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日知录》在日本汉学的影响

文章就顾炎武《日知录》一书对日本汉学的影响,从清代学术史、日本馆藏《日知录》版本、日本汉学家论顾炎武与《日知录》三个方面,作了初步探讨。     

“三科之条,五家之教”诸说辨析

东汉经学家郑玄提出了《尚书》有"三科之条,五家之教"的主旨,清儒段玉裁等认为这是汉代古文《尚书》和今文《尚书》的不同学说,影响甚大。但自清代、民国以来,也有学者表示反对,诸家的考辨和结论体现出不同的学术方法和学术视角。综合汉代经学史料与诸家之说,郑玄之说当为汉代今文学派,即博士经学的观点,体现了董仲舒《公羊春秋》的学说,而以清代魏源的考释最为准确。     

《陔余丛考》经学部分训诂探析

《陔余丛考》是清代学者赵翼的考据类学术笔记,全书共43卷,蕴含着丰富的训诂材料。文章选取《陔余丛考》前4卷经学部分的8则训诂材料进行考辨和补正,对赵翼将“洪惟”释作“汉代已有的句首连读语气词”、将“陟方”释作“巡守”、将《吕氏春秋》曹翙与《史记》曹沬判定为一人等考释结论表示认可,并对其将名物词“聚鹬冠”称作“鹬冠”、将“鸿雁来宾雀入大水为蛤”断作“鸿雁来,宾雀入大水为蛤”、将《诗经·权舆》中“夏屋”释作“大具”的考释结论进行进一步的探讨和补正。     

《日知录》对《昭明文选》作品的阐释与订误

顾炎武《日知录》对《昭明文选》入选作品的阐释与订误多所创获。其阐释主要表现为对作品中疑难读音、字义、用韵进行了考辨 ;其订误主要表现为对伪作的误收、作品内容的失真、各家旧注的误注等进行了订正。     

《广雅疏证》校勘方法浅说

清代学者治学的最大成就,一是辑佚,二在校勘,这两项工作是古书本子完善可读的基础。乾嘉以来经学大师的几部重要训诂著作,都是训诂、校勘和补遗的混合结晶。其中王念孙《广雅疏证》一书,诚副顾炎武所称“其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不可无,而后为之”之传世佳作。段玉裁折服王氏《广雅疏证》之成就,称誉王氏“天下一人而已”,亦非过辞。综观《广雅疏证》,全书虽重在精审词     

《说文解字诂林》引经类文献略考

《说文解字诂林》引经类文献有21种。文章对这些文献进行目录学梳理,并从考辨字形、训释字义以及形义兼考三个方面对其分类,考察其特点,认为,这些文献反映了清儒对《说文》引经问题以及经学训诂与小学训诂差异的认识,其研究方法与结论对后世研究《说文》引经问题很有启发。     

陈垣与史源学及《日知录》研究——《日知录校注》编者前言

《日知录》在引用资料时一般既不注卷数,也不注起止,引文与顾炎武自己的文字混淆不分。通行的《日知录集释》非但没有区分顾氏原文与引文,而且进一步混淆了《日知录》所引书的注文与顾氏自注。陈垣《日知录校注》将《日知录》所引之文一一找出或核实其出处,注出书名、卷数或篇名,标明起止,还对各种版本及抄本《日知录》进行了校勘。该书不但能帮助读者正确认识《日知录》,它所揭示的史源学和考证方法,也富有启发意义。     

元代江西的《诗经》学

元代江西的《诗经》学成就突出,马端临、胡一桂、刘瑾、罗復、朱公迁、刘玉汝、梁寅等《诗经》学者在江西余干一脉、江西余干另一脉、江西鄱阳一脉的三脉系《诗经》学传承中不乏相似的经学实践倾向:羽翼和绍述朱子学说,融合吕祖谦史学观念,汇通陆九渊心性思想,吸纳朱子《易》学思想,在字义训诂、字音考定、诗义探寻、历史考证等方面积极探寻,不断丰富和发展元代江西的《诗经》学的内涵及价值,也对明代《诗经》学的发展产生着潜在影响。     

论顾炎武的历史哲学

前辈学者一般认为,顾炎武的学术成就主要在其历史考据。其实,顾氏以六经皆史、以经证史的历史观而奠定了乾嘉考据之学的思想基础和治学方法,并在考史辨妄、以信作史中寓引古筹今之历史哲学,从而对清代经世史学产生了极大影响。所以,研究顾炎武的历史哲学是重新理解整个清代思想史的一个关节点。     

陈垣与史源学及《日知录》研究——《日知录校注》编者前言

《日知录》在引用资料时一般既不注卷数,也不注起止,引文与顾炎武自己的文字混淆不分。通行的《日知录集释》非但没有区分顾氏原文与引文,而且进一步混淆了《日知录》所引书的注文与顾氏自注。陈垣《日知录校注》将《日知录》所引之文一一找出或核实其出处,注出书名、卷数或篇名,标明起止,还对各种版本及抄本《日知录》进行了校勘。该书不但能帮助读者正确认识《日知录》,它所揭示的史源学和考证方法,也富有启发意义。     

顾炎武对《诗经》韵例的研究

顾炎武为清代古音学的“开山之祖”,其《日知录》和《音学五书》对《诗经》韵例也多有研究。虽然自唐宋以来,人们对《诗经》韵例已多有言及,但所论或零碎,或不够精当。顾炎武博采众长,为研究古韵而对《诗经》韵例作了精深的研究。其研究对江永、孔广森著《诗经》韵例之文有着直接的影响。一些研究顾炎武古音学的文章对此比较忽视,鲜见提及。     

朱彬《礼记训纂》管窥

朱彬是清代扬州著名学者之一,其代表作《礼记训纂》是清代学者研究《礼记》的代表性著作之一。该书保存了古人研究《礼记》的精华,汇聚了乾嘉学派的考据成果。该书运用考据方法辨明了原文和旧注的舛误,在文字训诂和校勘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为《礼记》的传承和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     

试论清代的朴学与《内经》研究

朴学作为清代的主导学术,影响了清代学术的方方面面,在它的影响下,清代《内经》的研究亦呈现出异于累代的风貌。其一,全面运用朴学的研究方法对《内经》文字进行校诂,推明古训,厘正文字;其二,朴学学者对传统文献典籍进行大规模整理,客观上促进了《内经》的刊印、流布,也带动了对《内经》的传系、版本方面的研究;其三,注重名物训诂,对《内经》中病名、术语进行考据与辨析。此外,朴学家重视实证,力戒空谈,扭转了以往不遵古训,擅意说经的流弊。     

清代经典考据学之祖——顾炎武

清代学术以经典考据学为其代表,顾炎武可称考据精审的第一位典范人物。他慨然以匡时济世为己任,提出“经学即理学”的学术纲领,试图复兴经学,“以经学济理学之穷”,并把经学引导到经世致用的道路上来。他的学说上矫宋明理学之流弊,下开清人朴学之先声,对清代经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本文对顾炎武的生平与学行、“经学即理学”学术纲领的提出及其意义、通经致用的治经宗旨作一较新的探索。     

广东名儒简朝亮的注经特色与若干不足

简朝亮是近代广东著名的经学家,其经学著述不仅开广东学者以义疏体注经的先河,而且标志广东经学集大成时期的到来.训诂成文是简朝亮撰写义疏体著述的手段,注音、释义是其内容.采用韵书反切注音与标示地方读音、从摘字为音到普遍注音与训诂文字多依《尔雅》、《说文》、《释文》与汉宋经师训诂、广征博引与择善而从、经、史互通等分别是简著注音、释义的主要特色.略显武断、空话太多、重复表述等则是简朝亮注经的主要不足.     

李圭景《说文辨证说》探微

韩国朝鲜时代学者李圭景,在《说文辨证说》一文中,引用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的《日知录》、方以智的《通雅》、周亮工的《因树屋书影》,明代陈大科的《说文异同》、赵宧光的《说文长笺》,以及清代王士祯的《汉简.跋》、方中履的《古今释疑》等,对《说文》研究的种种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和辩证,同时介绍了赵宧光《说文长笺》传入韩国的情况。透过这篇文章,可以了解韩国朝鲜时代对《说文》的研究程度和研究水平。     

清人笔记中的《尚书》类文献

清人笔记蕴藏了大量关涉经史考证的内容,其中《尚书》类条目就多达206种、3265条。清初、清中叶、晚清的学术笔记在训诂《尚书》方面各有特点:清初学者的《尚书》研究接续了明末遗风,以顾炎武、阎若璩为代表;清中叶的《尚书》研究呈现出多领域、全方位的研究趋势,吴派、皖派兼而有之;晚清经学呈现出偏向政治、思想的研究倾向,学者对《尚书》思想更为留心。清人笔记中的《尚书》文献还具有史料学及文献学的学术价值。     

试论钱大昕的字词考释

钱大昕(1728—1804),字晓徵,一字及之,号辛楣,又号竹汀居士,江苏嘉定人,清代具有多方面学术成就的著名学者。 就语言学而言,钱氏虽然四十三岁“始读《说文》,研究声音、文字、训诂之原”,但是钱氏学识渊博,且善融会贯通,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在声音、文字、训诂三方面皆取得了卓越成就,成为吴派学者中独占鳌头的小学大师。 现当代语言学界对钱氏古纽研究的筚路蓝缕之功颇为重视,学者、专家交相撰文评述,但     

《大戴礼记补注》的解经方法与思想价值

清代学者孔广森的《大戴礼记补注》,是清代《大戴礼记》最重要的新疏之一。其解经方法集中在广收异本、校勘文字,读破假借、释义简明,考辨史实、详解制度等三方面,为《大戴礼记》提供了简明易读的读本。其思想成就则体现在"缘情制礼,上下不援"的礼制观、"外内合一,勿虑难治"的修养观、"进贤退不肖,损益因时"的治国观、"阴阳化成,质疑灾异"的自然观四方面,特别是开启了清代礼学"以礼代理"转折的先河。     

《梦陔堂文说》的学术价值及其版本等问题

《梦陔堂文说》是黄承吉晚年的一部力作,在赋学、经学、史学、天文历算等领域具有学术价值。书中所论皆因学术史上富有争议的赋家扬雄而展开,作者重视事件发生的原生态文化环境,论述上形成了重视道之体用,并善于从声音训诂角度追本探源的独特风格。目前文献所记《梦陔堂文说》版本主要有清道光二十一年刻本、清道光十一年刻本、清道光中刊咸丰元年印本三种情况。我们认为现存《梦陔堂文说》底本为清道光二十一年刻本,有重印本,而清道光十一年刻本之说有误。《梦陔堂文说》刊刻完成部分约占其手稿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当时著名学者刘文淇、刘宝楠、罗士琳等参与了校订工作,这部书是清代学者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