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宗教复兴与“宗教”的中国命运

中国农村宗教复兴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出人意料”的现象之一。对此,学界提出了“传统的发明”、“国家-社会关系”、“宗教市场”三种解释模式。本文认为,解释中国农村宗教复兴,不能将宗教现象还原为“政治”或“经济”等其他范畴,而应将之视为一种自成一类的事实,一种人的基本条件,同时应充分理解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对 “宗教”的塑造过程。中国农村的宗教复兴在很大程度上游离于这一塑造过程之外,因此,可能存在着尚不为学界所充分认识的社会机制,有着提供本土理论的潜力。本文认为,在世俗化理论和市场理论之外,应该尝试使用“礼物模式”探索这一社会机制。     

从类型学到动态研究：兼论信仰的流动

自从杨庆堃提出“混合宗教”与“制度化宗教”概念之后,类型学建构成为华人宗教研究的主流。本文尝试进行视角的转换,用“基于类型学基础上的动态研究”来分析华人社会中信仰的流动。该视角一方面强调类型学的重要性,认为在研究中国宗教时有必要对“灵”、“义”等本土概念予以社会科学化;另一方面它强调揭示类型之间的联系与变化,将静态的类型学考察转化为动态分析。本文认为,动态的视角有助于关照到被类型学忽略的过程以及隐匿于其中的趋势,继而发展诸多经典理论,即研究神灵的流动有助于理解“神灵的诞生与竞争”,研究信徒的流动可以丰富“改教”理论,对宗教组织流动的研究则可以拓宽“教派-教会”理论的视野。     

网络极端情绪人群的类型及其政治与社会意涵——基于中国网络社会心态调查数据（2014）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社会化媒体的用户为中心,以用户的网络极端情绪表达为切入点,考察中国社会化媒体空间中的群体类型,并探讨各群体的客观背景特征,以及各群体的政治态度和网络表达行动。对中国网络社会心态调查数据（2014）的潜类分析表明,我们可以根据微博用户表达的极端情绪将其划分为“酱油众”“冷漠族”“铁血爱国派”“愤世嫉俗派”和“民粹主义者”五类群体。其中,“民粹主义者”具有一定的“草根左派”色彩,“铁血爱国派”具有某种“亲体制左派”的色彩,“冷漠族”则倾向于“温和右派”,“愤世嫉俗派”倾向于“激进右派”。就政治态度而言,“愤世嫉俗派”对体制的态度最为负面,“民粹主义者”对政府的信任度最低,而“铁血爱国派”对体制的态度最为正面,对政府的信任度最高。就网络行动而言,“民粹主义者”使用网络暴力和参与在线抗议的可能性都最高,其次是“愤世嫉俗派”和“铁血爱国派”。文章最后指出,对互联网用户极端情绪的研究是理解中国网络社会的重要窗口。     

“人性宗教”的起源与经过 ——一个塑造现代社会的过程

面对中世纪晚期以来宗教和政治的总体性危机,马基雅维利奠基的“公民宗教”提供了一种建立现代秩序的可能性,但它背后所预设的伊壁鸠鲁式的“自然观”并没有为“现代人”的人性与政治建立普遍性的基础。卢梭通过笛卡尔式的“我思”所建立的人性秩序,不仅证成了现代神义论,而且试图构建一种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道德共和国。因此,卢梭的“公民宗教”本质上是“人性宗教”。然而卢梭的“人性”宗教所崇拜的并非是人性（human nature）自身,而是人性背后的上帝以及其所“安排”的秩序。“人性”（Humanity）宗教总归要返回到自身,这正是法国大革命后社会理论思潮对卢梭“人性论”的反叛与重新展开,现代社会正是通过这种过渡而形成了自身雏形的同时又面临着进一步的危机。     

政治市场想象与中国国家治理分析——兼评周黎安的行政发包制理论

近年来,经济学越来越多地介入有关中国国家治理问题的研究。经济学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始终围绕关于国家的“政治市场想象”展开。该想象有三个核心关切,即国家的市场性、多主体性和政治性。周黎安的“行政发包制”理论在这三个维度的每一个方面都有重要发展,将经济学的中国国家治理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但“政治市场想象”重视国家的市场性而轻忽其政治性的倾向,也使周黎安模型对权力问题的分析较为薄弱,以致造成核心概念的界定不够清晰等问题。尽管如此,“政治市场想象”仍为中国国家治理研究提供了一个颇有启发性和整合性的思想框架。     

差序格局和伦理本位:从丧服制度看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原则

本文是对以“差序格局”为基本特征的中国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理论研究。差序格局的形式和内容可以回溯到先秦时期延续至晚清民国的丧服制度。通过对经学文献中关于丧服研究的梳理,可以看出“亲亲”和“尊尊”是构成这种制度的基本原则。亲亲和尊尊结合在一起,从家族延伸到政治,塑造了古代政治、社会关系的一些基本特征,这些特征仍然在当代的政治和社会关系中有明显表现。本文指出,亲亲和尊尊与儒家思想中提倡的“仁”与“义”有着密切的联系,后者作为基本伦理和美德,以亲亲和尊尊的形式表现于社会结构之中。本文的观点,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中国社会研究中“关系”和“人情”等现象的历史根源。     

中国网民的意识形态立场及其形成——一个实证的分析

本文以4 000多份网民的调查问卷数据为依据,对中国公众的“左”“右”意识形态立场的现状、特征及其起源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左”“右”派网民与西方国家的“左”“右”派在基础性政治心理特性上恰好相反,中国的“左派”相对于右派而言,具有更为显著的威权人格特征,也更倾向于维护现有社会秩序和传统价值,在对外态度上更为强硬和排外。右派比“左派”更关注社会公平、限制公权力和赞同后现代价值。从信息接触和政治心理两个理论视角进行分析后发现,媒体影响和威权人格对网民意识形态立场的形成均有明显影响。笔者认为,在新媒体时代,随着信息源日益多元,相对于外在的信息而言,个体内在的威权人格对个人意识形态立场形成的影响可能会更强。     

“捆绑式发展”与“隐喻型政治”——对汶川地震灾区平坝羌寨的案例研究

笔者对汶川地震灾区平坝羌寨旅游开发与重建过程进行实地考察,把由政府主导“现代化工程”的社会发展样式称为“捆绑式发展”。在这种发展模式的运作过程中,当地社会发生了一系列权力与话语博弈事件,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中的“发展话语”被村民巧妙地操作化运用,演绎出某种较新的草根政治“版本”,这种现象本文称之为“隐喻型政治”。“捆绑式发展”与“隐喻型政治”之间存在诸多值得关注的联系,透过这种联系,可以从某个视角窥探到中国基层政治形态的一些微妙演化和值得关注的新动向。     

记忆研究的“社会-文化”范式:对“哈布瓦赫-阿斯曼”研究传统的解读

通过分析“哈布瓦赫-阿斯曼”研究路径中有关社会、文化等概念,可以得出一个较为清晰的记忆研究的“社会-文化”范式,从而弥补当下记忆研究无范式的缺陷。这一范式尤其体现在与神圣记忆密切相关的“社会框架论”、社会品质,以及卡农、神话、节日等概念中。从社会学角度看,能够促发人们回忆的社会力来自涂尔干所谓的“神圣社会”。哈布瓦赫记忆理论中的“社会框架论”和“社会品质”概念是涂尔干的“社会本体论”思想的核心表现,由此形成一种哈布瓦赫的“神圣记忆观”。扬·阿斯曼文化记忆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卡农”,也是一种神圣记忆。卡农等概念是扬·阿斯曼对哈布瓦赫的“社会框架论”的继承和推进。上述要素构成记忆研究的“社会-文化”范式的基础。从“取向”讨论转向“范式”分析,有助于推进社会记忆研究传统的生成和发展。     

“自我的道德地形学”——一个具有心理学和社会学意涵的本体诠释学理论

在当今中国,社会学、心理学研究领域中所强调的“文化自觉”的旨趣在于凸显文化主体性以及文化间的和平沟通。“自我的道德地形学”无疑对这一旨趣具有独特的理论启示意义,它构成了C.泰勒的巨著《自我的根源》的主体部分,并在其诠释学思想中占有基础地位。“自我的道德地形学”首先是作为一个心理学理论被提出来的,而它的社会学意涵在以其为基础的、C.泰勒的著名政治理论论文“承认的政治”中充分地得以展现。鉴于这一理论以兼具心理学和社会学意涵的本体论诠释为基础,对错综复杂的历史经验具有条分缕析的阐释力,因此,作者认为,对该理论所具有的启示意义予以深刻地把握,对中国社会学、心理学在方兴未文的跨学科文化研究领域建构基础性的平台具有重要意义。     

共和理想与公共意见的限制:休谟的国家理论考察

休谟的国家理论包含两个维度：一个是规范意义上的，即认为政治制度有野蛮与文明之分，只有文明的政府才能维护社会的稳定、自由与繁荣，其理想形式是经过科学设计的共和制政府；另一个是经验意义上的，即认为政府权威建立在人们公共意见的基础之上，其形成有着自然的历史过程，并随着经济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在这两个维度的基础之上，休谟一方面探讨了商业、风俗及理性的发展如何影响人们公共信念的变化，进而推动人类政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变化过程；另一方面，休谟指出，鉴于社会大众易受迷信的影响，社会的明智之士应当采取“审慎的社会变革观”，在尊重传统和保持权威的条件下推动正义和自由的实现，并要防范可能出现的风险。     

从朋党到党社——明代党争之浅见

明代党争之盛行始自万历,其后才有东林、阉党之争,乃至复社运动。此前洪武、永乐所谓诸党,即以胡蓝之案、建文遗臣为“奸党”,乃是出于维护皇权专制需要的加罪之词,其实并无朋党之实。明代朋党之兴起,实因明中后期皇权专制之衰落,士大夫以结党而求发展势力以自固。弘治二年(1489年)两京御史案以治朋党为立案之本,当为明代党争之始,这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朋党的势力。万历时期党争勃兴,此后朋党政治渐成明廷政治主流。此时兴起的东林党之所以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朋党,在于其独具的政治主张而提出士大夫的社会责任,它虽未形成社会改革的政治主张,但反对政治腐败和宦官当政的立场还是得到民众的支持。东林党的意义不仅在于他们的政治主张,更在于其所形成的士大夫群体这一政治集团。这种情况到复社时期更加突出,复社的立场与东林党一脉相承,但复社异于东林党之处则在于他们的组织方法与规程,因此崇祯五年复社虎丘大会才会盛况空前。复社运动影响深远,中国近代党会实与明末的结社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试论宗教信仰的政治意蕴

信仰源于人类的本性需要,宗教信仰也是如此,对宗教信仰的社会作用应给以科学评价。宗教信仰之所以得到许多国家的认同和支持,在于其具有深刻的政治意蕴。它不仅是统治者进行政治统治的理论辩护工具,而且是进行社会控制和稳定社会秩序的调节器,特别是凝聚民族力量的强力粘合剂,一些重要政治运动的传播机。因此,在对待宗教信仰的态度上,我们一方面应该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另一方面必须反对封建迷信、抵制和铲除邪教。同时,维护宗教信仰的民族性特点,坚决反对利用宗教信仰作掩护的民族分裂主义。     

Do the regulatory standards require religious literacy of U.K. health and social care professionals?

Health and social care professionals need sufficient religious literacy in order to handle the complexities of religious beliefs and practices, including the growing numbers who identify with other belief systems and those who claim to identify with no religion.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need for religious literacy has been formalized was examined in an analysis of regulatory frameworks for health and social care professionals in the United Kingdom. Although all but one of the regulators make some reference to religion and beliefs, they are silent on the question as to what is meant by religion and beliefs. Some standards include a requirement not to impose one's own beliefs on others, but there is very little requirement to develop a reflective and self‐critical awareness of one's own stance. Likewise, some standards refer to knowledge and skills required, but greater specificity is required for these to be meaningful.     

构建和谐社会与改善民生工作：愿景与路径的统一

构建和谐社会与改善民生工作是我国当前和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两大战略部署。构建和谐社会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内容,改善民生工作是推进我国和谐社会构建的重要手段。两者之间互相促进,共同发展,是实现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理想愿景与手段路径的统一。     

关于“汉语危机”命题的争论与反思

世纪之交出现的汉语危机论,引发了一场关于“汉语危机”命题真伪的激烈争论,并形成肯定与否定两派。综观两派观点,均有合理之处,但也都失之偏颇。肯定派对汉语危机的认识存在理论缺陷与误区;否定派则未能正视语言生活中的问题和汉语危机论的意义与价值,也没有就汉语面临的困境作出建设性的思考。对于“汉语危机”命题真伪之辩的反思,有助于推动我们深入思考汉语的现实处境及应对之策。     

宗教信仰选择：一个西方宗教经济学的文献梳理

本文在回顾归纳国外宗教经济学相关理论和经验成果的基础上,建立了“供给-需求”分析框架。笔者认为,既有宗教经济学理论主要从供给和需求两个角度来解释信仰选择的作用机制。宗教市场理论从供给出发,认为宗教市场结构是宗教信仰的重要决定因素;宗教社会资本理论、宗教家庭生产模型、宗教人力资本模型和宗教事后保障模型则从需求角度出发,分别强调社会网络的人际依恋、宗教参与的机会成本、宗教产品的生产效率和宗教组织的公共物品供给因素等在宗教信仰选择方面发挥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宗教信仰领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引入宗教经济学视野一方面能为考察分析当今中国宗教信仰现状及推动其理论发展带来相应的契机,另一方面应考虑中国与西方社会之间的差异以及特殊性,对该视野的运用要有所甄别。     

国际竞争与古代宪章：休谟论光荣革命与英格兰现代政体的形成

蒂利的资本化强制理论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可,但是他在处理英格兰历史经验时遇到了常备军的难题,这要求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英格兰改造古代宪章以应对国际竞争的基本逻辑。考察休谟对光荣革命的思考有助于推进蒂利的分析。面对国际竞争的挑战,国王借助专权强化国家,被视作引入绝对主义的准备,引发了议会的猜忌和革命的爆发。光荣革命通过限制专权、革新古代宪章,既为议会和民众的自由诉求提供了制度保障,又为建立财政—军事国家奠定了原则基础。如何在国际竞争背景下革新自身传统,维护国家安全,容纳民众的自由诉求,达成一个兼具自由理想和力量的秩序,既是深入理解光荣革命和英格兰政体的关键,也是我们思考自身历史处境的起点。     

如何在社会调查中更好地测量中国人的宗教信仰？

由于西方社会排他性强的聚会性宗教占主导地位,而中国排他性弱的混合宗教更为兴盛,故中国的社会调查运用宗派本位的西方宗教测量工具会遇到遗漏或错分信仰群体等问题。对此,本文从信仰归属、宗教实践、宗教组织成员资格三个维度及这三个维度之间的逻辑关系上提出中西宗教之差别对问卷调查的影响。通过在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中尝试神灵本位的信仰测量方案,以及将其分别与该调查前后两轮追踪调查的问卷设计和数据相比较,本文检验及展现了既有测量工具在采集中国人宗教信仰数据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宗教信仰社会测量的建议。     

通过“合意”建构的三元行动理论:重探韦伯的《关于理解社会学的一些范畴》

韦伯的《关于理解社会学的一些范畴》（下文简称《范畴》）对于发展社会行动具有关键作用，却由于诸多因素让位于《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本文从《范畴》内部的论述结构与外部的参照比较出发，进行相关脉络的梳理，以证明该文具有独特的理论内涵，然后指出“合意”在社会行动与社会关系上的双元角色以及通过“合意”所建构的“共同体行动/合意行动/社会体行动”三元行动类型。综观之，《范畴》的理论意涵值得我们反思“从行动到秩序”之间的另一种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