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启崇祯年间陆若汉在中国大陆活动考

关于葡萄牙传教士陆若汉在明朝天启崇祯年间的活动情况,在国内的研究文献和档案中缺乏系统的记录,专题性的专著尚未见。作者在翻译整理中、日、葡、英文的有关史料时,发现其中有很多关于陆若汉在中国内地活动的新资料。本文拟通过对零散中外史料的整理和堪比,大致勾勒出天启崇祯年间(1627——1633年)陆若汉在中国内地的活动情况。     

钱谦益与晚明宋诗风

天启、崇祯年间,钱谦益在程嘉燧启发下,走上了转益多师,唐宋兼宗的创作道路。他在诗序中也多次主张转益多师、别裁伪体。这种观念的提出有其特殊意义,“别裁伪体”裁的是七子派和竟陵派,“转益多师”学的是三唐、两宋、金元乃至国初的诗人。钱谦益以其师法多家、兼采众长的诗歌创作,呼应着他的文学主张。清康熙年间,邹式金在《有学集序》中就高度评价钱谦益出入中晚唐、宋、元,集诗家之大成。本文着重分析钱谦益天启、崇祯年间的诗歌创作,考察他是如何以宋诗为取法对象,实现转益多师的文学主张,从而推动晚明宋诗风的兴起。     

利玛窦等耶稣会士的在华学术活动

十六、七世纪之交,也即我国明代末期的万历、天启和崇祯年间,欧洲的一批耶稣会士,联翩而至,到中国沿海和腹地开展传教活动,与此同时,他们对西洋的科学、哲学、艺术作了相当广泛的翻译介绍工作。在这批耶稣会士中,利玛窦的名望最高,影响最大。长期以来,人们对于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的在华活动,有种种评议。赞誉者给耶稣会士以“圣洁的布道者”、“西洋文明的伟大传播者”(见裴化行《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     

明末复社兴起因素考论

复社的形成缘于晚明特有的社会文化背景,主要为以下三方面的因素:天启、崇祯年间的政治局势与当时士人复杂多变的心态,经世思潮的兴起;面对日渐卑下的世风与士风,士人阶层的反应;文人结社的传统及八股取士对结社的需求.     

论晚明宋诗风的兴起

万历中期,公安派对苏轼极为推崇,对宋诗给予了肯定的评价,开启了晚明诗坛学宋的先声。天启、崇祯年间,在程嘉燧、钱谦益的推动下,人们主要以陆游为师法对象,晚明诗坛掀起了学宋之风。     

19—20世纪中国的汤若望介绍与研究——纪念汤若望诞辰四百周年

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国基督教史和中国科技史上,汤若望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原名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2年5月1日生于德国科隆,早年加入耶稣会。1622年(天启二年)来中国,先在北京学语言,后去西安传教。1630年(崇祯三年)由徐光启推荐入历局,编纂《崇祯历     

钱谦益与东林党

钱谦益(1582—1664)生于明历厉十年,死于清康熙三年。他一生有两大污点:一是降清仕清,二是在弘光朝谄事马阮。而后者又与他身为东林党入以及与东林党人深远的交往有关。东林党是明末最负清望、最有影响的一个政治派别,经历了万历、天启、崇祯三朝,长达半个多世纪。万历年间,是东林党人利用讲学,书院等舆论手段企图影响、参预政治的时期;天启年间,政府中的其他党派为了功名富贵,都投靠了魏忠贤阉党,专     

汉文西书新史料的发现及整理与重写学术史

在汉文化圈中所谓的"西学",大致包括了两部分的内容:一是西方人在中国或东亚地区用中文介绍的西方学问;二是中国或东亚学者所理解和认识的关于西方的学问。本文主要叙述近百年来关于明清之际汉文西书新史料发现与整理的实况,并就整理过程中出现的相关问题作简要的评论,提出作者关于如何进行明清之际汉文西书整理的粗浅看法,进而从学术史编纂的角度,提示了新史料的发现与整理,对于重写明清以来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意义。     

甲申史籍三种校本序

《偶然遂》校本序 《偶然遂》一卷,明张永祺撰。 张永祺(一六○一?——一六六二)字多祝,河南襄城县人,天启元年辛酉科举人。父宁,字载寓,万历二十年壬辰科进士,仕至四川兵备副使。 《偶然遂》,取名杜甫“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羌村》)诗句。乃著者辨诬,并杂记其生平的一卷笔记。可作为明季史料来利用。著者生于启、祯间朝政窳败,民不堪命,农民大起义的年代。河南为崇祯十四、十五、十六数年间,李自成逐鹿的主要战场,明王朝几位阃外节钺,如傅宗龙,汪乔年,杨文岳、丁启睿、孙传庭等,均先后被击溃或击毙在这里。导致汪乔年溃死的襄城之战,发生于崇祯十五年二月。本书著者躬逢其役,     

徐光启的军事活动

徐光启不仅是我国明代的科学巨人,而且是著名的军事家。他的军事活动大抵可分为三个阶段:一、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三月——四十七年九月,上疏言“正兵”。二、万历四十七年九月——天启元年(1621年)八月,通州、昌平练兵;三、崇祯二年(1629)十一月——崇祯四年十一月,守城制器。     

略论黄道周抗清

抗清是黄道周末年的重要活动,也是今人评论黄道周的主要方面。有的论者誉之过高。笔者拟以几点粗浅之见就教于方家。一、其抗清态度并非积极黄道周于天启二年中进士,从此步入仕途。天启、崇祯两朝,他在翰林院、詹事府任职,掌修国史、考试、辅导太子等事。此时,明朝与清朝(后金)在辽东争战激烈,清(后金)兵曾多次攻进边墙,骚扰明朝的京畿、山东地区。如果说,这时的黄道周没有提出什么抗清主张和进行任何的抗清活动,却不宜加责。因为这时的抗清属于边事,不是他的职责范围。     

20世纪前半期的马克思主义史料学

史料学是关于史料的源流、整理、鉴别、利用的理论与方法的科学.自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历史学领域诞生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家逐渐形成、并发展了有自身特色的史料学.但是这种发展,在20世纪前半期由于种种特殊的原因而被学者忽视,甚者当时很多非马克思主义史家将马克思主义史学直接定义为不讲求史料,只会生搬硬套地运用理论的一种学说.     

新疆内地会传教士传教经历及其中外文姓名的勘同

本文主要研究了20世纪初内地会传教士在新疆的传教经历、他们的往来途径和在南北疆 的传教活动情况,并根据外文史料和中文档案的对比,勘同了传教士的中外文姓名。     

公私藏档中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史料挖掘

<正>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研究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显学,研究起点较高,常令新人望而生畏,发掘整理原始资料成为学术增长必不可少的突破口。自上世纪80、90年代起,黄彦、李伯新选编翠亨孙中山故居藏档,俞辛焞、王振锁等选编日本外务省档案中孙中山在日本的活动资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辑馆藏辛亥革命时期档案,广东省档案馆选译粤海关档案中与孙中山活动有关的资料,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影印出版南京临时政府档案,以及各种学术期刊对于散见珍贵档案资料的公布,深刻反映了这一趋势。¹笔者近年来也参与了宋庆龄基金会主持的宫崎家藏民国人物书信整理和翠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藏中文档案的整理,同时因工作关系,接触、了解到不少公私机构在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史料收集和整理的一些情况。兹就了解的情况和工作的心得,谈谈对公私藏档中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挖掘、整理与利用的些许认识。     

数据库的开发利用与重写中国近代学术史

自1990年代起,大批中国近代史料数据库的建立和使用,对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无论是在资料整理、史料检索,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为重写中国近代学术史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具体而言,数据库的开发利用推动了中国近代学术史资料的系统整理,促进了史料的传播和运用；引起了中国近代学术史史料检索方式的深刻变革,促进了课题的设计和难题的考订；实现了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方法的重大突破,促进了数据统计分析方法的引入和运用.     

冯梦龙“司训丹徒”考

冯梦龙于《寿宁待志》中自言“司训丹徒”(《升科》)。据此,冯曾任丹徒训导,这可肯定。至于任职年月,冯未明说,需加考定。但在史料中,冯这一生平重要史实的记载却不一致:光绪《丹徒县志》卷21《官师表》载:“冯梦龙,吴县人,天启中任,升寿宁知县。”这就是说,冯在天启中曾任丹徒训导,并由此升寿宁知县。《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30于冯梦龙《春秋衡库》一书注云:“(冯)崇祯中由贡生官寿宁知县。”民国《吴县志》卷16《选举表八》载:“(祟祯)三年庚午,冯梦龙,犹龙,官寿宁知县。”这就     

浙江原额人丁考

清代浙江各州县原额人丁的来源是相当多样的,其早可溯及明中期的弘治、隆庆年,晚则落实于康熙前期.多数县份的原额人丁撷取万历时数,也有相当部分的州县因战乱或编审方法改变而在清初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人丁原额,另有一些县份取明末天启、崇祯人丁之数作为原额.解读原额人丁,可以发现"人丁"概念在清初发生的微妙变化,有助于准确把握清前期"人丁"的实质.     

朱健思想研究

朱健(?—1646年),字子强,南昌府进贤县(今江西进贤)人,明代天启元年(1621年)举人。屡上公车,均不得志。至崇祯年间由举人出任福建邵武府推官。著有《苍崖子》、《古今治平略》等书,朱健的思想可以与李贽,黄宗羲、王夫之并称,并与晚明“实学”思潮桴鼓相应,堪称晚明个人主义的殿军。 一、以“元气”为世界本原的宇宙观     

集体记忆与历史书写——基于寿县清真寺的考察

文献记载和口头叙述安徽寿县清真寺修建年代多为明天启年间,但通过梳理当地流传的与修建清真寺相关的“王老贤上北京”、修建清真寺过程中引起的“高度之争”的历史记忆、“关公显灵退流贼”等传说,结合笔者田野调查,考证出当地清真寺修建年代为康熙年间。文章进而指出人们关于清真寺修建年代错误记忆,乃是历史书写过程中的历史心性造成的,这些传说和历史记忆反映了寿春镇“过去”的知识和社会结构、认同体系、权力关系等情况。     

明代武举新论

为了弥补保举将才制度的不足,打破世袭制对武官铨选的限制,明朝开设武举。明代武举不是开始于天顺八年。武举制度在不同的时期对武官的铨选影响不同,弘治正德年间,武举影响甚微;嘉靖中期以后,武举的作用逐渐彰显;万历以后,武举的作用变得更为重要;天启崇祯年间,武举的作用达到巅峰。虽然武举制度的实施有利于打破武官世袭制对管事武官铨选的消极影响,但是,由于武举制度自身的局限和官僚集团的腐败,武举制度的推行未能对整肃武官队伍带来积极作用。因而,我们不能对武举评价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