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一战期间英国伤残士兵救助问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大量士兵受伤,这些伤残士兵的救助成为英国社会的巨大挑战。英国政府在一战期间为救助伤残士兵付出了一定的努力,但是政府不愿意承担救助伤残士兵的全部责任。为救助伤残士兵英国民众踊跃捐款,同样英国慈善组织在救助伤残士兵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次大战中的战俘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俘问题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更为值得注意,其原因很多。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战俘的人数大量增加。据美国历史学家富兰克林(G.Franklin)统计,仅是那些被长期拘留的战俘,就有法国士兵180万人,德国士兵454.5万人,俄国士兵780万人,意大利士兵133.6万人,匈牙利士兵13万人,罗马尼亚士兵     

1194和90

偶翻史书,有这样一则史实,读来令人感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法军上校狄龙对他指挥的第80步兵团士兵悬赏：谁第一个把一个柴捆放到敌军的城墙下,并点燃它,将得到1000法郎。然而,没有一个士兵行动。狄龙上校大为恼火,开始指责士兵的怯懦。有一个军士长大声地说：“长官,要是您不提出     

略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俄德矛盾——“英德矛盾主要说”质疑

苏联有关近代国际关系史的著述中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帝国主国家间的主要矛盾是英德矛盾;这对矛盾对于这次大战的爆发起了决定性的、特别重要的作用。“英德对抗是把人类拖入巨大灾难,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对抗中的一种最主要的对抗”。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将上述观点概括为“英德矛盾主要说”,或简称“主要说”。“主要说”是和西方学术界的有关论点针锋相对的。西方学者一般都是强调俄德和俄奥矛盾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作用,抹煞和减轻英、法特别是英国政府的责任(关于这个问题,拙著《略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德关系的演变》一文已专门论及。见     

《西线无战事》的战争叙事与叙事视角阐释

《西线无战事》是反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名著,它以普通士兵的叙事视角颠覆了非正义战争中的“英雄主义”,它以人道主义的情怀展示了极限状态下生命被扭曲时所体现出的虚无。这一叙事典范深刻地揭示了侵略战争给人所带来的毁灭感。     

试论撒切尔政府的公共住房私有化改革

英国公房政策最早起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快速发展并完善起来,是英国社会福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住房作为社会福利长期实行低租金,根本无法以租养房,导致英国政府的财政负担日益沉重。撒切尔政府上台后,对公房制度进行了私有化改革,在大规模出售公有住房的同时,还采取大量的辅助性措施,以促进住房领域的市场化,这正是撒切尔政府实行公房私有化的根本目标。撒切尔政府时期的住房私有化政策相当成功。一方面,住房的私有化降低了政府的财政支出,并使住房福利领域的市场因素大大增加。另一方面,住房私有化削弱了地方政府对福利住房的垄断权,促进了劳动力的流动。住房私有化的副作用主要表现在出现大量的无家可归者。     

迟到的一战卡片

1917年5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前线的18岁英军士兵沃尔特·巴特勒寄出一张明信片，向威尔特郡老家的未婚妻爱米报平安。明信片如石沉大海，但90年后，这张“一战情人卡”竟意外现身，并于日前送到沃尔特夫妇86岁的女儿手中。     

精选话题一组

一、阅读下面一段文字,根据要求作文。法国著名的将军狄龙在他的回忆录中讲过这样一件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一次恶战中,他带领第80兵团进攻一个城堡,遭到敌人的顽强抵抗。步兵团被敌方压住无法前进,狄龙情急之下大声对他的部下说:“谁设法炸毁城堡,谁就能得到1000法郎。”他以为士兵们一定会前仆后继。但没有一个士兵冲向城堡。旁边一个军官见此情形对狄龙说:“长官,要是您不提悬赏,全体士兵都会发起冲锋。”狄龙听罢,立即发出另一道命令:“全体士兵,为了法兰西,前进!”结果整个步兵团都从掩体里冲了出来。是的,金钱、物质确实是生命存…     

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会制度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民主价值传承

形成于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士兵委员会制度在中国土地革命斗争史上发挥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作为特定时期的政治产物,它体现了党和军队先进的政治价值取向。新时期的社会管理创新需要凸显民主价值的核心,对士兵委员会制度内蕴的民主价值进行解读,以利于重塑士兵委员会制度在我国社会管理创新中的借鉴意义和应有的价值传承。     

试论广西土官与土民、家奴、土兵的宗法封建关系

探讨广西土官制度中的宗法形态,是民族研究、土官制度研究中的一个新课题。宗法形态在广西土官制度中的表现,主要反映在官族内部、土官与土民、家奴、士兵之间几个方面。本文拟对广西土官与土民、家奴、士兵的宗法封建关系进行研究。     

哲学家的哲学史与哲学史家的哲学史——对冯友兰“三史”的一点比较

冯友兰是 2 0世纪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和哲学史家 ,他一生的学术活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哲学 ,一是中国哲学史。这里想从哲学家的哲学史与哲学史家的哲学史角度 ,对冯友兰的“三史”作一点比较 ,以凸显“三史”各自不同的特点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要求和途径

从理论上论证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指出这既是古今中外历史经验的总结,又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以德治国不仅可以克服单纯法治的局限性,而且二者是相辅相成的统一整体。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了实现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五条有效途径。     

制度文明:法治与德治的统一机制--关于法治与德治互补关系的思考

在现代化建设中,我们已经提出了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纲领.江泽民同志关于法治与德治相互结合的思想,则又进一步提出了制度文明建设的重大历史课题,因为法治与德治的统一机制,存在于制度文明中.法治与德治互补关系的思想,一方面,是对中国"礼治"文化传统的批判继承和对现代西方社会"文明病"教训的经验总结;另一方面,又是针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许多热点难点问题提出的解决思路.制度文明建设涉及广义文化三个层面的和谐协调和社会发展动力的耦合机制,包括制度创新和制度演进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本文着重论述了制度文明的法律道德基础及其互补关系.     

论依法治国与党的领导

依法治国是我党我国九十年代末期制定的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实施依法治国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 依法治党是加强和完善党领导人民依法治国的重要途径。     

治国:法治与德治须并举

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构成了完整的治国方略.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紧密结合,相互促进,必将大大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     

论法治与德治的结合

必须坚持法治主导、德治辅助、民主监督,三管齐下.官德重于民德,官德的优劣决定民德的好坏,关系社会的兴衰、国家的强弱与政权的得失.与当代中国国情相适应的当代中国的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来源于当代中国的社会实践,同时,必须与国际接轨,充分吸收借鉴包括法律、道德在内的西方先进文化.     

论法治与德治

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角度看,法治与德治是两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概念,同时也是两个使用频率较高的概念;其内涵具有相对的确定性,同时又具有随着时代、条件和环境变化而不断更新的弹性.这种弹性,一方面出于人们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对这两个概念的不同的认识;另一方面也由于不同时代法律与道德规范本身的变化.因此它们才能与世推移,成为政治思想领域经久不衰的议题和人们对治国方略恒久的思考.     

论编辑选择与社会选择

在现代信息社会,任何潜在的传播客体要想真正进入社会流通渠道进行传播,就必须经过编辑的选择和认可,否则,创作者的私人劳动就难以转化为社会劳动,从而得到社会的承认,成为社会劳动的一部分。在这里,编辑的劳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编辑的选择具有一定的相对性和偶然性,社会需要这一必然,由编辑选择的偶然过程表现出来,并在此后的反反复复的选择过程中彰显出来。只要是社会需要,编辑的不选、误选和漏选就只能是局部的、暂时的,而其选择则是必然的,永恒的。     

依法治校的困境与出路

在《高等教育法》颁行10年的今天,中国高校办学自主权的真正落实仍然任重道远,许多体制性的老大难问题仍然没有根本缓解。在依法治校的主流话语下,其突出地反映在许多高校运行、管理、教育活动中属于经济社会文化性质的冲突和纠纷越来越频繁地诉诸于法律方式解决,而许多法律争议本质上是政府滥权与缺位的直接反映。因此,当前中国高校治理法治化问题首先是一个政府权力的规制亦即依宪治校的问题。只有站在宪法治理的高度实现大学与政府之间关系的科学性和法治化,才能从根本上突围高校由来已久的制度瓶颈,从而真正走上依法治校的正轨。     

试论法治与德治的互补性

对任何一个社会秩序的维系来说 ,运用法律规范的手段对社会成员实施强制作用和强调社会成员的道德自觉都是必不可少的。规范的存在和道义的重视构成社会秩序的基本经纬。解析了法治和德治的内在逻辑 ,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分析了法治和德治之间的互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