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代敕谕碑看明代皇室对佛教的护持

有明一代,明代皇室重视佛教的教化作用,并对其进行保护,使得佛教极端兴盛。在北京地区寺院中,现存三通明代敕谕碑,以敕谕的形式对佛教寺院给予政治和经济上的保护,使人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探寻明代皇室与佛教之间深厚的关系。     

造像记所见北朝民众的佛教信仰与拟血缘群体

北朝时期,佛法大行,为了昭示信仰之虔诚,并且祈求佛法的庇护,同时也基于修行的需要,社会上各个阶层的人们,雕凿了许多佛像.佛像雕成之后,出资人往往要求工匠在佛像底座、像背或者侧面刻上一些文字.这些文字主要包括造像时间、理由、祈愿,以及捐资人的姓名,是为造像记.     

鸡足山佛教与浙江佛教

云南鸡足山佛教与浙江佛教的联系 ,主要反映在学习的阶段 ,属于请进来的情况。明代万历年间 ,佛教复兴 ,浙江成为中国佛教复兴的重镇 ,许多鸡足山的僧人纷纷到江浙一带参学 ,他们在浙江亲近禅门大老 ,大机大用 ,受益终身 ,并把浙江的禅风引入云南。浙江天目系和天童系的佛教对云南的禅宗发展和禅风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这种活动到当代仍未停止。浙江佛教对云南佛教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尼泊尔佛教的亮点(上)

作为佛陀故乡的尼泊尔,从古迄今均与佛教有不解之缘。佛教在尼泊尔经历了荣枯兴衰的漫长岁月。尼泊尔曾是汉地佛教和藏传佛教与印度佛教联系的枢纽,也是佛教文献和梵文作品的宝库。对于佛教历史尤其是佛教在尼泊尔的历史,本文提供了不少宝贵资料和一些新颖的说法。     

家礼与家族整合:明代东山葛氏的个案分析

明代山东德平葛氏家族因为"三朝尚书"葛守礼的崛起而成为当地的望族,葛氏家族典型地体现了科举时代新仕宦阶层家族成长和发展的一般特征.为了承家久远,葛氏家族缘俗制礼,制订了<家礼摘要>,并利用家礼来敬宗收族、凝聚人心.通过解析葛氏家礼的撰述与实践,探讨家礼如何在不同时间营造出有利于家族联谊的"关系性空间",如何构建具有广泛包容性的血缘网络,并达至家族整合的目标.由家达乡,家礼最终是实现中国传统社会家邦和谐的"治世工具".     

北京寺院研究的扛鼎之作——读何孝荣《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

何孝荣先生的明代寺院研究,是以明代南京寺院为起点的。经过几年的艰苦探索,结撰成《明代南京寺院研究》一书,2000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刊行,在学界引起较大反响。在从事明代南京寺院研究的过程中,他接触到不少关于明代北京寺院的资料。这使他深深地认识到:“明代的北京,佛教     

北魏孝文帝崇佛之表现及其对佛教义学之倡导

北魏孝文帝元宏是中国古代一位具有重大历史影响与特殊地位的关键性人物.以往论者就其所推动的汉化改革和民族融合等业绩,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或褒或贬,可谓连篇累牍.不过,孝文帝之影响并非仅仅局限于政治与民族方面,而且涉及北朝社会思想文化诸领域.对此,近年学术界已有所关注.     

明代进士家族相关问题考论

进士家族即指五代直系亲属内有两名以上进士的家族,明代270多年间共产生这样的家族2088个,其地理分布十分广泛又很不平衡,尤以浙江、南直最为集中。一、二、三、四、五、六、七代进士家族分别为311个、1500个、209个、51个、12个、4个和1个,属于这些家族的进士共达4970名,占明代进士总数的20.21%;而真正出自进士家族的进士仅占明代进士总数的11.55%,反映了明代科举制度造成并维持了很高的社会流动率。一、二、三代进士家族分别占进士家族总数的14.89%、71.84%和10%;说明接近87%的进士家族不能传至三代,96%的进士家族不能超过三代,这也验证了古语所云富贵不过三代大致符合实际情况。明代进士家族发挥政治和社会影响大致在三四十年至二百年之间。     

刘禹锡与佛教

刘禹锡与佛教的关系,贯穿其一生。他与僧人的交往具有文字之交、佛理之交和不拘宗派的特点。贬谪之后,刘禹锡奉佛尤盛,方式也有所不同。他会通儒释的观念代表了中唐文人的普遍看法。《维摩诘经》是对刘禹锡影响较大的一部经典,这不仅表现在他对与之相关的佛教传说故事的袭用及义理的阐发,还表现在他以维摩诘教义为人生践履,在尘俗世界一直顽强地坚守自己的信念和理想,并形成有别于其他文人的行为方式。     

族类标签与王朝拓边：明代中后期川西北地区的社会分类和国家治理

聚焦明代川西北地区以族类标签为标识的社会分类,是考察王朝拓边进程的关键视角。15世纪时,明廷秉持羁縻导向的边关方略,对流行于川西北非汉社会的“大小”“牛羊”等二元族类标签之内涵缺乏了解。15世纪后期到16世纪前期,明廷尝试重新诠释川西北非汉社会语境中的“黑—白”族类标签,但因国家力量渗透边地的程度有限,“黑—白”标签的本地意涵与明廷定义在一定时期内共存。16世纪中后期,明廷的边地知识与地方社会实态之间存在明显张力,在王朝国家发动军事行动整饬边地秩序后,“番—羌”族类标签逐步成为向化程度深浅的代名词。明代川西北诸种族类标签的内涵演化是“中心—外缘”互动在社会分类层面微观而鲜活的呈现。     

A Preliminary Study of Mongol Costumes in the Ming Dynasty*

The Yuan dynasty was the first great unified empire founded by an ethnic minority in Chinese history. A great number of ancient sources have proven that under the Yuan, the Mongols’ distinctive costumes, expressive of their nomadic identity, exerted an influence upon Chinese fashions of the time. Even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Yuan, Mongol dress did not disappear but became even more popular in various forms throughout the following Ming dynasty. On the basis of examination of a large number of historical written materials, this paper makes an in-depth study of the various styles and uses of Mongol-style clothing in the Ming dynasty. It provides a panoramic survey in an attempt to outline the use and evolution of Mongol styles in the Ming and to examine some representative case studies in detail. Thus, besides discussing traditional issues in the history of clothing, such as the use, design changes and abandonment of Mongol clothing in the Ming dynasty, it initiates a series of studies from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offering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groups who wore Mongol-style clothing in the Ming dynasty, including their occupations, their reasons for using these costumes, and how this mode of dress influenced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the period. It also attempts, via clothing, to discuss the changes in transitional Chinese society arising from the movement of nomadic ethnic groups in northern China to the hinterland (another question to be addressed).     

明代北京的民间抄书活动

民间抄书在中国古代图书流通文化研究中尚属不足 ,但它却是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 ,有其特殊的意义。本文选择明代北京这一特定区域作为切入点 ,分析了几种重要的抄书方式 ;并对其特征、影响作了初步的探讨     

明代文学生态与帝王的诗歌态度

封建体制下的至尊君王对诗歌发达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作用,有明十六帝,勘荒仁暴,群象各异,但对于诗歌却没有太大兴趣,部分君王虽以形式各异的赋诗、赐诗行为维系着自己作为国家文化最高象征的天子形象,但这种诗歌行为大多有着逸出文学指向之外的政治色彩和文化意义.明代君王对于诗歌并无特别的爱好,更无着意的提倡鼓励,而此则成为明诗难及唐、宋的一个重要因素.     

康熙帝与《明史》

《明史》历称精善 ,这与其编撰过程中一直受到康熙帝的关心、指导有很大关系。康熙帝认识到历史中有着丰富的治国经验 ,有裨治道 ,十分重视《明史》编修工作。他根据要把《明史》修成一部资料详赡 ,评论公允的信史要求 ,提出了史官不重文章而重良心说 ,强化史官的史德要求 ,明确《明史》编修学术规范。同时康熙帝重视史籍的收集 ,运用行政手段 ,帮助收集《明史》所需史料。对《明史》编修的指导 ,也体现了康熙帝对史学的深刻认识。     

明北京城营建石料采办研究

明代定都北京以后,大规模的营建工程在历朝持续进行。作为基础建筑材料,石料在明代已经得到广泛应用,明北京营建工程对石料产生巨大需求。为此,明政府开始了大规模的石料采办活动。本文具体阐述了北京营建工程所需石料的种类、产地、采办和运输过程。明代北京营建石料采办在采运成本、运输组织、时间安排等方面均有周到的考虑和合理的安排,这是石料采办工程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原因。     

明代中朝贸易及贸易中的相互了解

明代中朝两国的密切联系,带动了两国贸易上的往来。中国对朝鲜的贸易主要集中于明初的几朝,朝鲜对中国的贸易则贯通有明一代。两国间的贸易,较好地解决了各自所需而本国又不能保证供给的问题,从而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意义,同时也使两国在贸易中得到了相互了解。     

论明史、明史研究及点校本《明史》修订

明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盛世之一,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深刻的教训。前人对明史作了许多研究,成果丰硕,但继续研究仍有空间。当前,明史研究面临进一步大发展的新局面,搞好明代古籍文献的整理工作,特别是搞好《明史》点校本修订工作,十分必要。     

国家礼制的地方回应:明代乡射礼的嬗变与兴废

乡射礼在明代经历了"重射艺"到"重教化"的功能嬗变,这种变化大约在成化以后,首先自江南开始,然后扩展到各地。乡射礼虽然被制度化,但因与科举之间缺乏联系,从而不受士人和地方官重视,兴废无常的现象十分严重。明代乡射礼的嬗变与兴废,实际上反映了国家意志、地方态度与士人追求之间的冲突与妥协。     

明清时期华北宗族的发展——以山西洪洞刘氏为例

明清时期山西洪洞刘氏与当时南方的宗族一样,从明中后期开始组织化.刘氏从默默无闻的家族崛起,成为当地的望族,发展起宗族组织,并从明中叶维持到清末,主要原因在于科举的成功,农商结合的经济以及响应政府的教化活动,此外与大族联姻也起到一定的作用.洪洞刘氏虽然经历了明清鼎革,但是其宗族建设进程并未断裂,在清朝继续保持其优越的政治地位.刘氏宗族在清代通过进一步加强宗族建设,使宗族组织化,宗族经济增强,反映了明清华北宗族历史发展的连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