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论》与毛泽东的国家观

马克思国家学说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核心。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坚持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基本原则,论述了阶级和生产的社会关系是国家产生的条件;第一次从国体和政体两方面阐述了未来的国家形态,赋予其丰富的科学内涵;同时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在中国文化范式中的探索,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贡献。以《新民主主义论》为理论基础,总结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国家理论的探索与实践,形成系统、完善、科学的中国共产党的国家理论,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科学执政以及整个民族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中国治理现代化中的制度之“重”和制度之“治”

当代中国治理现代化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内在的逻辑。从治理类型来说,包括政党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等方面;从治理内容来说,包括政治治理、经济治理、文化治理、社会治理、生态环境治理等领域;从治理关键来说,则更加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治理现代化中的主导作用。制度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内容,制度执行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集中体现,制度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要素。当代中国治理现代化中的制度之"治",突出体现在三大总体任务上:一是坚持以人民为基础巩固和完善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巩固和完善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的政府治理制度体系;三是坚持以人民为依托巩固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体系。     

新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新举措及其成效——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为视角

在政党政治条件下,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政党的执政方式和执政能力。在当前中国政治生态环境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内在地要求执政党加快推进执政方式的民主化、法治化与科学化。从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角度来看,新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执政能力建设方面取得了多重进展:不断增强党组织的内部整合力、强化党员个体能力提升、着力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有效提高了党的本体能力;以党组织嵌入政府方式的调整优化为杠杆,不断推动党政关系的理性化,着力构建党与社会的合作关系,促进了执政方式的科学化;积极探索实现组织成员的多阶层吸纳,促进基层组织网络的扩展,强化了党组织与民众的"鱼水"和"血肉"关系,进一步扩大和巩固了执政基础。     

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国家治理的逻辑理路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系统总结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国家治理经验,概括党的国家治理理路,具有重要意义.国家治理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前提和保障,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探索性基础研究,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国家治理的逻辑理路,以建党百年为背景,力图从国家治理的理论发展、现实依据以及价值取向三个方面展开研究,探寻由"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价值逻辑"的治理逻辑理路,以求更为准确地把握中国共产党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正确方向.     

中国共产党现代化国家建构与治理的实践与经验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国家现代化建构与治理。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政党,国家建构与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要义是实现人民的民主权利和落实人民主体地位。人民当家作主的执政理念是和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基本原理一致的。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制定一整套国家治理制度,形成一套以人民民主权利和人民主体地位为中心的价值体系。在国家基本制度基础上,组织、协调、引导国家和社会治理主体积极参与国家治理,各个治理主体间形成完备和强有力的纵向和横向治理机制。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及其对我国创新社会治理的启示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形成是一个批判与建构相统一的过程,这种批判与构建既有哲学批判与建构,又有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建构。通过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哲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确立了自己的＂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和法＂的哲学原则,并在此基础上经过进一步深入研究,揭示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分离的实质以及克服该分离的途径,实现了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扬弃。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对于我国转型期的社会治理创新具有重要方法论意义。政府应大胆放权于社会组织,帮其提高治理社会事务的能力,激发其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从而形成社会组织与政府治理良性互动的共治机制。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执政新方略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根据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在深入研究西方国家社会治理理论的基础上,科学地扬弃了西方政府社会治理的经验教训,结合中国现阶段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实际,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执政新方略,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内涵,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成果。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战略决策的形成与实施,既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又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奠定了坚实基础,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执政理念。     

中国式现代化视阈下社会治理：演进历程、逻辑特性和经验价值

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破旧立新、持续推进的过程,是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全新时代命题的题中应有之义。社会治理现代化既坚持了党的全面领导,又遵循了社会治理的一般规律,在治理理念、治理结构、治理机制等方面体现出较强的逻辑特性。其取得的成就也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价值,主要包括：坚持党领导社会治理的政治原则,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坚持立足国情、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坚持稳中求进、循序渐进和持续推进的执政风格。     

马克思廉价政府思想的理论考察与当代价值

廉政建设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党的自我革命的有力保障。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总结了廉价政府的一系列思想,阐释了廉政机制保障,提出了约束贪腐的罢免制度,明确了揭露腐败的监督机制,揭示了规范权力运行的法律制度等。马克思廉价政府思想在本质上要求廉政建设必须具有自我革命的实践性、整合重构的系统性、管党治党的权威性。当代中国廉政建设实践对马克思廉价政府思想的创新发展取得突出成效,以建设党内法规体系保证党对廉政建设的坚强领导,以改革纪检监察体制保证党的执政地位长期巩固,以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保证党的自我革命不断深化。马克思廉价政府思想的当代价值要求我们必须持续加强党对廉政建设的坚强领导和自我革命的政治使命,持续强化廉政建设的科学性和时代变迁的适应性,持续探索增强廉政建设执行力的内在动因和运行规律,持续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建设成果和治理效能。     

政治公平化: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的创新追求

政治公平化是政治体系结构和价值功能的公平化,这是关系中国政治发展的基础性理论课题和重大的实践问题。如果说政治公平化是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本质要求,那么,"积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也必然要走政治公平化之路;如果说西方国家在政治公平化方面已经陷入了徘徊不前的现实困境,那么,政治公平化理应成为超越西方政治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的创新性目标追求;如果说政治公平化更是中国特色现代化的现实需要,那么,也就应该以中国共产党的公平执政引导中国特色的政治公平化,以国家治理公平化推进中国特色的政治公平化,以民生国家建设保障中国特色的政治公平化。     

执政生态的构成及其评价——兼论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的现状及其优化

互相制约的执政主体与执政客体的耦合构成执政生态系统,健康的执政生态能强固执政党的执政地位,而不健康的执政生态则动摇甚至颠覆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其健康与否的评估指标有政党生态、党内生态和社会生态三个一级指标及其分解出的九个二级指标.中国共产党目前的执政生态总体上是健康的,但存在某些“病毒”和“亚健康”的症状,可以从加强多样性建设、强化健康因子、走“资源节约型”道路、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等方面,优化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生态,实现长期执政.     

善治理论下社会组织对于政府权力的制约

中国共产党通过对党员的监督,完成对于政府权力的监督这一传统监督体制存在不足之处.而善治理论是20世纪末出现的一种新的权力构架理论,它主张通过分权的方式使得国家权力完成由威权政府向社会回归,而对于政府权力的制约则是政治学中的一个热点问题.社会组织因为其本身的特点,成为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分权的一个重要载体,并且由于其体制外的身份,通过不同途径对政府权力进行制约,从而成为我国自律性社会的形成和民主化过程中的重要助推器.     

中国现任领导对民主执政思想的发展和创新

民主执政是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是推进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本质要求。本文在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民主执政思想提出的历史背景下,结合马克思主义有关民主执政的经典理论,分析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民主执政思想的发展和创新。     

中国共产党建设的责任政治逻辑

“政党责任”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建设的政治话语与基本方位。在这个意义上,借助责任政治“观念—结构—行动”的分析框架,可以从思想力、组织力、执行力三个方面理解中国共产党如何锚定责任、履行责任。第一,“以人民为中心”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标志,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的责任观念,体现出执政党强大的思想力。第二,中国共产党在强化自身组织的同时延续“支部建在连上”的党建传统,夯实着“党领导一切”的制度基础,是实现有效组织动员的根本保障。第三,“满足人民期待”构建了中国共产党的时刻回应人民群众的行动原则,是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关键枢纽。在观念、结构、行动三者协同作用下,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有效地推动着国家治理的进程。     

论中国共产党党组制度的逻辑展开

中国共产党党组制度是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力量。党组是党对非党组织实施领导的重要载体,通过党组的整合与汲取,实现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党组在中国特色的党政“条块治理结构”中,实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也承载着打破官僚主义的希冀。党组是正确处理党政关系、实现依法执政的组织形式,将党的领导行为转化为执政行为,从而实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论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的性质与作用

"党内法规"的基本性质属于社会法和软法。但是由于我国宪法确立的中国共产党的特殊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对党务的调整必然影响和涉及国务。从而,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法规又同时具有一定的国家法和硬法的因素。中国共产党依法领导国家,依法执政。依法领导和依法执政既要依国家法律,又要依党内法规。但党内法规应服从国家法律,国家法律优位于党内法规。党内法规一般调整党的组织、活动与党员的权利、义务,在某些公共治理和社会管理领域,党内法规也调整国家公权力和社会公权力关系。因此,党内法规也应纳入国家统一的违宪、违法审查机制,以保障国家法制的统一。     

论中国共产党的和谐执政

中国共产党实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执政目标,需要通过和谐执政来实现。和谐执政是以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为前提的新的执政理念与方略,其基本内涵是体现以人为本的终端价值,将和谐理念融入执政过程中,使执政过程呈现协调性、有序性、完整性和合乎规律性。关系和谐是和谐执政的核心;方法和谐是和谐执政的关键;动态和谐是和谐执政的根本特征。坚持和谐执政的新取向,对于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巩固执政地位、提高执政能力、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论我国社会协商民主历史形态的逻辑演进

我国社会协商民主伴随着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转折开始,又随着改革开放推动经济体制转轨而发展,进一步随着21世纪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转换而走向成熟。由此推进了我国社会协商民主形态实现了三次重要转变,这就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政策制定为重心的自上而下开展的社会协商民主形态的开端、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重心的自下而上推动的社会协商民主形态的发展,以及21世纪以来以公共治理为重心的政府与社会上下合力推进的社会协商民主形态的成熟。我国社会协商民主历史形态的三次演变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从实际出发的自觉选择和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展开和中国化发展,不仅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国家治理现代化,而且为世界协商民主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中国经验和中国启示。     

“乡镇直选”具有推广价值吗？

在有关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各种观点中,乡镇直选是一种具有诱惑力的见解。乡镇直选改变了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与乡镇政府之间的权力与责任关系,影响着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权中发扬民主。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正确的路径选择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改进执政党人大代表候选人提名方式,加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建设,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提高执政的水平和能力。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税权划分问题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离不开财政制度建设。目前,我国正处于"营改增"税制改革的深化期,地方政府财政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如何实现税权与事权匹配建设,成为当下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实现的重要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