下的气候资源产权制度设计需要体现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原则,充分发挥政府、市场和社会多方治理气候资源的力量,可以采取切合实际的混合产权形式。国家一方面应成为全民气候资源所有权的代理人,对气候资源履行保管和看护等职责;另一方面,对气候资源开发利用的私人行为和市场行为,承担必要的行政管理职能。     

论产权结构多元化对税制结构的影响

在产权结构多元化的过程中,随着所有权不断分割、裂变成各式各样的产权以及产权不断被明晰界定,新的产权主体会获得收益,这种收益的产生一方面源自于激励,另一方面源自于对闲置资源的利用,其结果是开辟了新的税源,进而提高所得税收入、影响税制结构。这意味着,在解决税收收入不足以及税收调节问题时,可以不局限于传统的手段,通过在产权结构多元化过程中对不同产权主体的清晰界定与保护,同样可以促进新税基的产生,进而起到优化税制的作用。     

“混合地权”的制度分析及其实践逻辑——基于Z村村民小组的个案分析

本文通过“混合地权”的概念来解释中国农村土地产权的内在结构、关系和实施机制。借用制度分析方法指出,混合地权的制度系统包括财产权利、公共治理、社会关系和观念习俗等四个维度,它们是具有很强约束力的制度安排。通过对Z村村民小组的个案研究发现,不同维度的规则对混合地权的实施都产生了影响,共同决定了农地产权实施的过程和效果,使得地权实施呈现出不确定性规则的内在逻辑,陷入多重均衡和交易成本高的困境,且承包经营权和集体成员权之间的张力是根本性矛盾。个案研究还发现,农民的财产权利观念不断增强,家庭承包经营权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农民认可。在经济社会转型中,应完善集体土地所有制的社会化治理机制,构建起一种平衡多方利益的现代农村土地产权制度。     

A National Governance Perspective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Property Rights: The Chinese Experience*

Property rights have multiple attributes, and these are correlated with national governance. In the West, property rights have the economic function of maximizing efficiency and the political function of rights protection, but in China, they also have a strong social character. With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these functions interact with and transform each other. When the state’s ability to supply public goods is relatively weak, property rights take on more of a social character, meeting public demand for welfare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When the state is better able to provide public goods, the social function of property rights lessens as their economic function grows. The social character of property rights was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for China, as a huge agrarian state, to realize “governance through inaction,” and at the same time was the secret key that could break the code to the millennial continuity of Chinese agrarian civilization. Reforms including the collectivization of rural property rights after 1949, the “separation of two rights” (to collective ownership and household contracted land, with a focus on the latter), and the “separation of three rights,” (to collective ownership, household contracts and revitalized land management). These changes constitute a process in which the economic function of property rights has been growing while their social character has lessened under conditions of nation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重建农地自耕农所有制

文章指出农地集体所有制必然要求农地的平均分配 ,这不仅使农户经营规模狭小、地块细碎、劳动生产率低下 ,而且由于产权主体与边界不清 ,难以实现农地有效流转并激励农户投入的热情。而农地国有化会进一步疏远了农民与土地的关系 ,同时 ,运作的交易费用可能过高。因此 ,可供选择的农地制度应该是自耕农所有制。     

天下为“公”：民国时期县级公产管理制度与产权变迁

近代公产转型与基层公共事业、国家治理机制的演变紧密关联，并承载了“公”观念的变迁。本文从产权视角出发，以民国时期浙江县级公产管理制度为基础，考察公产转型的历史进程。民国成立后，县级公产被纳入地方自治机构统一管理，其有别于“官产”“私产”的产权性质得到法律的确认与规范。在国家政策变动与治理事务扩张的背景下，自治机构对公产的管理引发诸多问题。20世纪30年代中期，南京国民政府推动县级行政制度改革，逐步将公产纳入政府管理，“公产”的概念也随之扩展，并逐渐向政府财产偏移。     

没有公众的公共空间:北京大栅栏院落调整中的国家与个人

本文采用社会学干预的研究方法,在北京大栅栏的院落空间调整中讨论了公共空间的含义与公共重建的问题。与西方将公共空间作为具有政治或社会意义的公共生活不同,大栅栏的居民从所有权出发将公共空间定义为国家财产,又在使用中逐渐侵占并瓜分了这些在管理上被忽视的国家空间。这既是住房等公共服务欠缺的结果,也被历史形成的国家与个人关系所建构,公共空间因此充满了各类行动者在日常生活与社会实践中的互动。本文将介绍两个强干预的社会行动案例,它们分别以“孵育社会生活”和“划分公私边界”为思路进行院落空间调整实验,但前者失败,后者成功。结论部分对此进行反思并指出,公共重建需要调整空间中的国家与个人关系,并建立公共空间使用的规则。     

人民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政府职能探讨

当社会资源主要由市场系配置而不是行政权力和计划时 ,当政府不再是大多数企业的所有者 ,全民所有也不再作为体现崇高政治理想和阶级路线正确性的惟一的美好的所有制形式而存在时 ,政府像从前那样直接管理社会经济的依据 ,就已经从现实的逻辑上彻底消失了。组织和执行公共物品的供给、保护产权、保护私有财产所有权、保证宏观稳定、限制溢出负效应、提供经济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及公共教育是人民社会主义制度下政府最基本的职能。传统体制的弊端就在于由于制度约束 ,政府无奈地管了本应由市场来解决的问题 ,从而造成社会资源浪费和人民福利损耗。     

社会主义产权观念的理性思考及所有制问题辨析

在实际的社会生活及经济生活中 ,公有、私有都有其一般形态和极端形态 ,因而都客观地存在着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倾向。在社会主义产权制度改革的理论思考和实践过程中 ,要进一步克服对公有、私有这一类概念范畴的简单化、抽象化、片面化的理解倾向。不论公有经济还是私有经济 ,都必须注意防止其极端形态的生成 ,不断克服各自的消极倾向 ,弘扬各自的积极倾向 ,社会主义的改革才能不断走向成功的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