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资治通鉴》中的“臣光曰”

司马光主编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本来是为了“每开经筵,常令进读”,读给皇帝听的。所以起初叫《历代君臣事迹》。后来司马光受王安石排挤,离开京城,皇帝听不到司马光的讲读声了。但《资治通鉴》却因此而在洛阳修成,并且使神宗皇帝陆续看了而大加赞赏。这就说明,司马光主撰《资治通鉴》的目的,不是为修史而修史,     

《资治通鉴考异》对史学的贡献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考异》(以下简称《考异》)三十卷,与《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目录》同时完成。胡三省为《通鉴》作注时,将《考异》条文分注于有关正文之下,《考异》与《通鉴》始合为一书,但《考异》仍有单行本通行。长期以来对于《考异》的研究,是《通鉴》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的环节。对《考异》的研究多限于《通鉴》研究的论著中有所涉及,专文论及的寥寥无几。白寿彝先生指出:“在考异著作中,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考异》一书尤应受到重视。”(《史学概论》,宁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考异》确实在史学上有很大的贡     

评《资治通鉴》关于商鞅变法的论述——论司马光的曲笔之一

《资治通鉴》是宋朝著名史学家司马光在刘恕、刘邻、范祖禹等的协助下,用了十九年的时间编写成的一部编年体古史名著。它的出现,对以后封建地主阶级的历史编纂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而《资治通鉴》在我国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尤其是司马光以认真负责的态度,“编阅旧史,旁采小说”,“参考群书,评其异同”,“研精极虑”,“举撮机要”,“抉摘幽隐,校计毫厘”(司马光《司马温公文集》卷之一《进资治通鉴表》)在搜集史料,考订史实上下了很大的工夫。所以《资治通鉴》在史料的可靠性上超过许多正史,已经成为古今许多历史学家的公论。     

重评司马光与王安石变法

司马光与王安石,都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爱国者,但后人对他俩的评价,却几经反复。宋徽宗和蔡京等曾将司马光等上百人打入“奸党”。十年动乱期间,司马光再次受到打击。“四人帮”以所谓评法批儒为名,给司马光戴上顽固派、复辟派等帽子。其矛头所向,早已路人皆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拨乱反正,批判了“四人帮”的阴谋史学、影射史学,对司马光与王安石变法的研究与评价,渐趋活跃。这与批判“四人帮”的阴谋史学,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因而在研究中出现意见分歧,只能通过学术讨论,逐步解决。本文力图在学术讨论的范围内,对司马光与王安石变法讨论中的主要问题,提出看法。     

《资治通鉴》传入日本及其影响

《资治通鉴》是我国第一部用编年体撰写的通史。它是北宋著名历史学家司马光费时十九年而完成的长篇巨著。这部史书有许多特点和优点,为我国历代史家所称道,不仅在我国史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且也对日本史学的发展及其政治思想以巨大的影响。《资治通鉴》完成于1085年,这部书传到日本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北宋以前的隋唐时期是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黄金时期。中国大量的文化典籍畅通无     

司马光与王安石变法

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历来被论定为“守旧派”、“顽固派”和“天命论者”。这一定论是不客观、不科学的。具体分析司马光为什么反对王安石变法,就不难看出,司马光既不是政治上的守旧派,更不是思想上的顽固派。一司马光与王安石生年相近,经历相仿。司马光二十岁中进士,历任地方及中央官职。王安石二十一岁中进士,历任知县及知州等地方官。1068年,王安石任翰林学士,     

一部凝聚五千年炎黄文化精粹的扛鼎大作——大型史书《资政史鉴》出版发行

中华史典治国方略的荟萃巨制古有《资治通鉴》,今有《资政史鉴》。公元１０８４年,北宋大臣、史学家司马光历１９年主修了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巨著———《资治通鉴》。该书年经月纬,熔裁贯通,涉猎历代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诸方要事,论叙了周秦以来历代政坛治国方...     

对元祐更化应重新评价

王安石变法,在北宋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元祐更化则是这次变法的终结。长期以来,人们对王安石变法褒贬不一,但一般肯定变法者则否定元祐更化,否定变法者则肯定元祐更化,二者必居其一,把这个问题绝对化了。 目前史学界大多认为王安石变法具有进步意义,而把元祐更化看作是一场复辟和历史倒退,并     

从《疑孟》看司马光的学术思想

对司马光的评价,历来褒贬不一。由于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多被斥为“守旧派”、“顽固派”。对于司马光的思想,则既少有评述,又几乎是被全盘否定的。这不符合司马光的历史面貌和思想实际,是很不公允的。撇开政治见解不说,从学术思想方面来看,司马光议经驳传,独立思考,自成一家之言,非但不“保守”,且是学术上的改革派。司马光所撰《疑孟》等论著就     

重视历史经验的研究

毛泽东同志曾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这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名言。一九四二年,他提出要研究历史,研究现状,研究理论。后来又说要“古为今用”。这都是说要重视历史,要注意历史的经验,要知道历史与现实的关系。 重视历史经验,是我国文学的一个传统。《尚书》第一篇《尧典》中的第一句话就是“曰若稽古”。对于历史经验的注意,我们很早就开始了。北宋司马光把自己一部历史著作称为《稽古录》,在这部书中,他说:“国之治乱,尽在人君”。后来又以长达十九年的时间,竭平生之力,在当时著名史学家协助之下,写成一部编年史巨著,宋神宗名之曰《资治通鉴》。以史为鉴,也是我国思想史上的一个特色。我国古代大政治家李世民,把历史作为一面镜子,说;“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通鉴》卷一九六贞观十七年正月)。借鉴,是古为今用的精髓。     

范祖禹与《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以下简称《通鉴》),是中国史学史上一部著名的编年体通史巨著,全书共354卷,囊括上起战国,下迄五代的1362年的历史。《通鉴》包罗宏富,卷帙浩繁。它是由司马光主编,刘(分攵)、刘恕、范祖禹等协助,用了十九年的时间完成的。作为司马光的助手之一,范祖禹在编写《通鉴》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但过去讲《通鉴》时,往往只谈司马而少谈范与刘,这是有违历史真实的。对此,本文试评述之。     

评《资治通鉴》关于唐朝实行两税法的论述

《资治通鉴》是我国古代的史学名著之一。全书二百九十四卷,以年月日为经,顺序记述了从战国到五代一千三百多年间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事件,是我国编年体古史中的空前巨著,对以后的历史编纂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我国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历代史学家都给它以极高的评价。 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的目的是为了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为最高封建统治者     

司马光对时局的认识

司马光与王安石处于同一时代。然而,两人却由相知挚友,发展到不相住来。其原因,是由于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司马光为什么反对王安石变法,史学界的看法不尽一致。笔者认为,其中的原因之一,便是司马光与王安石对当时形势有不同的看法。因此,要分清王安石与司马光在熙宁、元丰年间关于变法问题的是非争执,必须首先探究他俩对时局的估量。因为,对当时形势的不同看法,会导致不同的政治设想和措施。     

评司马光的哲学思想

司马光因反对过王安石变法,而被扣上诸如“政治上反动保守”、“思想上顽固倒退”、“哲学上唯心主义”、“反对辩证法”种种帽子。颇少刊出有见地、有分析的探讨司马光哲学思想之研究论文,致使其历史学巨大成就,得不到科学的哲学解释。笔者拟就司马光哲学思想中的几个根本性问题,重新进行评议分析,拋砖引玉,就教于同仁。司马光对于哲学是熟悉而又有兴趣的。他不仅博览经、史、子、集,而且对颇多哲学问题,进行过专门研究。他系统地研究过周易哲学,并撰成《易说》六卷,系统地研究过道家哲学,并     

简析司马光的法律思想

司马光生活在北宋中叶,当时朝野上下有志之士,从忧国忧民角度出发,纷纷提出改革弊政和加强封建法制的建议与要求。在主张改革洪流中,司马光、王安石都跑在前面。司马光虽忠于儒术,但仍很重视法的作用。他在《资治通鉴》开头讲的礼,实际上就是法。“天子之职莫大于礼”。此处的“礼”司马光本人讲得很清楚,“何谓礼?纪纲是也。……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纪纲哉!”又说:“礼之为物大矣!用之于身,则动静有法而百行备焉;用之于家,则内     

参与和开发

一、实现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取决于历史学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参与参与的意识和行为,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孔子修《春秋》,司马迁作《史记》,司马光作《资治通鉴》等等,都是参与。这些参与使史学充分体现了它的“资政”功能。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作用在历史上被高度政治化了,甚至使历史科学成为政治的附庸,失去了它作为一门科学的独立品格。     

关于编写《资治通鉴》的几个问题

中国封建历史学典籍丰富,体裁完备,记述详尽,是中华民族文化特长之一。谈到历史著作,不能不首推司马迁的《史记》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这两部名著不但是中国封建时代史家之绝笔,也无疑是世界封建时代史家之绝笔。本文想谈谈《资治通鉴》编写中的几个具体问题。一、《通鉴》各纪的成书年代《通鉴》的编写,始于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终于神宗元丰七年(1084),共十九年的时间。治平三年四月,司马光把写好的《通志》八卷进呈英宗。他在《进通志表》中说:     

从《涑水记闻》看北宋的封建专制

北宋司马光撰写的《涑水记闻》(以下简称《记闻》),是一部缀录北宋时期出现的一些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历史笔记,是研究北宋历史的重要文献之一。《宋史》、《宋史纪事本末》、《续资治通鉴长编》等书,都引用了《记闻》中的史实作为论述历史的重要依据。《记闻》之所以如此被人重视,除了它具有史料真实、文字简朴的优点而外,还由于它是当朝人记当朝事的作品,其中反映了好些关于封建统治集团中的重要情况,暴露了封建王朝的一些本质性的问题。研究这些情况和问题,对于我们认识     

探索一条普及历史文化遗产的新路──谈《资治通鉴新编》

探索一条普及历史文化遗产的新路──谈《资治通鉴新编》孙永如众所周知，《资治通鉴》是我国史学发展史上第一部规模宏大，成就空前的编年体巨著。由于它“纲罗宏富，体大思精，为前古之所未有”，ｏ因而自北宋元丰七年（１０８４年）问世以来，一直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     

青苗法利率纠误

王安石制定的青苗法,年利率是40%,一定时空范围内,还超过二分之息,并未有低于40%的记载。最近,有人依据《文献通考》、《续资治通鉴长编》、《长编纪事本末》和《宋会要辑稿》有关史料,推算出“除元丰四年不仅无息而且亏本外,元丰三年和元丰六年的利率为13.7—26.5%”(见《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4期《关于王安石变法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其实,《文献通考》等史书所载,原文是这样的:元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