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秩序的护卫者 ——亚当·斯密论“正义”与“自然法理学”

通过对“德性”以及“人性”的重新阐释,亚当·斯密颠覆了亚里士多德的经典命题,将“人是城邦的动物”改造为“人是社会的动物”。启蒙精神为斯密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工具,他试图用一种情感主义的人性论和道德哲学来重构整个自然法理学体系,为其提供一个世俗化的理论基础,为国家行为、为立法者提供理论指引。“社会”是斯密整个学说体系的核心和基础,只有理解了“社会”与其自然法理学之间的关系,才能深入理解其政治经济学甚至国家理论的真正意涵。本文所要阐述的,正是“社会”对其自然法理学的意义及其因而呈现出来的结构和特点。     

“社会底蕴”：田野经验与思考

如何认识中国乡村社会获得秩序的内在运行机制？根据长期在中国农村的田野调查经验,笔者提出“社会底蕴”概念。这一概念是指在历史变迁中,中国社会自发保存的那些具备相对稳定特征的“恒常”。根据从生活的智慧、家本位文化、道德伦理、人缘口碑等方面对 “社会底蕴”及其与现代性变迁之间的互动机制的初步探讨发现,在社会变迁的历史进程中,深具传统特性的社会底蕴并非以一种消极对抗的形式出现,而是不断与新的历史条件相结合,并由此生发出建设性和包容性的面貌。而对这一“底蕴”的认识,与我们今天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理解与反思不无相关。     

滕尼斯的“新科学”:“1880/1881年手稿”及其基本问题

在早期的1880/1881年手稿《共同体与社会--文化哲学的原理》中,滕尼斯奠定了一门经验的文化科学及其未来理论体系的基础。通过对这部作品的考察,本文揭示了滕尼斯的“文化科学”内含的三个辩证运动着的维度:(1)洞察经验事实;(2)在对事实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形成生活理想;(3)寻求在经验中实现理想。对滕尼斯来说,“文化科学”的奠基工作同他对德国现实命运的关切紧密联系,面对抽象个人主义与国家专制主义的双重困境,滕尼斯产生了重塑伦理生活的理想。通过“文化科学”对人性的重新解读,他提出了一种可能的“共同体”的生活模式。在1887年出版的第一版《共同体与社会》里,滕尼斯将历史的维度加入“文化科学”之中,继承并发展了1880/1881年手稿的基本问题。本文尝试指出,考察滕尼斯所奠基的文化科学传统,对于反思当今的社会科学研究仍然具有启发意义。     

记忆研究的“社会-文化”范式:对“哈布瓦赫-阿斯曼”研究传统的解读

通过分析“哈布瓦赫-阿斯曼”研究路径中有关社会、文化等概念,可以得出一个较为清晰的记忆研究的“社会-文化”范式,从而弥补当下记忆研究无范式的缺陷。这一范式尤其体现在与神圣记忆密切相关的“社会框架论”、社会品质,以及卡农、神话、节日等概念中。从社会学角度看,能够促发人们回忆的社会力来自涂尔干所谓的“神圣社会”。哈布瓦赫记忆理论中的“社会框架论”和“社会品质”概念是涂尔干的“社会本体论”思想的核心表现,由此形成一种哈布瓦赫的“神圣记忆观”。扬·阿斯曼文化记忆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卡农”,也是一种神圣记忆。卡农等概念是扬·阿斯曼对哈布瓦赫的“社会框架论”的继承和推进。上述要素构成记忆研究的“社会-文化”范式的基础。从“取向”讨论转向“范式”分析,有助于推进社会记忆研究传统的生成和发展。     

“人性宗教”的起源与经过 ——一个塑造现代社会的过程

面对中世纪晚期以来宗教和政治的总体性危机,马基雅维利奠基的“公民宗教”提供了一种建立现代秩序的可能性,但它背后所预设的伊壁鸠鲁式的“自然观”并没有为“现代人”的人性与政治建立普遍性的基础。卢梭通过笛卡尔式的“我思”所建立的人性秩序,不仅证成了现代神义论,而且试图构建一种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道德共和国。因此,卢梭的“公民宗教”本质上是“人性宗教”。然而卢梭的“人性”宗教所崇拜的并非是人性（human nature）自身,而是人性背后的上帝以及其所“安排”的秩序。“人性”（Humanity）宗教总归要返回到自身,这正是法国大革命后社会理论思潮对卢梭“人性论”的反叛与重新展开,现代社会正是通过这种过渡而形成了自身雏形的同时又面临着进一步的危机。     

中国近代“社会”观念的生成

西语“society”在近代中国经历了术语生成和观念再造的三次转变：以“会”或“民景”、“国中之民”等对译,强调社会组织和“民”、“民俗”、“民景”、“为民”的内容;以“群”为主的对译形成以“群”为基础、目的和根本的“群本”式现代化思想,倡导善群、合群和变革以强国;以“社会”为主的对译,在对理想社会和理想国家的诉求与探索中确立了近代中国“社会”观念普遍价值的基础。术语的生成与时代的变化同步,观念的再造体现了近代学人积极参与现实改造的紧迫感与责任感和直面人类终极前途的理想情怀。     

回到“社会的”社会学,

社会学是一门没有确定的对象边界、而是根据独特的方法论体系进行自我界定的学科。社会学的方法论根源蕴涵在“社会的”和“社会性”中。在社会学思想史中,“社会的”和“社会性”有四种表征：与“异化”和“失范”对立,彰显马克思意义上的“人类社会”和“社会化的人类”;与原子论的个人主义对立,彰显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性和互动性;与抽象性对立,彰显具体性和相对性;与神秘性和神圣性对立,彰显世俗性和日常生活性。据此,社会学的方法论可用“社会学的想象力”来概括,在这种想象力中,社会是一个高度相对性和具体性的存在,个体和社会处在相互建构的“结构二重性”关系之中,个体的、日常的和世俗化的行动是社会实现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基础。     

“汽车梦”的社会建构:对《南方周末》（1998～2007）汽车广告内容的分析

今日中国,拥有汽车已成为大多数城市家庭幸福生活的一种理想。在“汽车梦”的社会建构过程中,作为一种消费意识形态的汽车广告在其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本文以《南方周末》（1998～2007）为例,对近十年的汽车广告内容进行分析。文章认为,“个体享乐性想象认同”和“社会参照性成功认同”是汽车广告用来建构“汽车梦”的两个重要的“认同策略”,其影响作用远远超过了汽车广告中的“功用策略”,对广告内容分析的结果证明了本文所提出的研究假设。文章最后对“汽车梦”为什么在近十年得到极力建构的社会根源进行了探讨,并对其所带来的潜在的社会后果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     

“知母不知父”的中国谱系

“知母不知父”的母系社会学说在西方和中国经历了两种不同的学术命运。在西方,它作为一个学术命题已被基本否定,但在20世纪的中国社会科学界却被广泛接受。西方“母权社会”学说体系的坍塌,为我们反思中国自身“知母不知父”之说的来龙去脉提供了契机。晚清民国之际,这一话语体系被引入中国,之后被历史学家用来构造了中国上古时代的一个特定时期,以期证明中国的历史发展阶段不外乎于人类之普遍历史。重新回到中国古代的经典文本自身,我们发现,在道家和法家的思想脉络中,“知母不知父”具有各自独特的思想内涵。先秦文献所展示的思想世界与20世纪套用西方学术术语对其进行的描述之间存在裂缝。本文将梳理“知母不知父”的中国谱系,反思这一断裂对当今探索社会学本土化的意义,并由此发掘与阐扬中国社会学的思想传统。     

“共建”：社会网络变迁中的结构和理性 ——基于E市建筑散工网络的研究

本文以新制度主义框架为基础,以湖北省E市一个装修散工群体为个案,探讨农民工社会网络建构、维持和变迁的机制。结果表明,社会结构限制了社会网络的建构,但当经济机会结构改变之后,个人会理性地、有选择地复制传统社会结构以再造社会网络。同时,传统制度结构也会“同构”再造的社会网络,这也是社会网络得以维持,进而得以稳定化和制度化的机制。所以,在社会网络变迁中,“理性”在社会网络建构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结构”则在社会网络的维持中扮演重要角色。总之,社会网络变迁中的社会结构和经济关系是“共建”的,“差异化复制”和“制度化同构”是“共建”的两个重要机制。     

价值的科学——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再探

面对现代社会中理性与非理性、主观与客观、事实与价值之间的紧张,马克斯·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力图在对立双方之间搭建起关联并在研究中往复运动,借助包含价值的历史个体和理想类型,通过超越主客观对立的价值阐释,说明历史、文化与社会的各种独特现象,发现各民族和时代中人们的价值理想,理解先辈如何去坚持和实践它们,进而指导现代人在今天继承和实现这些价值。历史和社会科学,既要用理性的方法培养学人清明的理智,也要使人看到超越理性的价值信念,从而帮助人在高度抽象的现代社会中,以理性的态度去守护和坚持各种文明的价值核心,避免走向僵死的理性和狂热的非理性两个极端。     

历史个体与普遍历史:历史主义脉络中的社会变迁

发端于18世纪的德国历史主义思想脉络中,包含着一种从历史个体到历史个体的普遍历史解释模式。这种独特的社会变迁思想是在同启蒙思想的对话中确立起来的。起先包裹在天意历史论的目的论外衣中,后来历史主义的发展逐步脱去了这层外衣,在解释社会学传统中演变成了一种经验科学意义上的独特社会变迁思想。随着社会理论对韦伯的去历史化,蕴含在解释社会学中的这种社会变迁思想逐渐被淹没了。有鉴于此,本文将在赫尔德以来的历史主义脉络节点中梳理这种社会变迁思想的形成。     

The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 in World History Perspective： From a Universal to a Particularistic View of History

关于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实质是普遍史观和特殊史观的关系问题。马克思立足于世界历史的视角,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思考和建构,经历了一个从普遍史观到特殊史观的过程;而从俄国革命所提供的“俄国道路”与“俄国方式”到斯大林的社会发展“五形态说”,恰恰经历了一个从特殊史观到普遍史观的回归。在建构中国史观的过程中,中国历史发展模式和现实发展经验、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和晚年东方社会思想以及俄国十月革命所开启的“俄国道路”和“体制嬗变”是三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     

从洛克到休谟：论英国政治社会思路的转向

从洛克到休谟,英国政治社会的思路发生了重要转向。洛克从基督教的信仰结构中构建自由宪政的根基,但为后世的党派之争埋下了激进的种子。休谟从经入史,经史结合研究政治社会,在历史中寻找事物变易的轨迹和哲学推理的经验基础,开辟了英国新的自由传统。本文以对洛克和休谟的思想诠释为出发点,重返英国政治社会的经典问题,借此来为理解英国社会理论中更为丰富的面向提供某种线索,也为中国现代转型问题提供某种治学启发。     

Harre's Social Philosophy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A Social Scientific Critique

In his article, “Saving Critical Realism,” Harre (2009 ) relates his revised philosophy of science to a social philosophy concerning the nature of society, and to a political philosophy regarding the nature of freedom and reform. I argue that his social philosophy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rest upon an individualistic sense of society and freedom. I demonstrate that his individualism is factually and politically untenable. (I shall not comment on his philosophy of science, although the errors in his soci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ies make it suspect.) I counterpose an alternative social philosophy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that are based on a structural model of society, freedom, and social change. My critique demonstrates how social science can adjudicate claims of structuralist vs. individualist soci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It also argues that social science must constitute the basis for formulating political ideals of freedom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if these are to be viable.     

社会学的想象与想象的社会学:帕森斯、米尔斯社会学研究进路比较论要

帕森斯的社会理论和米尔斯的社会研究是“二战”后美国社会学的两条重要且独特的研究路径。帕森斯倡导社会科学中的一般理论研究,核心在于理论和经验的互惠发展的动力学,意在促进社会科学的积累性发展,但确立统一的社会科学无异于建立一种不可能实现的“学术巴别塔”。米尔斯强调的基于社会学想象的社会研究纲领,实质上是一种政治导向的社会研究,最终难免落入学术和政治的双重“想象”困境。研究范式的差异,导致他们对其身处的美国社会作出了判然有别的研究论断。进而言之,这种差异的背后隐含着研究者对现代性问题的不同态度以及政治立场上的深刻分歧。     

陈垣史学的“记里碑”——再读《通鉴胡注表微》

《通鉴胡注表微》是陈垣史学的一座高峰,以往的研究尚未能充分发掘此书对中国传统史学方法的总结及有关社会、人生的重要史学思想。《表微》的创作缘于陈垣在抗日战争期间对开展“有意义之史学”的提倡,以及对胡三省史学的同情、理解与表彰。陈垣在《表微》史法诸篇,通过阐释胡氏注文,结合自身治史经验,运用近代科学精神和规范,从史书体例、历史考证、史学评论等方面总结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点的史学方法。《表微》的史事诸篇,阐发了陈垣对社会政治、民族与宗教、人生观与价值观的深邃史识;并通过陈古证今,反映出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抗日救国思想,充分体现了史学的时代精神。     

文化、历史中的“民族精神”——陶云逵与中国人类学的德国因素

本文通过民国时期人类学家陶云逵这一个案,来梳理德国“文化”概念经过中国学者的思考和运用进入中国社会科学的历程。作为第一位运用“文化”理论进行实地经验研究的中国学者,陶云逵在实证研究中思考如何保存“文化”自身的神圣性,肯定人的精神价值,对各文化之间如何相互沟通和理解问题展开过深入的讨论。这些讨论不仅在人类学内部有意义,而且构成了人类学、社会学与哲学和历史学对话的可能。本文跟随陶云逵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脚步,呈现他在文化理论和方法论上的探索,并试图指出,陶云逵对“文化”如何制约“国家”的政治经济权力提出有力的现实和历史证据。     

从政治技艺到一般社会学——重新考察涂尔干的政治社会学遗产

通过考察涂尔干的一般社会学及其论题的形成过程,可以发现涂尔干建立的从特殊科学到一般科学的社会科学体系与他力图扩展的政治学古典分析框架直接相关,他的一般社会学则扮演了传统政治学的角色。沿着涂尔干最初的论题,可以进一步探讨其理论与社会主义、个人主义和孟德斯鸠政治学说之间的关联,并搭建一个用以理解其政治学说的框架。涂尔干将政治范畴从纯粹的政府理论扩展至社会总体,目的是将后者作为现代政治的首要问题。唯有在此框架下,他的政治理论才能得到恰当的理解。最后,涂尔干并未否定政治的首要位置和政治家的地位,他主张的带有文明论和整体论色彩的政治理论作为政治社会学遗产的价值远未得到充分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