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官吏分途”到“层级分流”:帝国逻辑下的中国官僚人事制度

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官吏分途”是中国官僚体制的重大制度变迁,本文从这一角度出发,审视当代中国官员的空间流动状况,提出以“官吏相对谱系”为特点的“层级分流”模式。文章从周雪光的“帝国逻辑”分析框架出发,借用史学研究和社会科学理论来认识和解释人事制度安排与帝国治理逻辑之间的关系。文章认为,从“官吏分途”到“层级分流”,这一人事制度造成了官僚体制的二元结构及其迥然不同的职业生涯、激励设置和利益群体,为中国官僚体制的运作打上了鲜明烙印。本文充实和扩展了“帝国逻辑”的理论思路。     

党政关系:一个人事制度视角与经验证据

党政关系是中国国家治理结构的核心所在。已有文献大多集中在“应然性”研究或官员层次的分析。本文提出一个基于人事制度的研究视角，从官员在党政领域不同职位和机构的任职、流动、兼职等事件和轨迹信息来测量党政机构和职位间的交融程度和关联程度，从不同侧面捕捉党政关系的实际运行状况。本研究提出了党政领域间人事流动的一系列分析概念和维度，如任期期限、职位和机构的知识通用性、交融性、关联性等。我们应用这一视角和相应的概念测量分析一个省份在省市县（区）层次机构主要官员的人事任期和流动信息，及其所折射的党政关系特点。     

社会结构转型的双重过渡与公共政策体制的异质性

社会结构转型必然引起公共政策体制的变化。我国社会结构转型具有双重过渡的特点,导致公共政策体制的极其复杂的异质性,使之既具有前工业社会的某些特征,也具有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某些特征。主要表现为组织结构上的集中型、层级型和网状型三型同构;权力分配上的高度集权、层级授权和多元分权三重交叠;运作方式上的单向命令、双向指令和多向协商三式并存;运行机制上的传统规范、法治规范和混合规范一定程度的三规虚范。在社会结构转型期要优化公共政策体制,必须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正确处理人民大表大会、执政党和政府的关系;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政府整体同政府部门及其所属组织的关系;中央政府同地方政府和最基层的执行者的关系;公民权利同国家权力、官员职权的关系。     

户籍改革、劳动力流动与城市层级体系优化（英文）

合理的"等级-规模"分布层级结构,是城市层级体系优化的必要条件。根据我国城市常住人口人数,利用"等级-规模"法则检验和核密度估计,并基于空间经济学框架,建立劳动力区位选择模型,且进行数值模拟,结果发现:我国城市层级结构与幂律为1对应的金字塔结构存在差异,户籍制度阻碍了劳动力自由流动,使城市规模分布偏离了帕累托最优。户籍改革有助于优化我国城市层级体系。优化城市层级体系,应该成为当前新型城镇化与城市群、都市圈建设的一致目标。     

从“官吏分途”到“群体三分”:中国地方治理的人事结构转换及其政治效应——对周雪光《从“官吏分途”到“层级分流”:帝国逻辑下的中国官僚人事制度》一文的一个补充

官吏分途作为古代中国国家治理的人事制度安排,依然具有其延续性和再生性。中国地方和基层治理中官僚群体、派生群体和雇佣群体的三分,与官吏分途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本文作为对周雪光《从“官吏分途”到“层级分流”:帝国逻辑下的中国官僚人事制度》一文的一个补充,提出群体三分是更接近官吏分途的延续者与变异者。层级分流与群体三分,共同构成了地方和基层治理的主干。官吏之间在数量和规模上的不对称与目前官僚群体、派生群体和雇佣群体在数量和规模上的不对称是相通的。雇佣群体是影响地方和基层治理绩效的重要因素。进入层级分流的精英群体或干部群体,除了具有经济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理性之外,还拥有政党所赋予的使命。使命政治是对晋升锦标赛政治的一个补充,它是解释中国的巨变和崛起的重要视角之一。     

天地之间：东汉官员的双重责任

自秦朝至清朝,朝廷任命的地方官员不仅对其上级负有义务,而且代表地方利益。这样的结构性特征被称为“双重责任”。对上负责可以在韦伯的官僚科层框架中得到理解,但无法解释官员对地方利益的维护。本文通过研究东汉时期地方官员的双重责任,分析官员如何维护地方利益。基于对东汉时期政府结构、政治思想和晋升制度的考查,本文提出三种解释：实际需求、儒家意识形态和声誉机制。此观点在实证中得到一定支持。运用东汉时期的官方档案和古代碑刻等原始资料,本文对韦伯有关中华帝国治理制度的分析提出质疑,并对存在了2000多年的“低效率”机制背后潜在的社会合理性提出了新的见解。     

论康雍乾时期清帝的治官理念——以官员选任、考核为中心

"治人"与"治法"是中国古代探讨治国理政的重要命题.康雍乾时期,清帝对"治人"与"治法"多有提及,并体现在用人行政等方面.如何"治人""治官",是古代王朝用人行政的重要内容,尤其体现在官员的选任和考核方面.清帝在选拔、考核官员时,对官员操守、才具、政事、年力等方面提出要求,对官员的臣道做出价值观的界定,尤其对地方大吏选用属员做出要求,并对不同层级的官员制定相应的标准,分别管理.文官管理的实践,贯穿着清帝的治官理念,包括:事君以诚,君臣一体;以人事君,察吏安民;首倡官德,重视政绩;各司其职,上下相维.清帝的治官理念有其积极因素,这种理念是否能够贯彻并发挥作用,与清朝文官管理的实践密切相关.     

当代社会学中的阶级分析：理论视角和分析范式

本文系统梳理了当代社会学研究中的阶级分析文献,揭示了阶级分析视角的核心和多元化的分析范式。阶级分析视角的核心是基于社会关系定义的结构性位置,是关于社会不平等及相关社会现象系统化的结构性解释。多元化的分析范式主要包括：（1）研究对象上的宏观层次（解释大规模社会变迁和转型事件）与微观层次（解释阶级对个人态度、行为和生活机会的影响）;（2）分析思路上的 “结构-意识-行动”（将阶级作为“集体行动者”）与“结构-状况-选择”（将阶级作为“生活条件综合信号”）;（3）解释逻辑上的“剥削和利益形成逻辑”、“状况逻辑或理性行动逻辑”和“结构化（或同质性）逻辑”。     

“官场+市场”与中国增长故事

本文运用和拓展了“官场+市场”理论,重新解析中国独具特色的经济增长机制以及政府与市场的互动模式。地方官员之间围绕着辖区经济发展的官场竞争嵌入在不同辖区企业之间的市场竞争之中,而辖区企业参与的市场竞争又嵌入在官场竞争之中。作为一种分析框架,“官场+市场”的理论贡献在于揭示了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政企的有效合作必备的三个条件,即内部的政治激励（“把事做对”）、外部的市场约束（“防止做坏事”）和必要的信息反馈（“做对的事”）。中国“官场+市场”的增长模式在总体上提供了这三个关键条件,在最积极的意义上实现了辖区内政治企业家与民间企业家精神的结合,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的结合,中国历史悠久的官僚政治传统与西方国家市场经济传统的结合,为我们揭示中国增长之谜开辟了新的视角。     

行动历程中的叙事与筹划

本文尝试建构一种理论社会学的综合视角,它由三个部分即基础存在论、主体主义式结构论和能动主义式特征化构成。本文的主要尝试是：（一）在结构论意义上的社会结构和象征全域与能动主义特征化方面的叙事和筹划之间构想一种理论联系,使其更适合于实证性的研究;（二）为了使叙事和筹划这两个概念在具体事例分析中更具可应用性,尝试对其在若干中国古典叙事分析上的适用性;（三）着重区分主体性和能动性两个概念,尝试使社会学分析中的“行动者”自觉于某种存在论蜕变,实现由主体性到能动性的转换。     

社会流动与政治信任：基于CGSS2006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数据,详细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流动对民众政治信任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为民众提供了大量向上流动的机会,并给他们带来改善生活的希望。人们所经历的向上代际流动和代内流动,以及对向上流动的感知与预期都显著增强了他们的政治信任。结果显示,社会经济发展为人们带来的向上流动的经历与期望有助于维护社会政治稳定。     

行政发包的组织边界:兼论“官吏分途”与“层级分流”现象

本文重新梳理了行政发包制理论中“行政”与“发包”的关系,将政治晋升机制正式引入行政发包关系,定义了行政内部发包与行政外部发包的组织边界。在此基础上,本文重新诠释了历史上的“官吏分途”以及当今的“层级分流”现象。本文认为,从秦汉到明清,中国经历了“官吏分途”和“吏役合一”的双重过程,这实际上代表了中国官僚体制组织边界的重大变化,即从“行政内包”到“行政外包”的过程,而推动整个过程的驱动力是帝国所面临的日益严重的财政压力。本文还对中国历史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特征进行了重新表述。相同的历史现象,不同的解析框架,本文与周雪光的帝国逻辑理论进行了一次深入的学术对话。     

Why do tenants leave social housing? Exploring residential and social mobility at the lowest rungs of Australia's socioeconomic ladder

Historically, social housing in Australia operated as a springboard for social mobility. For many working families, public housing tenancy was an opportunity to save for a house purchase deposit. Latterly, tenant exits from public to private housing have declined to very low levels. This has raised concerns about systemic barriers to residential and social mobility for social renters, and about the consequent longer waiting times for applicants in need of social housing. Drawing on administrative data collected by social housing providers in NSW and Victoria, and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95 former and current social housing tenants in both states, this paper examines tenant attitudes, intentions and motivations as regards future house‐moves. We argue that the primary disincentives to exit relate to affordability and security of tenure in private rental, rather than factors related to the social housing system itself.     

Income mobility among the elderly in Sweden during the 1990s

Using a large panel dataset,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degree of, and explanatory factors for, income mobility amongst the elderly in Sweden during the 1990s. It contributes to literature on welfare indicators for the older population as it supplements the welfare picture of the income adequacy with insights into income certainty during old age. Our methodological approach is to work with the administrative register data for Sweden, and this allows us to use a reliable record of incomes for a large sample of the elderly. Results for Sweden-born and foreign-born elderly persons are analysed separately and compared with corresponding groups of people of working age. Not surprisingly, nearly all of our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income of the older population is more stable than that of the working age population, and upward income mobility is not as usual among the elderly as among other groups. The multivariate regression analyses identify several explanatory factors affecting those elderly who experienced income mobility. Most importantly, the death of a spouse increases the probability of downward income mobility, particularly amongst women. These and other findings of this research point to triggers of income poverty in old age that should be taken into account in policies concerned with the level and indexation of retirement income of future pensioners.     

虔敬主义伦理与普鲁士官僚制精神

理性化在韦伯思想中占据着重要位置,然而韦伯对行政领域理性化（即官僚制的出现）的论述并没有像对经济领域理性化（即资本主义的诞生）的分析那般细致和系统,尤其是韦伯没有如揭示资本主义精神背后的加尔文宗教义那样,揭示官僚制的宗教伦理基础。通过重返被韦伯视为理性官僚制典型的普鲁士官僚制于17—19世纪的演变过程,可以发现路德宗虔敬主义在此扮演着重要角色,并且对普鲁士官僚制精神的兴衰起到了重要作用,由此可以启发我们从官僚化的价值伦理角度对韦伯的官僚制理论进行补充。     

多代流动效应：来自中国的证据

多代流动是社会流动中的重要议题。本文利用中国劳动力调查2012年数据,检验了不同世代社会流动的多代效应模式。研究发现,1980年以前出生的世代累积性的优势或劣势主要表现在两代之间,多代的效应并不明显;但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累积性不平等的效应从两代之间扩展到三代之间,即在控制了父代的阶层地位后,祖代-孙代的影响效应仍显著存在,祖代职业阶层越高,孙代进入高职业阶层的可能性越大。此外,研究发现教育是个体实现向上流动的重要变量,但教育获得本身受家庭背景的影响。文章从实证和理论两方面的论述有助于加深对中国社会流动与代际不平等的理解。     

职业流动的途径及其相关因素对上海市劳动力市场的实证分析

“职业流动”是经济学和社会学共同关注的重要主题之一。对于这一现象,经济学家往往站在“理性人”的角度上,把劳动者解释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行动者(霍夫曼,1989:20),流动与否、采用何种途径流动以及相应的结果都是其理性决策的过程。在他们看来,劳动者的职业流动如果不是因为劳动力市场产生了职位空缺需要有人去填补(White, 1970; Tuma & Hannan, 1984),就是因为劳动者预计流动后的收益大于不流动的收益(陆铭,2002:135 137)。但在社会学家看来,这些解释显然不够充分,因为他们发现职业流动中劳动者的行为往往混杂着对非经济目标的…     

文件治理中的政策采纳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国家和省级政府政策文本(2008—2018)数据

“文件治国”是中国国家治理的基本表现形态，不同中央政策在各地被采纳与实施的情况也是国家治理问题的核心研究议题。本文尝试突破以往政策扩散研究多只关注特定单项中央政策在各地扩散过程的局限，结合长时段大样本农村政策文本数据，对中央政府2008—2018年发布的多项农村政策在各地的扩散过程进行实证分析，相对系统地考察了中央层面的行政压力和经济激励，以及地方层面的执行能力和内在动力等因素及其交互作用对政策采纳的影响，进而对中国正式政策文件运作的基本过程和内在机制进行探讨。研究显示，自上而下的行政压力越大，经济激励越大，地方层面的执行能力越强，地方政府采纳中央农村政策的概率就越容易显著增加。从交互关系来看，中央政府对农村议题重视程度的提高会减小不同执行能力省份的政策采纳差异，也会减小不同经济激励政策的采纳差异。     

中国行政纠纷解决的制度选择——公民需求的视角

利用一个于2005年在中国28个省份进行的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05）,对中国行政纠纷的分布以及中国公民如何有针对性地进行纠纷解决的制度选择进行定量经验研究。研究发现,针对行政纠纷,现阶段中国公民的法律意识并不淡漠。但现实的制约使得一些公民采取司法程序及准司法程序之外的渠道解决此类纠纷。公民对中国行政纠纷解决存在事实上的＂双轨＂制度需求,即,公民对通过（准）司法渠道和党政渠道解决纠纷有同等程度的需求。此外,不同社会群体对行政纠纷解决渠道的选择偏好也呈现多元性。基于经验研究,对当前的相关研究进行理论和方法论的反思,并呼吁理论研究和制度建设做到真正了解并尊重公民的意愿。     

代际流动的模式：理论理想型与中国现实

本文在疏理西方代际流动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流动模式的三种理想类型,并分析其制度条件和结构特征,希望能对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的特征和趋势分析有所启发。本文认为,在不同的制度背景和社会条件下,相应的流动模式是不同的。本文提出三种理想类型对应于三种不同的社会类型,分别是（1）依据绩效原则的自由竞争模式,其特征是流动机会按个人能力和贡献分配,对应于完全市场制度的社会;（2）社会不平等结构下的家庭地位继承模式,其特征是家庭的社会经济背景对子女的地位获得有决定性的影响,社会的不平等结构因此而代代相传,如果一个社会的不平等程度越大,跨阶层流动越困难,代际的地位继承性特征越突出;（3） 国家庇护流动模式,其特征是国家通过政策和制度设计,干预社会流动进程,特定的阶层将拥有更多的流动机会、或被剥夺应有的机会。文章最后对中国改革开放后流动模式的转变和现状提出了一些基本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