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名号的历史考察

帝王名号的历史考察林存阳本文对帝王名号在先秦、两汉时期的源流嬗变进行了较为详实的论述,以期通过这一局部探讨能反映出帝王名号在历史上的精神风貌。作者认为,作为论证帝王统治合法性的一套观念体系,帝王名号乃一历史动态观念,其发展有着自身的文化演进规律;同时...     

达摩克利斯剑

达摩克利斯是希腊神话中暴君迪奥尼修斯的宠臣，他常说帝王多福，以取悦帝王。有一次，迪奥尼修斯让他坐在帝王的宝座上，头顶上挂着一把仅用一根马鬃系着的利剑，以此告诉他，虽然身在宝座，利剑却随时可能掉下来。帝王并不多福，而是时刻存在着忧患。人们常用这一典故来比喻随时可能发生的潜在危机。     

帝王之学：《四库全书》及《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的清代官学建构

清代是官学登峰造极的时代,清代官学的实质是帝王之学。作为清代重大国家文化工程的《四库全书》和《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修纂,是清王朝建构帝王之学的重要举措。清代帝王难以拥有绝对话语权,因为受到两种压迫：一种压迫来自身份相同的前代帝王;另一种压迫来自儒者群体,儒者群体已经抢先一步占据着思想和文化的优越地位。故尔,尊今贬古、尊清贬明以凌厉前代,尊王贬儒以压服儒者群体,这种“言而世为天下则”的帝王之学就成为统摄百家的最高轨范。清代帝王之学有两个根本点,将帝王的文化心态和牧民方法悉数纳入,一是“圣人之道大,兼收并蓄”,二是“群言淆乱而折诸圣”。帝王之学的建构是清王朝达到思想一统的政治手段,也是理解《四库全书》和《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以及清代政治、思想、文化、学术的总纲。     

中国古代帝王顾问制度

中国古代帝王在自己的周围设置顾问官员和顾问机构,主要名称有太中大夫、光禄大夫、谏大夫、侍中、散骑常侍、议郎、给事中、博士、文人待诏、馆殿学士待诏、翰林院翰林待诏、学士院翰林学士、馆阁学士、殿大学士、内阁大学士、军机处军机大臣等,在宫廷内或宫廷附近"待诏"或值班,随时听候帝王的咨询。帝王通过召对、会议、奏章、票拟、草制等形式,广泛咨询顾问的意见,为决策提供方案和依据。帝王顾问的职能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参谋,就"论思献纳",为帝王出谋划策,提供决策方案;二是论议,就是审议帝王决策,"拾遗补阙",为帝王决策纠偏补正;三是服务,就是研究治国之道,了解民情社意,为帝王决策提供智力和理论支持,提高帝王的决策能力;四是制约与监督权力,就是用制度保障帝王既"兼听"大臣意见,弥补帝王的无力、无能或不作为而专断造成的阙失,又能"独断"大政,防止君权旁落、奸臣擅政,使君主专制政体下的权力运作正常有序进行。中国古代帝王顾问为帝王亲自差遣,大多为兼职,无办公衙署,出入禁中,侍从帝王,位卑权重,专门为帝王出谋划策,加强了行政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帝王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提高了行政管理的质量和效率,有利于政治的稳定、社会的和谐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刍议帝王书法的风采

数千年的中国书法艺术是人类文明园地里的一朵奇葩,之所以这朵奇葩常开不败,异常夺目,是因为它是由社会各阶层各民族共同参与的结果。这其中,帝王书法以其独特艺术魅力,在中国书法艺术中产生着深远的影响。本文通过对三位帝王的排查、钩沉,让人们一瞻帝王的艺术风采。     

王闿运"帝王之学"述评

王闿运是中国近代史上声名显赫的政治和学术人物.作为晚清名士,王闿运以硕学通儒而名重一时;在政治上,他怀抱"帝王之学",以纵横家自居,且一有机会便谋实践其"纵横之道"帝王之学"."帝王之学"作为一种封建的传统政治理念,具有很大的空想性和封建性.在封建、半封建社会的土壤中,"帝王之学"亦最终难逃失败的命运.     

上古帝王传说中父与子关系的传统叙事与地域文化实践

上古帝王传说以帝王为核心人物形成了丰富的叙事,帝子作为特殊的继承者角色,不仅完善了帝王传说的叙事体系,而且在与帝王的关系表述中隐射出历史的某些真相。通过对上古帝王父与子传说典型文本及叙事意义的梳理,可以总结出谱系化与非和谐化的父与子关系特征,以及“一与多”与“子不肖”的父与子关系模式。同时,在功能性人物如“不肖子”“拒位者”的辅助下,父与子的传统叙事体系进一步得到巩固。然而,在上古帝王传说的当代地域文化实践如山西长子县的“丹朱文化”中,父与子关系却被重新建构,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对上古帝王传说中父与子关系演化的研究,可进一步窥探传说叙事发展背后的多元因素。     

蓬莱仙话传统与历代帝王寻仙活动

山东、尤其胶东一带 ,是蓬莱仙话的发源地。南起琅阝琊、经崂山、成山到芝罘 (今烟台市 )一线 ,是古代帝王遣方士巡仙访药的重点区域。古老的仙药传统促使帝王们产生了长生不死的贪欲 ,而帝王寻仙的兴趣又促进了方士仙术神话的形成和发展     

秦汉帝王顾问官制度

秦汉建立了君主专制体制下的顾问官制度,帝王依法在自己的周围设置了太中大夫、中大夫、谏议大夫、光禄大夫、侍中、中常侍、散骑常侍、议郎、给事中、博士等一批顾问官,皆为皇帝钦定,临时差遣,大多为兼职,无办公衙署,在宫廷内或宫廷附近"待诏"或值班,位卑权重,出入禁中,侍从帝王,随时听候帝王的咨询。帝王通过"召对"、"论议"、"集议"等形式,广泛咨询顾问官的意见,充分发挥顾问官的"论思献纳"、"拾遗补阙"的职能。秦汉帝王顾问官还奉诏出使,赈济灾民,班宣风化,举实臧否,了解民情社意,为帝王提供决策信息;又精研儒家经典,撰写历史著作,整理图书文献,探讨历史发展规律,为帝王决策提供政治智慧。秦汉帝王顾问官制度加强了行政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机制,保证帝王既"兼听"大臣意见,又能"独断"大政,使君主专制政体下的权力运作正常有序进行,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帝王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而且极大地影响了秦汉以后君主专制体制的完善和发展。     

视觉的阐释——中国古代帝王图像的文化意蕴与社会功用

中国古代帝王图像是指以古代帝王为表现对象的图像体系,是中国古代宫廷绘画体系中最具代表性的图像系统之一。帝王图像不单是艺术欣赏的载体,且被赋予了更加深刻和隐晦的政治、文化内涵,既是认识和了解帝王形象以及当时宫廷艺术的重要方面,同时也成为探寻帝国国势与各种社会关系的一个特殊途径,直观地呈现出视觉艺术在阐释观念方面所发挥的奇妙作用。并且,帝王图像具有文字所缺乏的直观性与形象性,能够补充文献难以记述的细部与微观,从而成为文字之外的一种更加生动和具体的记录历史的方式。     

胆小的我

"嗡嗡嗡——"一只比平常大很多的蛾子落在了我的写字台上。这个不速之客的到来可把我吓了一跳。要知道,我从小就害怕这些虫子,所以别的男孩子逮它们时我总是在一旁静静地看着,连碰都不敢碰。现在,虽然我的年纪比以     

中国方志:为帝王而写和写帝王志传统的探讨

为有效地进行统治,不少中国帝王养成了阅读与利用方志的习惯。这种习惯有效地推动了中国方志史上两大传统的形成：其一,为帝王写志,庞大的方志写作群由此应运而生;其二,写帝王志现象的出现,并由此形成了写帝王方志的专门系列。中国帝王成了推动中国方志文体发展的最强大力量。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是无矛盾无差异的社会

在不久前结束的“两会”上，全国政协常委、著名作家王蒙对内容粗糙的电视小品帝王戏提出批评。指出近期受到褒扬的《汉武大帝》里面的封建思想太多，对帝王美化过多，与历史不符。著名剧作家魏明伦也深有同感．他尖锐指出：“现在一打开电视，明君圣主满天飞，简直陷入一片帝王的阴影。”“而帝王戏又多集中在清代，其实中国的腐败和：莨落，就是在清代，一个思想空前禁锢的时代，怎么能叫盛世呢?”     

论帝王词作与尊体之关系

帝王在词坛上是一个身份特殊的创作群体。一方面,帝王生活骄奢淫靡,带头创作艳俗流荡的歌词,词体不尊与卑下,帝王难辞其咎。另一方面,某些生活阅历或生活感受,是帝王独有的,写入词中,别具一格。帝王词作的特殊题材大约分为两类：亡国巨痛与歌咏太平。歌咏太平之作在“尊体”过程中有特别的作用。宋室南渡,高宗拨乱反正,于歌词创作领域倡导高雅。且创作一组《渔父词》,将其纳入“童子举”考试内容,歌词某种程度上取得与儒家经典著作同样重要的地位,在“尊体”过程中发挥重大影响。     

明清帝王民族观和历史观的异同——从历代帝王庙帝王祭祀角度出发

坐落于北京阜成门内大街的历代帝王庙是明清两朝国家祭祀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创立于明初,改建于明中叶,清朝则沿袭了历代帝王庙的祭祀且倾注了更多的关注。明清时,历代帝王庙入祀帝王名录的增减及相关帝王的言论,反映了明清帝王统治理念的异同,是分析和对比明清两代帝王民族观和历史观的一个剖面。同时,明清时期有关历代帝王庙的改革及相关帝王的言论,又显示了中华文明和中国历史的延续性,佐证了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科学性,为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一历史叙述模式提供了有力的历史依据和实物证据。     

"浑沌之死"与"轴心时代"中国思想的基本问题

<庄子·应帝王>无法脱离帝王政教史观而加以解读.帝王政教史观的基本内容是:德是帝之政教典范的实践,礼是王之政教典范的总结.浑沌之死乃是礼对德的谋杀,这则寓言意味着德与礼之为典范的终结,也就是帝道与王道不再可能.<庄子·应帝王>由此传达了轴心时代中国思想的基本问题意识:帝王时代及其政教典范已经终结,在没有帝王的新时代,政教生活如何重新开端?     

论顺治帝的"自罪"帝王观念

顺治帝“自罪”帝王观念是儒家帝王思想、天人感应理论与清初的政治局势共同作用的产物。它有两个基本内容:一是认同古代帝王“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的信条,认为自己是天下共主、公众利益的代表,有责任使天下太平,“一夫不获,罪在朕躬”。二是相信“天人感应”、“变不虚生”,天灾人祸“皆由人事”。这种观念对其政治人格、政治统治和施政方式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就罪己的真诚和深刻程度而言,他又胜于汉唐宋明诸帝,其自罪观念和行为成就了他勤政、开明的帝王品格,也构成了清初特有的政治风格。但过多的自责自罪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作为帝王应有的尊严,日益滋长的罪错感也使他渐渐丧失治理国家的自信。     

中国后妃制度述论

后妃制度是君主制时代帝王的婚姻家庭制度。它既是维系皇统的一种手段,又使帝王任意占有天下女子合法化。家天下的本质决定了它必然给政治带来巨大影响。后妃干政、外戚干政是一种很突出的历史现象。但是,在以男性为中心的宗法社会里,女子无法建立皇统,也不能改变皇统。身为至尊的帝王妻妾,常常与奴隶只有一步之遥。     

三峡石刻的帝王情结

三峡石刻文化中蕴涵着一种不容忽视的帝王情结。这种帝王情结,不仅是三峡文化厚度不可或缺的历史佐证,是三峡传统审美意识的高度浓缩,也是中国折射古代历史兴衰的多棱镜,还是三峡文化传统价值评价的最高尺度。     

朱元璋人才观探议

在古代帝王中,明太祖朱元璋是一个注意重用人才的历史人物。朱元璋提出了“治天下以人才为本”的人才观,认为成才之法一是“忘利”,二是“积善成德”,并指出了具体的获才之法:荐举和征求、兴学、通过科举考试来选拔人才。朱元璋的人才观对以后明代历朝帝王的人才观起了奠基的作用。后代帝王经常以朱元璋的人才观和科举选才标准为指导来推行科举制度和选拔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