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指向价值的行动:韦伯《科学作为天职》一百年

本文基于韦伯《科学作为天职》的演讲,将Wissenschaft als Beruf的含义重新置于韦伯科学学说的思考脉络之中。本文认为,该演讲通过“为科学而科学”的“意义”问题指涉每个人如何承担自己的价值立场问题,此问题和韦伯科学学说中行动如何承担价值的主题密切相关。一方面,每个人的价值感受是价值行动的起点,不能通过任何伦理义务将之夷平。另一方面,这样的价值感受若不通过价值理性化,就既不会变成塑造价值的力量,也有碍于行动者明白和掌握为价值而行动的自由是什么。二者之间的紧张使韦伯反对任何有机体学说意义上的文明和共同体,转而从“求真”这一充满人为努力的途径来实现行动者对价值真正的“开明”。在这一途径中,诉诸于观念类型的行动者的“开明”是他将习俗和文明由异己的传统变成自己的根本价值立场的关键。但本文结尾表明,韦伯的这个立场将所有的传统都变成了异己的传统,因此留下了现代社会科学如何面对价值的共同体的根本问题。     

社会科学、价值判断与科学的价值——评施特劳斯的韦伯论述

在施特劳斯的思想世界中,韦伯的处境是悲剧性的：他命定了要信仰科学,可是由于受到历史主义的深刻影响,内心深处又不得不对科学的价值怀有极度的不安。施特劳斯一方面通过一个下降的思想历程揭示出韦伯困境的深层根源：韦伯坚持价值中立是因为终极价值之间的冲突无法借助理性来解决,而后者又是因为科学无法在面临启示的挑战之下证明自身的价值,这是因为他对科学及其处境的理解是不完善的。另一方面,施特劳斯又通过一个上升的思想历程去超越韦伯所陷入的深渊：前哲学的自然世界是哲学与启示的共同起点,通过政治哲学（必然要求价值判断）迈向一种探询式怀疑主义的哲学,它始终满足于表述而非解决存在之谜,这就使得启示成为可能和必要。哲学的价值在这种永恒冲突中得到确立。     

康有为的“大同境界”探析

广府的秀水灵山孕育催生的康有为的大同世界,是世界文化体系中最广为人知的乌托邦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大同境界”是大同世界人类最理想的生存幸福状态,其诗性品格将成为彰显广州文化名城地位的有力推手。而其中康有为凭借丰富的想象对人的内在自由与生存幸福的叩问,亦可为我们构建和谐社会、营造幸福生活观带来一定启示。     

韦伯“英国法悖论”的理性观反思

韦伯的英国法悖论,是指按韦伯的理性化标准,英国法的理性化是程度较低的.然而事实上英国法又能较好地保障英国人的确定性、自由和秩序.英国法悖论的产生,在于韦伯将理论理性视为唯一的理性并将其作为标准尺度来衡量英国法.事实证明,英国法的实践理性不但是一种理性化道路,而且是一种较为合理的理性化之路.反倒是韦伯的理论理性存在诸多问题.因此,需要认真反思韦伯的理论理性法治观.     

马克斯·韦伯的方法论：基于渊源的再研究

作为转化知识的手段，方法是理论问题获得解决的关键。马克斯·韦伯在社会科学界的地位，很重要的一部分源自其方法论贡献。他的方法论学者的地位来自其价值无涉及价值关联、理解与解释、方法论个人主义、理想型等理论成就。     

“文明体”与“上层结构”：两种视角下的悖论对韦伯与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观的比较

布罗代尔与韦伯的资本主义观互相矛盾。韦伯把资本主义看作一个文明体 ,从文化与宗教的角度理解资本主义 ,认为理性化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关键因素 ,资本主义文明是人类的进步 ;布罗代尔把资本主义当作上层结构 ,从政治 -经济的角度批判性地解释资本主义 ,认为资本主义只是一小部分人的特权。理论预设与分析视角的不同是二者观点分歧的根源。     

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核心结构与中国历史之进路——关于“韦伯难题”的另类思考

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核心结构是“求均求稳”。这种文化模式在历史过程中形成 ,反过来又直接影响着中国历史的基本进路 ,演绎出我国历史运作的圆圈律特质和持续沦落的社会经济史。马克思主义入主中国为中华民族走出古旧的历史围城、实现复兴创造了契机 ,但真正带领国人走上不断进步的历史轨道的则是邓小平     

反思与重塑: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价值的思考——读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启示

马克斯·韦伯的学说自诞生以来便引发广泛的研究和关注,并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研究韦伯学说的韦伯热。当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研究韦伯的学说对于协调市场经济与伦理价值两者关系,仍然有很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对韦伯经济伦理价值观解读的基础上,反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道德失范现象产生的伦理价值根源,探讨传统伦理价值实现现代转型的重要意义和现实条件,在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伦理价值体系问题上提出一些思路和建议。     

价值理想的认识与实践:马克斯·韦伯的伦理教育

在我们这个似乎已实现了“价值自由”的时代,马克斯·韦伯很少被人视为一位伦理教育者。本文尝试从韦伯身处的时代和社会背景出发,以其关于学术与政治之伦理意义的论述为重点,结合其书信和传记,来揭示韦伯思想中之伦理教育的面向。面对威廉二世时代的精神危机,韦伯力主社会科学虽具有抽象的观念性,但能够向人们揭示文明与历史中的超越性价值,并通过对其客观化实践的描述,令人们看到这些价值理想如何落实于现实,并产生复杂的变化与后果;由此,学术能够令人明确自身的价值立场及其实践后果,从而培养人的自我清明和求真务实的品质,在日常的工作与生活中朴实地践行自己的理想。另一方面,韦伯还告诫我们,要警惕主观理想潜藏的暴力性,认清实践的复杂性和悖谬性,将信念与清醒的现实责任感结合起来。     

通过“合意”建构的三元行动理论:重探韦伯的《关于理解社会学的一些范畴》

韦伯的《关于理解社会学的一些范畴》（下文简称《范畴》）对于发展社会行动具有关键作用，却由于诸多因素让位于《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本文从《范畴》内部的论述结构与外部的参照比较出发，进行相关脉络的梳理，以证明该文具有独特的理论内涵，然后指出“合意”在社会行动与社会关系上的双元角色以及通过“合意”所建构的“共同体行动/合意行动/社会体行动”三元行动类型。综观之，《范畴》的理论意涵值得我们反思“从行动到秩序”之间的另一种可能性。     

康有为和孔教会：民国初年儒家复兴努力及其挫折

文章通过对于辛亥革命之后孔教会试图通过立法手段将儒家国教化和以西方的教会形式传播儒家的努力的考察 ,试图说明儒家在失去了作为社会合法性依据的地位之后 ,在现代法律制度和西方思想的影响下 ,寻找其社会立足点的一种努力 ,对于我们认识现代种种关于儒家思想前景的争论有直接的参考价值     

重新思考公民与公共生活：基于儒家立场和中国历史经验

本文基于中国的历史经验和儒家理念,重新思考公共生活与公民概念。在西方,无论在历史中还是在理论中,公共生活的基本载体都是城邦,这是一个点状的政治共同体。不过,至少从尧舜开始,自觉的中国就呈现为超大规模的文明与政治共同体,由此也决定了中国的公共生活形态和公民身份与西方不同：中国存在着多中心、多层级的公共生活单元;所有人在不同层级上参与公共生活,多少都具有公民性;作为积极公民的古典君子或者儒家士君子的公民身份是多层次和可扩展的,是真正的国家公民。这一中国经验提醒我们,应该超越基于西方经验形成的关于公共生活和公民的地方性概念和理论,发展更为普遍的共同体、公共生活和公民理论。     

戊戌维新精英对十九世纪人才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19世纪末 ,戊戌维新精英人物提出了具有时代意义的人才思想。在人才与国家命运的关系、人才与改革的关系等问题上 ,他们继承了同世纪前几代思想家的思想 ,而在企盼言政人才、聚人才以救国和培养人才等方面 ,他们则超越了其前辈 ,表现出了自己的特征     

有关港台新儒家价值评判的几个问题

以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为主要代表的港台新儒家是20世纪中国哲学的重要元素。对他们的价值评判应该考虑两个维度:一是理论维度,二是实践维度;应该考虑两个背景:一是横向的中国背景,二是纵向的儒学发展背景;应当运用比较方法探讨其内部的同异,从而把握他们共同的旨趣以及各自的独特性;还需要关注两个敏感问题:一是他们的政治倾向问题,二是他们的文化目标问题。     

返回历史视野，重塑社会学的想象力:中国近世变迁及经史研究的新传统

从康有为到王国维和陈寅恪,中国现代思想变局的两次浪潮,确立了经史研究的新传统。康有为对《春秋》三世说的重解,旨在通过现代变革重塑大同理想,通过确立新的宗教教化化育民情,从而实现从据乱世到升平世的过渡。王国维藉社会科学之综合演绎方法,以《殷周制度论》等著作“以史治经”,确立了周代立制之源及成王周公所以治天下之意,从制度、民情乃至思想精神入手,重塑中国文明之本源、制度精神之普世价值。陈寅恪所治“不古不今之学”,则从中古史出发,运用历史研究的“总汇贯通之法”,考证中古之思想和风俗流变,构建出一部胡汉杂糅、各教混融、民族迁徙与文化融合的历史场景。     

康熙帝与《明史》

《明史》历称精善 ,这与其编撰过程中一直受到康熙帝的关心、指导有很大关系。康熙帝认识到历史中有着丰富的治国经验 ,有裨治道 ,十分重视《明史》编修工作。他根据要把《明史》修成一部资料详赡 ,评论公允的信史要求 ,提出了史官不重文章而重良心说 ,强化史官的史德要求 ,明确《明史》编修学术规范。同时康熙帝重视史籍的收集 ,运用行政手段 ,帮助收集《明史》所需史料。对《明史》编修的指导 ,也体现了康熙帝对史学的深刻认识。     

经学与理学之间——朱熹之理学诠释学原则初探

朱子的理学诠释学实际上是绾经学诠释与理学诠释为一途。经学诠释是基础 ,理学诠释是核心。朱子的诠释原则受到来自经学立场与理学立场两方面的批评     

论儒家义利思想的逻辑体系及其意义

一般人们往往以现代西方伦理学的尺度武断地将儒家义利观认定为重义轻利的义利观。其实传统儒家义利观是不断“与时进焉” ,不断演进和丰富的体系。可以从两个层面理解儒家义利观体系 ,即 :本体论层面和价值论层面。在道德本质上 ,它坚持了道义主体论倾向 ,逻辑表述为 :义为利之本 ,义重利轻 ,义以建利 ,义利统一。就价值而言 ,个体人在现实中所面对纷争进行正确选择应具备的道德素质是基础性应用价值 ;更重要的社会价值在于政治伦理意义上 ,要求统治者施行“仁政”。传统儒家义利观 ,经过不断演进 ,通过有效解决现实世界利益冲突形成道德观念体系和操作原则 ,成为中国主流义利观 ,并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孔子"仁"学思想对秘书人员处理人际关系的影响

中国五千年文明中,有二千多年儒家思想在思想领域占据统治地位.所以中国文人的思想里,受孔子的儒家思想的影响极深,秘书人员也不例外.这些思想中的一些积极因素影响着秘书人员能具备良好的素质,出色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而孔子所提倡的"仁"和"爱"尤其使秘书人员在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时,能带有一种宽容、谦虚的心态,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因此秘书人员如果能在工作中注意吸取孔子思想中的精华,并善于应用于工作中,必会有所收益.     

Women Reconciling Paid and Unpaid Work in a Confucian Welfare State: The Case of South Korea

The participation of married women in the labour market has been increasing since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1960s in Korea; in 1999 it overtook that of unmarried women. This raises the issue of how women reconcile paid and unpaid work and how state policy responds to this issue. In Korea, there have been numerous policy reforms designed to support working women in combining work and family life. For example, a parental leave scheme was introduced in 1995 and maternity benefits were also introduced in 2001. However, it is doubtful whether these policies can be effective in practice in Korea, where Confucian traditions in respect of women's roles remain strong. Confucian tradition has long influenced Korean society culturally and socially. Although Korean society today is not as Confucian as in the past, some traditions still remain strong, particularly with regard to the family: for example filial piety, seniority, the married woman's responsibility for her parents‐in‐law. This paper will argue that Confucian tradition makes for difficulties in Korean women's experiences of reconciling paid and unpaid work and also affects the formation of state policy. The paper explores the impact of the Confucian welfare regimes on Korean women's experience of reconciling paid and unpaid care work, and questions the gendere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nfucian welfare st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