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府数据开放中的个人信息合理使用

政府数据开放中处理个人信息的行为应随《个人信息保护法》调整,但政府数据开放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目标定位存在一定分歧。《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的知情同意规则无法充分证成政府数据开放中处理个人信息的行为具有合法性,进一步引入并充分解释合理使用规则,方能为该行为提供合法性基础。在知情同意、合理使用双重规则的调整之下,政府数据开放中处理个人信息的行为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等法治原则的指导;应将个人信息的性质、处理个人信息的目的及造成的影响“三要件”,设定为判断处理个人信息是否构成合理使用的具体标准;在适用方式上,则应根据不同类型、层级的公共利益对个人信息和数据进行分类、分级开放。     

个人信息保护中知情同意的困境及重构

传统的个人信息保护框架以知情同意为其原则,隐私政策正是知情同意在网络时代的具体运用。大数据分析的发展引发了对公民隐私的严峻挑战,隐私政策中知情同意的异化,使其有效性备受质疑。对此,不能完全否认知情同意原则的必要性,无论从传统民法视角而是从现行法出发,知情同意都是个人信息保护宗旨的体现。为了化解知情同意所面临的困境,提出了场景风险管理理念、社会控制理论和“弱同意”架构设计等新构想,尝试在个人信息保护与数据开发之间找到新的平衡点。     

大数据时代行政法对个人信息的保护

信息时代,个人信息除具有其基本的人格属性外,还蕴含着巨大的经济价值。如今,信息传播速度如此之快,范围如此之广,导致个人信息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安全风险,且采集和利用个人信息的方式发生改变,导致我国当前的行政法难以实现对个人信息的有效保护。因此,本文立足大数据时代背景,分析个人信息遭受侵害的特点和现有行政法对个人信息保护的不足,进而有针对性地提出个人信息行政法保护对策。     

个人信息保护中知情同意原则的困境与出路

在大数据的背景下,企业数据活动确实具有越来越重要的社会经济功用.个人信息保护的知情同意原则,不宜追求形式上的绝对化,而应转向更加具体的实质化,以期在真正有效保护个人信息的同时,也鼓励企业更加积极而有效地开展数据活动.一方面,数据活动应获得用户清晰和明确的同意,即使个人一般信息亦然;信息主体的同意应当符合可期待性要求.另一方面,为了实现与数据活动的平衡,应当为数据活动提供必要法律豁免.立法应规定,企业数据活动的正当基础应不限于信息主体的知情同意;此外,还可以通过引入个人信息匿名化可以获得知情同意豁免的方式,鼓励和促进企业在有效开发数据和保护个人信息上齐头并进.     

司法数据开放中的个人信息保护研究

近年来,我国司法数据开放成就斐然,但司法数据开放中的个人信息保护问题尚未引起实务界和学术界的重视。司法数据开放与保护个人信息都有着内在正当性,但司法数据开放中个人信息的保护存在着逻辑悖论与实践困境。在司法数据开放中,应当制定统一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规范,明确个人信息保护范围,设立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组织机构,构建保护个人信息的技术处理标准,完善信息主体个人信息权利保障机制。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问题与法律对策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大数据不仅受到企业的青睐,而且国家也逐渐开始重视。但这也给个人信息保护带来了挑战,现行的个人信息保护策略(告知与许可、信息模糊化、信息匿名化)似乎都变得不可行。在大数据时代,保障个人信息安全的着力点应聚焦于:改变个人信息收集的个人许可模式,让数据使用者承担责任;推行新技术差别隐私,用于保障个人信息安全;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以加强互联网个人信息的保护。     

韩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最新修正及其对我国之启示

基于提升对核心资源数据的利用活性化,发展新产业等目的,韩国立法机关在2020年对《个人信息保护法》进行了幅度最大且最具有现实意义的一次修正。此次新增“假名信息”的概念并明确其具体的含义,否认需要耗费极多时间和费用、运用超前技术才能被识别的信息属于个人信息。与此同时,还扩大了“知情同意原则”的例外情形,认为只要与收集信息的目的合理关联,在满足一定条件的前提下可以不经信息主体的同意利用或者向第三者提供个人信息。若是出于统计、科学研究、公益记录保存等目的,亦可无须信息主体的同意对个人信息进行假名处理。这些修正内容为今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诸多有价值的启发,可以积极地予以借鉴。具体而言,应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肯定匿名化信息的相对性,确立目的相关联原则以及合理框定不适用“知情同意原则”的情形。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的行政法保护分析：内涵、困境与路径选择

大数据时代,我们要明确区分个人信息与个人资料、个人隐私、个人数据的内涵。通过对个人信息行政法保护理论依据与现状的分析,可以发现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存在监管不力等现实困境。对此,我们应采取提高个人信息保护意识、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建立国家个人信息数据库、引导行业自律等对策,以应对大数据时代的挑战。     

难产孕妇不救而亡谁之过——兼谈知情同意权的制度缺陷

文章以知情同意法律制度为视角讨论了“丈夫拒签手术单妻儿双亡”案件产生的根本原因。从道德上讲，医院应当以救死扶伤为最高职责，其“明哲保生”的做法欠妥。但在法律层面上他们无过错可言。患者的丈夫最可能也最易于避免悲剧的发生，在个案中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就制度层面而言，当前知情同意制度中的若干不足是悲剧发生的根本原因。     

大数据背景下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中日比较——以“知情权”为视角

文章从大数据背景下人民"知情权"的角度切入,从比较法的视野就中国政府现有信息公开制度进行分析,并在借鉴日本的成熟经验后主张应当在信息公开立法的目的中引入知情权,并在保障信息公开请求权的基础上扩张信息公开请求权人的主体范围,完善信息公开载体的数据化管理,再辅以对"知情权"的相对限制性规定,从而将政府信息公开的管控形态从传统的以行政行为为主导的封闭性信息支配模式,逐渐过渡为以保障知情权为主导的开放型信息支配模式,以应对大数据时代的需求.     

大数据背景下个人信息处理行为的法律规制——以个人信息处理行为的双重外部性为分析视角

大数据背景下个人信息处理行为既引发数据安全风险等负外部性，也会带来分享经济价值实现等正外部性，"大数据悖论"现象揭示了双重外部性成因。基于"外部性内在化"原理赋予信息主体以个人信息权并赋予数据控制者以大数据财产权虽有助分别规制其双重外部性，但网络大数据背景下其双重外部性规制彼此交互影响而面临两难困境。法经济学关于"损害之相互性"理论证立了基于"风险导向理念"规制个人信息处理以破解其两难困境的经济逻辑。大数据产业发展有赖个人信息处理的"外部性外部化"而实现分享经济。法经济学关于"公地喜剧"理论证立了基于"外部性外部化"规制个人信息处理而满足大数据产业发展需要的经济逻辑。大数据背景下个人信息处理的规制有赖从"压制型法"到兼及"回应型法"的理念转换，从"外部性内在化"兼及"外部性外部化"的机制并举，从数据资源权利配置兼及数字技术权力干预的措施协同，实现大数据产业创新与个人信息安全的有机平衡。     

大数据背景下的政府信息资源整合与利用

长期以来,由于职能部门的直线管理体制与数据规范标准不统一,我国各级政府在信息资源整合和利用方面存在着缺乏长效机制和统筹管理、信息资源开发价值不高以及社会化服务无法满足市场需要等突出问题。以大数据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新的技术选择和发展思路。各级政府应在完善信息资源管理体制与安全保障体系的同时,建立统一的基于大数据的政府信息资源整合应用平台,实现各类信息资源的交换整合与共享,并结合各类应用构建政府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模式,从而不断地推进政府信息资源的高效整合与合理利用。     

个人信息的民法保护

随着人们对个人信息价值的认识不断深化,传统条件下的立法主要针对隐私利益给以保护的模式越来越不能满足人们对个人信息利益保护的要求,个人信息财产属性的彰显使得人们需要法律对个人信息积极利用的权利加以保护。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人们越来越难以控制自己的信息。因而迫切需要从原有的对隐私利益的消极被动的保护模式过渡到全面积极的个人信息保护模式。     

建立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探析

政府信息公开是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 ,加快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步伐 ,是适应加入WTO的需要。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封锁信息和妨碍政府信息传播的许多观念和做法必须改革。进一步加强我国政府信息公开 ,应该确立政府信息公开原则 ,扩大政府信息公开范围 ,拓宽政府信息公开渠道 ,尽快制定统一的《政府信息公开法》。     

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劳资关系

针对当前在劳资关系中，国有经济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研究，并阐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劳资关系的必然性。分析了当前劳资关系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成因，提出了建立和谐劳资关系的具体政策措施。即：加大宣传力度，树立企业劳资关系的现代化观念；理顺企业劳资关系运作的体制；加强企业劳资关系的法制建设；加大维权力度和监督处罚力度等。     

个人信息侵权法保护的价值与理据新论——基于大数据悖论的分析视角

为有效应对信息科技发展引致的个人信息保护和信息产业发展的矛盾冲突,必须创新优化个人信息侵权法保护的制度设计,肯定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的同时又限制信息主体的排他性控制权,制衡“数据权力”以抑制个人信息处理者的恣意和滥权,谋求信息时代人权保护以及为信息产业内置发展空间的“双赢”。基于大数据透明化悖论、权力悖论、身份悖论的视角,个人信息处理事实上同时存在正负效应双重外部性,这决定了个人信息法律保护不能仅依赖“基于权利的方法”,还应直面大数据时代面临的认知和结构困境,并“基于风险的方法”对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进行路径重构。大数据悖论决定了个人信息侵权法保护的价值取向不能简单化、绝对化,其实质是要求在信息处理者秘密搜集处理信息与个人主张信息处理透明化、信息处理者的数据特权与个人对信息权利的“让渡”或“牺牲”、信息处理者识别个人身份与个人主张身份隐私保护等博弈关系中求得优解。为此,个人信息侵权法保护的价值既要定位于保护公民个人的人格尊严,保障数字时代人权,又要衡平信息有序流动、跨境交易以及信息产业发展中的各方利益。大数据悖论非但不应成为个人信息权利保护、政府信息治理权力、信息产业发展间“非零和博弈”的...     

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理性思考

从侵犯个人信息犯罪之立法变革可以看出对此类犯罪的刑法规制缺乏统一的前置法、刑法条文表述不准确、处罚行为范围较狭隘、救济程序不完善等诸多问题。为合理规制侵犯个人信息类犯罪,建议通过加快统一前置法的立法进程、删除刑法条文中不恰当的表述、明确刑法对此类犯罪的处罚范围、完善法律救济程序、建立国际间合作等方式,加强对个人信息的全面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