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未来30年改革的理论思考——基于“人本体制论”的审视

中国改革下一个３０年,应该是类似奥运“五环”的改革,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制度改革。这种“五环式”的改革,环环相扣,融为一体。就其改革的广度和深度来说,无论是与前一个３０年相比,还是与1919年以来中国现代史的前三个３０年相比,都将是一场更深刻、更伟大的变革。第一,改革的实质在于人的解放和自由的全面发展。应从横向、纵向和内核三个层面准确把握“人”的含义;抛弃“人本工具论”,树立“人本实质论”;由“不完全的、基础性人本”向“全面的、高端性人本”渐进式提升。第二,把握“双线均衡”： 即寻求经济市场化与社会公正之间的最佳均衡点。主要包括推进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领域的改革,缓解社会财富“三个倾斜”（向政府、垄断企业和非劳动者倾斜）问题;资源环境产权制度,解决资源类产品价格和税收不合理产生的分配不公问题;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联手,运用“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机制,缓解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第三,促进“三个解放互动”：解放生产力、解放生产关系以及促进人自身的解放和发展,并使三者互动。第四,在“上”、“下”、“内”、“外”四个方面推进经济领域体制创新。“上”创政府经济管理新体制;“下”创微观基础和市场体系的新格局;“内”创民生性和可持续发展体制;“外”创适应和应对全球化体制。第五,推进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制度的“五环”改革。要准确把握“五环改革”每个环的“中心”;抓住“五环改革”之间的“交扣”性,使之一体化;增强“五环改革”的动力,注意防止“权贵”和“民粹”两种现象,特别是“权贵”问题。     

“政府失败”与NPM理论——西方发达国家行政改革的理论背景

西方行政学家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对“政府失 败 ”这一问题进行研究,行政改革也随之发生。本文论述西方行政改革的理论背景：一、公共 部门介入市场的合理性探讨;二、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范围--以日本财政扩张政策 为例;三、“公共选择”理论与“代理店”理论--“政府失败”的原因分析;四、NPM理 论：企业化政府的思路。     

体验·隐喻·历史——福柯“关系本体论”文艺思想研究

福柯文艺思想的根本方面是“关系本体论”。福柯在“文学时期”就思考并提出“文学本体论”的问题,其文艺本体论性质是“关系本体论”,基本方面由“体验”、“隐喻”、“历史”三个维度构成：“体验”是存在与他者的关系维度,体现出理性与非理性对话交流的开放思维;“隐喻”是形式与意义的关系维度,体现为语言内部与外部关系的新型构造;“历史”是结构与变化的关系维度,话语分析成为有效的批评方式。福柯的“关系本体论”文艺思想,对后现代主义文论具有反思与认识价值,对当代文艺理论学科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古灵宝经“元始旧经”和“新经”出世先后考释

敦煌本陆修静《灵宝经目》所著录的“古灵宝经”分为“元始旧经”和“新经”两部分。中外学术界一般都认为“新经”的出世要比“元始旧经”晚。近年有学者对此提出了一系列质疑,并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对“元始旧经”和“新经”出世先后的判定,是国际学术界进行古灵宝经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它既关系到对古灵宝经文本的解读和基本教义思想的把握,亦关系到对中古道教史上一系列重大问题的不同阐释。通过考察两部“新经”,并从道教文献学和道教教义思想的传承等方面,对“新经”与“元始旧经”的出世先后及其相互关系进行更加具体的考察,从而进一步揭示了这批在中古道教史上有重大影响的古灵宝经“新经”创作并披露于世的过程。     

以“达”为尊，既“信”且“雅”

严复并未对自己提出的“信、达、雅”进行严谨、明确的界定和阐释,实际上,“信、达、雅”只是三个笼统而抽象的概念,具体到如何理解、运用,往概念中填充什么内容,如何将这些内容（或准则）应用于翻译实践,则见仁见智;而对严复译论的各家争鸣,便缘出于此,其中不乏无意（或有意）的误读与曲解。欲探严复心中的“信、达、雅”究竟是何种境界,须辨析其“译例言”,兼顾其翻译实操,以免望文生义。严复认为,翻译应该既“信”且“达”,但是,求“达”弃“信”,固不可取。其言下之逻辑乃是：1.既“信”且“达”,而“达”至重;2.“信”未必“达”,“达”则必“信”;3.“雅”有助于“信”、“达”,使译作“行远”。若以一言蔽之,即：以“达”为尊,既“信”且“雅”。     

“经济人”假设存在论新思考

对“经济人”假设的讨论可谓是老生常谈，但“经济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继续生存时频频遭到来自不同领域的批判又迫使对“经济人”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经济人”假设能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共生，在当前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文章从“经济人”的存在入手，分析“经济人”存在的合理性，批判“经济人”的泛化，最后提出“经济人”存在的合理方式。     

“后供给”管理：走出农村公共产品“公地悲剧”宿命的关键

农村公共产品不仅存在供给不足和结构失衡的问题,还存在“后供给”管理混乱与缺失的问题。农村公共产品的“后供给”管理的混乱与缺失造成了各种形式的“公地悲剧”,加剧了供需之间的矛盾。为避免“公地悲剧”的历史重复发生,农村公共产品不仅要注重供给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同时也应该注重“后供给”的管理。乡镇基层政府应该大胆进行改革创新,依托村民、非营利民间团体组织、经济合作组织等各方主体,形成共同管理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的“多中心治理”模式,走出“公地悲剧”的宿命怪圈。     

高师声乐“环套”教学模式研究

通过对我国现阶段高师声乐教学模式的分析,指出了这一“环套”教学模式多个弊端,同时也提出了调整、改革这一“环套”模式的紧迫性和改革手段。     

论沈约的“文章三易”说

沈约在文学批评方面曾提出“四声八病”说和“文章当从三易”说。“四声八病”说即“声律论”,已成为人们研究的热点,而“文章三易”说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实际上,“文章三易”说是沈约很重要的一个文学观点--写作诗文要“易见事（事即典故）、易识学、易读诵”,这是文学发展的方向,而“声律论”就是在诗文要“易读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沈约“文章三易”说的提出,是基于他对文学发展规律的总结和思索,“文章三易”说对永明文风的形成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和研究。     

“十二五”我国发展方式转变的趋势与重点

今后五年,我国将处于以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的第二次转型与改革的关键阶段。这一次转型与改革具有很强的时代性特点,不仅要从外部以及外部市场的变化看发展方式转变的迫切性,更要从国内需求结构变化的大趋势了解和把握发展方式转变的现实需求与基本趋势。当前,我国社会需求结构变化的基本趋势集中表现为从生活必需品到耐用消费品、从私人产品到公共产品,它体现为从物的发展到人的发展的脉络,其基础在于我国开始进入发展型新阶段,本质在于人对自身发展的基本需求。社会需求结构的变化必然要求发展方式的相应转变。从总体趋势看,“十二五”是以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的第二次转型和改革的历史起点,是改革发展实现历史性转变的关键五年,迫切需要实现“四大转变”：即从投资主导转向消费主导、从工业化主导转向城市化主导、从公共产品短缺转向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从中高碳经济转向低碳经济。实现这些转变,关键在于政府转型,要求政府果断地放弃GDP增长主义,实现由“经济增长”向“经济发展”的转变,由“国富优先”向“民富优先”的转变,由“做大蛋糕”向“分好蛋糕”的转变,国有资本由“盈利性”向“公益性”的转变。     

监察委员会人事管理与约束监督刍议

《监察法》的出台标志着监察制度改革的成果在法律层次上的确认,是国家在政治体制上进行顶层设计的一件大事。“一府一委两院”的政治新格局初步形成,深化监察制度改革依然是健全完善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路径。监察委员会的出现不同以往政治体制的改革,使行政监察迈向国家监察,监察制度实现了质的飞跃,其人事管理和“超级机关”的潜在威胁是不容忽视的。基于法治建设中具有普适价值的独立性与权力制约两原则,从人才选拔、人事培养到人事考核探索监察委员会的人事管理,从党的领导和外部机关约束监督的视角思量监察委员会的被监督问题。     

社区综合管理改革与创新研究：基于新公共治理视角

从新公共治理的视角出发,提出了一种由治理主体为网络节点、治理内容和治理工具为网络连结的复杂的社区治理网络。基于这种理论预设,针对社区综合管理改革的内容和方向,包括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内容的多样化、治理工具的科学化、治理网络的复杂性等,对合肥市望江东路社区和杭州市王马社区的案例展开分析。最后,结合社区治理的复杂网络模型和一手的案例研究访谈材料,提出我国社区综合管理改革与创新的建议。根据新公共治理理论提出社区综合体制改革的创新之路,即运用新公共治理思想来维持社区和谐、解决社区内部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这对于新公共治理理论体系的构建无疑具有重大意义;对于现实中的社区如何完成综合管理体制改革、实现社区更快更好地发展也将产生一定的指导作用;同时,对于政府相关部门以及社会组织等也将有积极的启示意义和参考价值。     

构建中国药品安全风险治理体系

现代药品安全风险具有碎片性、扩散性、隐蔽性和多重性等特征。根据风险治理理论,当前中国药品监管体系存在部门职权单一、分散化属地管理、个体风险漠视和“运动式”应急等问题。要从根本上提升药品安全监管绩效.有必要利用本轮体制改革和修订《药品管理法》契机,重构药品管理体系的顶层设计。创新药品安全风险分析框架.设立高层次议事协调机构,完善属地化监管体制,并充分调动各利益相关方积极性,最终形成药品风险社会共治的新格局。      

关于完善基层税务机关绩效管理的几点思考

绩效考核是人力资源管理的一项核心内容。结合对基层税务机关推行绩效管理必要性的认识,就目前将绩效管理导入基层税务机关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进而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完善绩效管理系统和改进绩效考核体系、突出管理创新和提高考评质效,以及建立科学的“三结合”考评机制等对策性措施。     

建立现代财政体制的路径研究——以人大的监督与激发机制、制度重构与能力建设并行为视角

根据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改革目标,我国将在预算管理、税收制度、政府事权与支出责任匹配等方面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相应地,政府和人大之间、财政部门和支出部门之间、上下级政府之间的关系也会发生深刻变革。财税体制改革必然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渐进过程,在推进财税体制改革的进程中,既要重视制度重构,更要重视组织能力建设。     

农村税费改革后乡镇财政的困境及出路

以公共财政理论分析探讨农村税费改革后乡镇财政表现为状况从分税制、公共产品理论和财政管理角度说明乡镇财政出现困境的根源,解决乡镇财政困难应对之策:就是要发展经济,培植税源;提出了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转变乡镇政府职能,大力推进机构改革;加强财政管理,审慎解决地方债务问题,减轻地方财政风险。     

重视社会体制改革与社会管理创新的研究——社会管理研究的一个方案设计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及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极其重大的实践课题,需要从不同的视角、层面和领域加以系统深入的研究。本文提出了一个关于当前我国社会体制改革与社会管理创新研究的方案设计。作者强调指出,在理论研究上,需要从宏观层面对经济发展、社会转型与体制改革以及经济体制、社会体制与行政体制三个领域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因果分析,探索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对新时期对政府社会管理提出的挑战和要求,对社会体制改革的动力机制和约束因素作出论证和说明;在改革的路径与策略的选择上,应该以社会体制改革为动力,突出通过体制改革推动社会管理的多层面（包括社会管理的结构、职能、流程和管理方式等）的创新。     

取消农业税与构建城乡统一税制的思考

取消农业税制、构建城乡统一税制已成为我国农业税费改革的必然选择.然而,在如何构建城乡税制以及如何推进城乡统一税制等问题上,我们还面临着各种不同的选择.笔者认为,在统一的城乡税制之下,我国对农业的征税应当是多税种相互搭配、共同发挥调节功能的复合税收体系,包括对土地资源开征土地使用税、对农产品流转收入征收增值税和对农业生产经营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我国要实现城乡税制的统一,还需要具备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为此,笔者从制度建设、农村经济发展以及税收征管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性建议.     

论我国新阶段改革趋势

摘要：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也是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当前,我国宏观经济中的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大多同发展方式转变的阶段性特征相联系。传统的发展方式难以为继,新的发展方式尚未实质性破题。目前社会发展阶段变化的突出特点是社会发展阶段的变化与市场化改革同步、与国际化进程相适应和伴随着社会转型。因此,改革发展的目标要更加关注人的发展,要推动发展方式的转变,要促进社会进步。新阶段改革的主要任务是：（1）以市场化改革实现可持续发展;（2）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社会和谐建设;（3）以有效的公共治理促进政治文明。在改革的顺序上,短期内主要是推进资源要素价格改革和垄断行业改革,中期内主要是财税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长期内主要是完善社会管理体制和实行积极主动的对外开放。而政府转型又成为改革的关键点和着重点。中图分类号： F120.4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7 6522(2008)06 0005 08     

包容性增长视角下足球职业化改革的路径选择

文章从包容性增长视角去审视足球职业化改革面临的改革目标定位不清、体制机制障碍、利益关系扭曲失衡、后备人才规模滞后、改革认识评价片面化等主要问题,研究发现深化改革应以转变发展方式为目标,以体制机制改革为突破口,破除体制壁垒,完善利益协调机制,尊重多元利益诉求,强化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建构,全面客观认识评价改革成绩和现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