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族的伦理道德传统及其当代价值

本文从汉族的历史叙事、神圣视域和文化定位中,探讨研究汉族伦理道德文化产生历史文化背景和民族心理积淀,以期揭示汉族伦理道德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内在机理,为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的构建提供向善的力量,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落实提供文化的土壤,为民族之间、国家之间文化的对话和世界文明秩序的建设提供中国的智慧。     

华人学者中国叙事传统建构及其对抒情传统的补充

中国叙事传统是华人学者继抒情传统后建构的又一理论话语体系，集中展现了海外学界对中国传统小说叙事理论的中国性发掘和现代性建构。早期中国叙事传统主要围绕小说文本和小说史研究，开拓了前叙事学阶段的中国小说传统，逐步实现了由文本研究向理论体系建构的转化；20世纪70年代，王靖宇、鲁晓鹏等人征用西方叙事概念，在与西方叙事传统的比照中重构了中国小说叙事理论，描绘出一条从历史性到虚构性的理论体系；高友工、黄卫总、顾明栋等人则从单一的西方叙事概念中挣脱出来，拓展了中国叙事传统的多元可能性，揭示出其跨文类的抒情性和跨文化的非西方性。华人学者的研究不仅是对中国抒情传统的纠正与补充，而且共同促进了本土中国叙事传统研究及世界叙事理论的发展。     

大俄罗斯主义思想体系及其当代政治表现

主要从彼得大帝时代起 ,在民族自我反省过程中 ,大俄罗斯主义逐渐发展成为世界性征服思想体系 ,其核心要素就是 :( 1 )根深蒂固且极力张扬的民族救世主义及其“帝国转移”理论 ;( 2 )基于地缘安全和意识形态对抗进行地理扩张的帝国思想 ;( 3)国家思想的一元化以及在此基础上追求民族一致性的理想 ;( 4 )帝国的俄罗斯化。作为一种政治文化 ,大俄罗斯主义对俄罗斯国家理想、对外政策、发展道路无不产生了深远影响 ;而作为一种世界性征服思想体系 ,大俄罗斯主义特别强调俄罗斯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对抗性 ,结果造成了俄罗斯与周边国家特别是与欧洲之间严重的安全两难和国家政治与社会结构日趋脆弱。在大俄罗斯主义思想体系中 ,国家思想一元化是俄罗斯民族和国家同一性的根本所在 ,是大俄罗斯主义的重要特征 ,但也是其致命的弱点。前苏联国家意识形态解体后 ,到目前为止俄罗斯还没有一个一元化的国家思想 ,所以当今俄罗斯政坛上 ,意识形态多元化意味着大俄罗斯主义的退潮。     

秦汉的统一与罗马的征服

秦汉帝国与罗马帝国的建立,反映了中西古代文明从小邦至地域性国家再至帝国的发展趋势。这一趋势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秦汉帝国在民族关系、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方面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将境内众多的民族和地区统一起来。罗马帝国则主要采用征服的手段进行统治。统一与征服表现出中西古代帝国内部结构上的重大区别。这一区别在秦汉与罗马帝国的形成过程中就有充分的反映。其更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中西历史文化传统存在较大的差异。中国文明的发展自古以来就有鲜明的、颇具特色的统一性,而这一特点是古代西方文明所没有的。     

策略还是倾向：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另类阐释

本文通过对郁达夫等作家的同性恋文本进行分析试图阐释体现在现代中国文学中同性恋叙事的文本意义和审美价值,考察作家的文学策略和审美倾向,以及隐含在文本背后的作家主体的文化心理。本文认为同性恋叙事的出现是作家的文化策略而非倾向,从这种策略中体现出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中现代知识分子所经受的灵与肉的双重考验。     

英语学习中的中西方文化差异

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约定俗成的，能够反映出不同国家与民族特有的文化现象。学习一种语言，不但要掌握语音、语法和词汇等，还要了解该国家与民族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思想意识等，即他们的社会文化。在实际学习过程中，学习语言与了解文化是分不开的。     

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的路径选择-基于“包容”的视角

包容性是检验国家意识形态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为适应意识形态多样化，利益主体多元化，文化和意识世俗化和理性化的情势要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需在文本内容，文本表述，文本转换、传播和接受等方面进行包容性创新，以不断增强自身吸引力和凝聚力：建构包容性的内容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解释力；建构包容性的表达方式，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亲和力；建构包容性的运行机制，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力。     

试析中东文明的多源性和统一性

中东文明是多源的 ,其原因如下 :中东地处欧、亚、非三大洲之间的地理位置和物产单一促进了贸易的发展 ;中东历来是民族入侵和迁移频繁发生之地 ;从语言和民族角度看 ,创造中东古代文明的民族主要可以分为闪族、操印欧语言的民族和其他民族共三类。埃及和两河流域是古代中东的两大文明中心 ,受其影响周边发展起若干小文明 ,而在文明交往的推动下先后建立了包括三大洲的一些大帝国 ,以及三大一神教 ,最终形成了中东文化圈     

封建国家对西北多民族政治体系的构建及其影响

现代西北民族地区多民族政治体系的构建始于封建国家对西北民族地区的政治统治,封建国家时期西北多民族政治体系就有着与中原地区不同的特征,这些特征是自两汉至清各代封建国家中央政府对西北民族地区各少数民族实施政治统治的结果,在政治统治过程中,封建国家也实现了西北民族政治体系的建构,对西北民族政治现代的发展也产生了持久影响,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     

民族传统与现代文明纠葛下的性别叙事——以《尘埃落定》和《额尔古纳河右岸》为例

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和《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叙事主体均具有少数民族身份。面对现代文明的猛烈冲击,作者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以"返魅"叙事的方式表达少数民族的文化诉求。然而从性别角度观之,两部文本所呈现的叙事形态和叙事策略却迥然有异,小说对推动叙事发展的核心力量——两性关系的把握方式也有所不同。民族传统与现代文明纠葛下的性别叙事,透露了文学与社会文化的深刻关联及其复杂性。     

历史书写中的“文成公主”——兼论“多民族中国”的民族史叙事困境

一个“多民族政治体”形成和存续的核心在于一套能够使具有不同政治与文化传统的诸民族“各安其位”的“秩序”,而“民族史书写”正是这一“秩序”的一个重要维度。本文梳理了历史文献中三种不同的“文成公主”叙事：古代汉、藏文文献描述了两种迥然有异的“文成公主”形象,其差异反映了两种古代文明对“世界”及其理想秩序的不同想象;第三种叙事来自近代的“民族主义”史学,汉语知识精英利用古代文献中的素材,在“进步史观”的指导下,塑造了“文成公主”的新形象。本文对这一“民族史书写”的新范式进行了反思性讨论,并进一步对近代中国“民族议题”的核心线索及其所蕴含的结构性矛盾展开了理论探讨。     

The Sacred Imagination of Mountains and Its Spatial Influence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The Case of Mount Tiantai

Mountains were among the most important sacred geographical spaces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thanks to the widespread building of Buddhist temples and Taoist abbeys in the mountains. They were sanctified both in imagination and in reality in the early medieval era. Accordingly, spatial studies have been conducted along these two dimensions. The former dimension deals with the numerous abodes of sages and immortals, while the latter examines Buddhist and Taoist monks and the stone chambers and temples or abbeys in which they practiced self-cultivation. In the case of Mount Tiantai, an imagined system of immortals’ mountain abodes had emerged as early as in the middle of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A specific immortal was Wang Ziqiao, the Perfected of Mount Tongbai, who had authority over the Jinting palace and administration. The imagining of immortals’ abodes not only helped the Taoists determine the locations of Taoist abbeys, but also inspired monks who hoped to practice self-cultivation with the help of the powers of mountain gods and immortals. In a sense, this was a process in which knowledge of the immortals shaped the landscape of Buddhist temples and Taoist abbeys.     

“佛王”与皇帝:清初以来滇缅边疆银矿业的兴衰与山区社会的族群动员

在滇缅交界山区,随着清初大型银矿的开发,地方土司受到来自清朝和缅甸两方国家力量的掣肘。新兴宗教的宗师铜金和尚利用矿工秘密社会、矿区商路和私盐市场之间的交错关系,在官府和土司之间寻求政治发展空间。嘉庆皇帝为了清理清缅战争后的残局,直接主导了对铜金和尚的剿抚决策。通过检视铜金成为地方官员的合伙人、皇帝眼中的政治投机者以及山区民众心目中的“佛王”的过程,本文集中讨论新兴制度创立者社会动员力的发展与国家体制的关系,以及清朝国家力量在边疆的伸缩与山区“佛王”体制及倮黑（拉祜）族群身份建构之间的关联。     

明代上川南地区的佛教与地方社会

明代上川南地区毗邻乌思藏,是西番朝贡贸易的必经之地,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在这一地区并行不悖,汉藏社会由此得以整合。佛教在“善”与“义”方面调和儒家思想,僧人社会接触之广,地方适应方式之多,令儒家士大夫普遍接受佛教信仰和寺院生活,地方政府的庆贺礼仪也在佛教寺院中完成。佛教仪式帮助乡民解决“死亡”问题,地方大族依赖佛教仪式祭祀祖先、维系家族组织,通过捐献茶园田土供养寺庵僧人来树立地方权威。在明末清初动乱的武装自保中,佛教为地方社会的稳定与延续做出重要贡献。     

Rethinking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Though it is not new, the topic of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still holds profound significance for China’s current efforts in carrying forward the essence of classical literary theory and constructing a new literary theory that conforms to the spirit of our times. Today, Chinese scholars have to handle two traditions: one is the classical literary scholarship up to the 19th century, distant in time and space from today; the other is the modern tradition that started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hese two traditions involve not only rupture and heterogeneous change but also continuity and partial homogeneous preservation. Taking our stand on th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tradition, we should consciously pursue research on classical literary theory, using modern consciousness to scrutinize, reorder, discover, select, interpret, activate and absorb its finer elements, those that are still vital, so as to creatively promote its modern transformation and further integrate it as an organic componen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Over the past two or three decades, Chinese scholars have been advancing this great project in a systematic and solid way, achieving gratifying progress. We must strengthen our efforts and make further progress with this great undertaking.     

论李杜对清代蒙古族诗人梦麟诗歌风格和意象形成的影响

作为清初文名与科名俱显的诗人,学界对梦麟早有关注,研究内容涉及其身世、诗歌中的民族特点和诗歌风格,但俱是简单叙说,与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颇不相称。对梦麟诗歌风格和意象的研究,可以进一步体味其宦海生涯中的人文关怀、诗歌写作中的笔力思致及所表达的李杜式的生发感动之力量,而这些都为其后的蒙古族诗人汉诗创作提供了良好的范式。     

明清小说“一以化多”母题的佛经文献来源

明清小说中的“一以化多”母题,常作为正邪斗法时英雄的分身术;民间非正统力量否定权威时的嘲弄和抗争;神奇兵器关键时的以毒攻毒法术。该母题来自佛教六种神通中的神变通,多带有“炫技”、“教训”的意味。中古叙事文学中该母题所展示的神通之法,启示了对特异之人形象的关注,宣扬和促进了西来佛教文化的传播。西晋时母题就被中土道教吸收,唐代华严宗的佛教哲学以此拓展了空间观念,该母题还世俗化而生成了“主题人物”。母题与远古时代生殖崇拜的“一中出多”信仰有关,也是一种重要的原始思维模式的文学展演。母题在明清小说中,偏重在瞬间的直观场面效应,掺杂了较多佛教斗法描写的影响。母题以其丰富的表现力和戏剧化场面效应,得到后世小说及外域小说的借重。     

空海携回日本的《悟空入竺记》及悟空行程

本文主要介绍9世纪初日本入唐僧空海抄本《悟空入竺记》在日本的流传状况,并对唐释悟空入竺及归国经行的某些地点进行了考证。     

空海携回日本的《悟空人竺记》及悟空行程

本文主要介绍9世纪初日本入唐僧空海抄本《悟空入竺记》在日本的流传状况,并对唐释悟空入竺及归国经行的某些地点进行了考证。     

明清“水田彝”的国家化进程及其族群性的生成:以四川冕宁白鹿营彝族为例

本文主要利用四川冕宁白鹿营彝族文书和《冕宁档案》,试图揭示明清“水田彝”的国家化进程及其族群性的生成。明万历后期,为抵抗叛乱,部分大凉山彝人被宁番卫招募到平坝充当营兵,形成白鹿营等彝族聚落。入清后,白鹿营彝人随土司的招立再次被纳入国家体制,但直到乾隆晚期,其聚落形态、权力格局和风俗文化等方面仍保持着较强的独立性。此后,随着移民的到来、保甲的编设及文教的推广,白鹿营彝族的独立性逐渐弱化,国家认同感日益增强,最终形成有别于高山彝族的“水田彝”。明清“水田彝”的国家化,既促进了边疆的稳固,同时也生成了其独特的族群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