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保护中的褶皱与张力——以甘南农牧区为例谈村落文化、活态文化、文化空间对非遗保护的作用

非遗保护,特别是在基层部门的保护实践中存在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误区,即缺乏整体性保护理念。"村落文化""活态文化""文化空间"是非遗保护中容易被忽视,但却是极为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途径。甘南藏族自治州农牧区至今保留着浓郁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人数量均居全省之首,对研究和保护少数民族非遗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少数民族非遗整体性保护要重视"村落文化""活态文化""文化空间",这三者与非遗水乳交融、相互融合、不可分割,村落文化是非遗的载体,活态文化是非遗传承的水系,而文化空间则是非遗生发的母体。     

非遗背景下萨满文化的传承与保护研究 ——以吉林省为例

萨满文化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先民精神信仰、风俗习惯、审美创造的集中体现.吉林省作为萨满文化传播和保护的重点省份,秉承"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为萨满文化的保护和继承事业做出了切实努力.但萨满文化原真性保护缺失、活态传承乏力、环境培育不足等问题仍然存在.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以记录性、生产性、整体性保护为措施,力图完善萨满文化的协同传承、保护机制,改善萨满文化的生存、发展环境.     

法律视野下的少数民族传统工艺活态保护初探

少数民族传统工艺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保护价值。相较于近年来影响日盛的生产性保护方式,活态保护模式更契合少数民族传统工艺的内在特质,更有利于其在现代社会的延续和发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模式研究——以湖北宜昌民间故事讲述家孙家香、刘德培和刘德方为例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在濒危传统项目的静态保护、自然文化生态中的活态传承,以及未来文化资源利用的生产性开发方面,都负有神圣的使命。目前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应坚持以人为本,处理好保护与开发、传统与现代、传承与市场的关系,在加大抢救性保护、深化活态传承的基础上,积极开展生产性开发。既要照顾好传承人的身体和生活,又要保护好传承人的文化生态,更要利用好传承人的文化品牌,走从静态保护、活态保护、进而到生产性保护之路,为保护和传承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社会经济服务。     

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保护体系创新与发展

脆弱的自然生态环境以及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受到严重的破坏和流失.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的零散性、边缘性和脆弱性,使保护和传承更加艰巨,也更为迫切.加强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保护,必须构建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保护的法规体系、行政体系、传承体系、专家咨询体系、公众体系以及监测体系,以此对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进行立体的、全面的、综合的抢救和保护.     

承德传统民族文化的抢救、保护和开发

本文阐述了承德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揭示了传统民族文化所面临的问题,并提出了抢救、保护与开发少数民族文化的一系列对策。     

论壮族末伦文化的保护传承策略——以广西靖西县为研究个案

末伦文化是广西一种尚待研究与开发的民族个性鲜明的壮族地方活态文化.步入20世纪70年代之后,受历史影响、时代冲击和环境制约,末伦文化开始呈现出衰落的迹象.对于末伦文化,我们可以有步骤、有目的地采取"四位一体"的措施,即"双管齐下"的抢救,"内外兼顾"的保护,"动静结合"的传承,"比翼双飞"的开发,以此有效地实现末伦文化的保护传承.     

文化坐标视角下少数民族传统民居符号的保护与转化——以湘西苗族为例

少数民族传统民居是活态的文化遗产,当今对其进行保护与转化需要从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展开。以湘西苗族传统民居为例,可以运用符号学理论从语汇、语法、语境三个层面构建湘西苗族传统民居的符号识别体系,并结合时间与空间维度组成的文化坐标视角,遵循少数民族传统民居符号真实性、可识别性、居民认同的保护原则,采用同形异质、位置重构、以象达境的更新方法,以期为少数民族传统民居的可持续发展与民族文化的有效转化提供新思路。     

论抢救与保护濒临民族文化

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面临着断代、失传、消失的危险。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但迫在眉睫,更是激发民族文化创造力、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内容。而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更是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本文对当前少数民族文化的现状、基本特点进行阐述,并如何抢救与保护濒危的民族文化提出可行性论述。     

学校教育中的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现状调查研究——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彝族海菜腔为例

少数民族文化的学校教育传承,不仅是一种被长期忽视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源进入主流教育的过程和一种民族古老生命记忆的延续,同时也是一个对民族生存精神和生存智慧及活态文化存在的再认知过程,一个更具人性发现和理性精神的民族文化整合过程。随着社会发展,学校教育应肩负起少数民族文化在现代社会中保存、传承和创新的历史使命。     

广义文化空间视角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以福建土楼为例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不应该只局限在狭义的文化空间范畴内,而应该从更广义的文化空间视角来展开。广义的文化空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生存环境,这一生存环境包括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等,它有很多支化的成分,如文化政策、语言、民俗、宗教信仰、经济水平等。它们是非物质文化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对于福建土楼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主要从文化空间维护角度和文化空间再造角度两个方面展开。文化空间的维护主要包括政府的重视、民俗活动的支撑、非物质文化资源的普查抢救、客家方言的使用。文化空间的再造主要包括以申遗为机遇、以区域联合为基础、以遗产旅游为依托、以教育引导为保障、以大众传媒为指引来共同营造文化空间。     

中国木版年画的抢救与经验

木版年画是我国民间艺术中影响最大、具有世界价值的一种艺术品,也是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率先实施的重点项目之一。要做好这一工作,必须舆论先行,调动各方积极性,搞好普查,提供专家指导和范本示范。     

中国民间故事的抢救原则——在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会议上的讲话

编纂<中国民间故事全书>是中国民间文化抢救工程的重要内容之一.要做好这一工作,必须把民俗普查和民间文学普查结合起来,规范编纂,加强民族语的翻译,早出示范本,搞好组织和出版工作.     

企业拯救文化与破产法律制度的发展——基于英国破产制度最新变革的分析

破产法的发展呈现从惩罚到拯救的样态,拯救文化的兴起和迅速发展使得对危困企业的拯救成为破产制度构建的一个关键点。英国《2020年公司破产和治理法案》是对拯救文化的进一步弘扬和落实,其中包括对破产制度的常态化改革及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暂时性规定,建立了临时中止制度,引入了重组计划,并加强了对货物和服务供应的保障。该法案的暂时性规定包括暂停不正当交易条款的使用和对清算申请的暂时限制等。我国破产制度的修改和完善应更加关注拯救文化,将其作为企业拯救制度构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加强相关立法的内在一致性。同时,应审时度势,通过迅速采取相关临时举措对特定历史时期的重大经济社会情势作出有效回应。     

侵权法中的作为义务探究

国外立法例对侵权法中作为义务的规制模式不尽相同,中国台湾地区和大陆地区理论界对作为义务的研究在结合中国司法实践方面略显不足。对于侵权法中作为义务的探究,应当将国外立法例、中国理论界的研究成果与司法实践情况结合起来。中国侵权法中作为义务的设计应当遵循如下思路:无须在一般条款中明确作为义务;合同约定不应成为侵权法中作为义务的来源;不应当规定一般救助义务;作为义务来源应当具有层级性,且该层级性应当以重塑安全保障义务为中心。     

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环境研究

在当前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过程中 ,文化产业异军突起。但文化产业发展还必须有适宜环境。因此 ,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和通过规范化的途径 ,搞好我国自然环境保护 ,维系好自然界生态平衡 ,倡导民主自由 ,创立宽松健康政治氛围 ,抓好精神文明建设 ,提高国民现代化素质 ,保障文化产业健康发展。     

中国加入WTO后民俗学学科建设的思考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 ,国内经济出现新的景观 ,然而由此引起的中西方文化的冲突 ,也无疑给我国民俗学学科建设造成一定的干扰。作为民俗学工作者应该正确认识“文化全球化”的趋势 ,强化民俗学本土化观念 ,抢救民族民间活态文化 ,重视本学科的应用研究 ,建立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民俗学学科体系     

青岛市乞讨社会现象探析

贫困的存在、文化张力的影响、社会救济体系的不甚完备是乞讨现象形成的主要原因。乞讨现象对青岛市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城市经济的发展、良好社会风尚和伦理道德以及诚信、和谐社会构建的影响。应把发展经济、弘扬先进的谋生文化和社区功能的开发作为解决乞讨现象的着力点。     

阳戏展演的两个场域：“生活世界”与“国家舞台”——兼谈阳戏的保护与发展

作为一种乡村仪式演剧,阳戏表演中含蕴了丰富的原始傩文化信息,因而在中国戏剧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被誉为戏剧“活化石”。本文以实地田野材料为基础,探讨了当下阳戏展演场域的跃迁,并提出了对阳戏进行保护与发展的新思路。笔者认为,在现代语境下,阳戏拥有两个展演场域,即乡民的“生活世界”与政府构建的“国家舞台”。在阳戏展演的“生活世界”场域已日趋萎缩的今天,我们应该努力实现由“生活世界”到“国家舞台”的场域移位,依靠“国家舞台”的影响力来扭转阳戏在“生活世界”场域里的式微之势,并最终使阳戏在两个展演场域的良性互动中获得更大的发展。     

新中国70年保障贫困人口生活的历程、轨迹与经验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和政府始终将保障贫困人口的生活作为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放在政府管理工作的重要位置。依据社会背景与保障举措的不同,可以将这70年的历程分为：恢复经济过程中对贫困人口的临时紧急救助、平均主义大锅饭与依托集体经济的特殊救助、“文化大革命”与救助体系的停滞、市场化改革中社会救助体系的转型与探索、新型社会救助体系的初步建立、精准扶贫与社会救助体系的进一步完善等6个阶段。70年来贫困人口生活保障经历了模式、重心、途径、理念、方式等方面的系列变化。综合而言,中国的贫困人口保障经验可以概括为:在主体动力上,既要挖掘和充分利用市场最大程度创造财富的活力,又要用好能够有效整合和再分配各类资源的公共权力;在战略布局上,既要将重点放在通过发展来使绝大部分人从根本上脱离贫困,又要完善各类救助制度,给没有脱贫的人口“兜好底儿”;在政策举措上,既保证整体政策宗旨的一贯性,又要确保各类政策措施足够灵活和务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