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研究的新收获——评袁世硕《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

对《聊斋志异》的研究是近些年古典文学研究中的热点,但对与《聊斋志异》关系极大的蒲松龄生平、《聊斋志异》版本,及蒲氏诗词、杂著等的研究却被忽略了,因而也影响了对《聊斋志异》研究的深入。袁世硕教授的《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齐鲁书社出版,下文简称《新考》)对蒲松龄的事迹著述进行了新的考察和探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最广泛地占有各类珍贵资料,是《新考》的一个主要特点。过去研究蒲松龄的学者,虽     

近几年蒲松龄和《聊斋志异》研究综述

<正> 近几年,蒲松龄与《聊斋志异》研究呈现出一种好的景象。1985年9月18日至23日,又在山东省淄博市召开了全国第二次蒲松龄学术讨论会。现在结合这次讨论会将近几年来蒲松龄及《聊斋志异》的研究情况综述如下。一、探讨范围的扩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对《聊斋志异》研究史的探讨。主要是对清代的《聊斋》研究发表了一些论文。吕扬的《〈聊斋志异〉研究史话》(人大复印资     

简评王枝忠的《蒲松龄论集》

王枝忠的《蒲松龄论集》(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22万字,分十九个专题,对蒲松龄及其代表作《聊斋志异》作了多方面的发掘、考订。书中有不少新见,如关于蒲松龄的初馆问题。《关于蒲松龄生平经历的几点考订》文中提出蒲于康熙十二年以后一度在本县城北丰泉乡王家坐过馆。这给王洪谋《柳泉居士行略》中“自是以后,屡设帐缙绅先生家”这段话提供了正确的解释,而不再象以前误解为蒲在康熙十一年初馆毕际有家,这一发现为我们正确理解《聊斋志异》提供了新的信息。再如《清初文字狱和蒲松龄谈狐说鬼》文中论述蒲松龄有没有受到文字狱的影响问题,文中列举了大量事实,认为“清朝文字狱与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中间并不存在一种必然的因果关     

蒲松龄的医学思想初论

蒲松龄的医学思想集中体现在《药祟书》、《草木传》、《伤寒药性赋》、《日用俗字·疾病》等篇 ,散见于《聊斋志异》、《聊斋杂记》、《聊斋诗集》等。主要特征是 :普及、实用 ,从乡村生活实际出发连类取譬 ,富于幻想 ;在传播医学常识的同时 ,还突出了劝善惩恶的主导思想 ,并表现了科学观与宿命观混杂的情况 ;与他的整个思想不能不受到时代与阶级的局限相应 ,蒲松龄的医学思想也有着局限和不足 ,再加上蒲氏本人并没有长期专门的医学实践经验 ,对疾病的发病机理知之甚少 ,在传播医学科学常识时有些内容真伪并存 ;本文还对蒲松龄的医学思想的背景作了简要分析     

蒲松龄与王士祯

<正> 清初,山东文风甚盛,在文坛上崭然露头角的颇不乏人。蒲松龄和王士祯要算是其中的佼佼者了。蒲松龄与王士祯的情况大不一样:王士祯是当时的达官,四十五岁上,皇帝召对懋勤殿,授翰林院侍讲,此后一帆风顺,历官国子监祭酒,詹事府少詹事,兵部侍郎,户部侍郎,至刑部尚书;同时又很早就有诗名,海内尊为诗坛圭臬、一代文宗,当时的文人恐怕很少不知渔洋先生。而蒲松龄却只是一个一生困于场屋的秀才,长期靠舌耕笔耘维持家计,著述虽不少,《聊斋志异》     

从《聊斋志异》中的男性形象看蒲松龄的矛盾心态

在《聊斋志异》的研究中,我们会发现其中蕴藏了蒲松龄的众多心态,而这些心态在许多方面存在着矛盾。本文从研究《聊斋志异》中的男性形象入手,对蒲松龄的科举观、爱情观、官吏观以及宗教观进行剖析,分析其中的矛盾心态。     

蒲松龄与孙景夏

<正> 在蒲松龄的交游中,孙景夏还是一个尚未引起人们注意的人物。除路大荒先生在《蒲松龄年谱》中略提过一句外,其它研究者很少语及。其实,孙景夏与蒲松龄之间,不但交往时间长,关系密切,友情深厚,而且在《聊斋志异》的成书过程中,孙氏也曾贡献过自己的一份力量。至于两者在生平遭际、思想倾向方面的相似以及相互影响,更值得蒲学界去深入探     

蒲松龄的崇明反清思想

<正> 蒲松龄(留仙)所著《聊斋志异》一书的思想倾向,争论弥久,未有定论。现在我们提出一些看法,以参加讨论。为了不存偏见和简明起见,先把蒲氏生卒年间的有关情况按时间、社会重大事件、有关蒲的情况、蒲著作中的反映整理如下,然后再作分析和研究。元统一中国;宋亡、元兴,蒲松龄远祖蒲鲁浑为般阳路总管,设治于旧淄川县城。明统一中国;元亡、明兴,蒲家只遗“藐孤”,养于外家杨姓至明,洪武中叶,恢复蒲姓。     

蒲松龄并无第二夫人

<正> 在1980年的全国第一次蒲松龄学术讨论会上,有人提出了陈淑卿系蒲松龄的妻妾之说(见《蒲松龄研究集刊》第一辑所载《蒲松龄与陈淑卿》一文).继而又有《关于蒲松龄的第二位夫人》一文肯定了蒲松龄确曾有一位第二夫人——“无名氏”(见《沈阳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3期).随后,以蒲松龄与其第二夫人为题材的各种剧本、小说等文艺作品亦相继问世.自此,蒲松龄     

从对农民起义的态度看蒲松龄的民族意识

清初的伟大文学家蒲松龄和他的《聊斋志异》到底有没有民族思想?一九八○年九月,在山东淄博市举行的全国蒲松龄学术讨论会上,“有”与“无”两种意见各执一端,相持不下。在研究者中,彻底持否定态度的、影响比较大的是兰翎同志《〈聊斋志异〉的“民族性”在哪里?》(1956年2月5日《光明日报》)一文。该文全面否定了何满子、任访秋等人的观点,并指斥何、任的观点为胡适和胡风派观点。八○年学术会上,有人写了《〈聊斋志异〉中有反清思想吗?》,重申兰翎的观点。我认为,这个问题很有必要讨论下去,因为它将直接关系到对蒲松龄及其作品的正确评价问题。为此,草成一文,以就教于大家。     

《聊斋志异》的写作动机

蒲松龄谈狐说鬼写成《聊斋志异》,其动机何在?学术界据《聊斋自志》一文,一致认为它是作者的“孤愤之书”,有所“寄托”.而《东岳论丛》1989年第四期所载《〈聊斋志异〉写作动机试探》一文,则有新的见解.该文作者王枝忠,是西北地区研究《聊斋志异》的专门家,有关著述颇多。他通过《聊斋志异》中各篇的写作时间及其内客的考察,认为蒲氏写作此书的思想动机不是单一的,而是复杂多样的;不是疑固不变,一以贯之的,而是在各个时期有所不同;同     

蒲松龄的民族成分与历史上回回民族的变化

蒲松龄(1640——1715),清代文学家,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世称聊斋先生,山东溜川(今山东溜博市南)人.能诗文,善俚曲,自幼热中功名,终生屡试不第.因一部《聊斋志异》而名扬中外,由此而引起世人对其生平、家世的研究、特别是关于蒲松龄的民族成分更是众说纷纭.就目前见到的有关文章、蒲松龄的民族成分有四说,即“回族说”、“女真族说”、“蒙古族说”、“汉族说”.1981年8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国家民委政策研究室撰写的《薄松龄民族成分的四种说法》(以下简称《说法》)一文,就蒲松龄的民族成分四种说法,作了综合介绍.为了论述上的方便,现将蒲松龄回族说的有关内容摘录如下:     

析疑辨讹潜心研求──评《蒲松龄生平著述考辨》

析疑辨讹潜心研求──评《蒲松龄生平著述考辨》王平杨海儒先生撰写的《蒲松龄生平著述考辨》（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考辩》）是蒲学研究的又一重要成果，对于推动蒲学研究深入扎实地向前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考辨》的学术价值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     

《聊斋志异》与蒲松龄的农民文化心理

蒲松龄终生以布衣文人身份生活于乡间 ,农村社会文化环境对其创作《聊斋志异》起了较明显的强化和支撑作用。其作品在取材趋向、题材内容特别是文化视角几个层面都显示了农民文化心理的渗透与影响。这是《聊斋志异》能够在乡野村间广泛流传的一个重要因素     

中华书局将出版《蒲松龄集》及汇校汇注汇评本《聊斋志异》

中华书局将出版《蒲松龄集》。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特请路大荒先生把蒲氏的遗著重新整理。路先生所藏蒲氏作品最为完备,对蒲松龄研究有素。这部集子除将新近发现的《聊斋词集》全部列入外,其余《聊斋文集》、《聊斋诗集》、《聊斋俚曲集》和杂著等,很多以前从未发表过的作品。书前并附有《蒲松龄年谱》,把蒲松龄所处的历史时代与他的生活、作品按年排比,足供蒲松龄研究者和文学史写作者的参考。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同时还将出版《聊斋志异》的汇校汇注汇评本,为研究工作者提供一个具有较为丰富的参考资料的本子。《志异》过去流传最广的是乾隆年间刻印的青柯亭本,共431篇,     

蒲松龄与齐鲁诗坛

蒲松龄与齐鲁诗坛的诗人交往很多,但很少受他们的影响,他认为写诗是"风雅"之事。蒲松龄的诗歌继承了中国诗歌的叙事传统,但现实主义精神过强,自我形象很突出,与当时风行的"神韵说"背道而驰,却契合了"神韵说"的反对者赵执信的诗论。王士禛并不奖掖蒲松龄,赵执信与蒲松龄也没有交往。蒲诗远离了齐鲁诗坛,以极强的现实关怀消解了《聊斋志异》的浪漫抒情。     

蒲松龄文化心态发微

蒲松龄复杂矛盾的心态在中国古代既是一种文化现象,又有其心理原因,所以称作文化心态。蒲松龄的文化心态表现在三个方面:(1)对科举制度既欣羡,又怨恨。为了使个体价值得到社会的公认,他不得不奔竞于科场;但久困场屋的愤懑,又激发他对科举制度进行批判。(2)《聊斋志异》对男女爱情的描写,并非反映蒲松龄的爱情婚姻观,而是寄托了他寻求红颜知己的理想。(3)深切的现实感受,一方面固然把蒲松龄引向宗教,但同时也激发了他对宗教信仰的怀疑。     

现代意识与传统观念的碰撞--从《聊斋志异》中女性形象看蒲松龄思想的矛盾性

在《聊斋志异》中的女性形象身上表现了蒲松龄的矛盾思想,一方面他抨击传统的女性观念,一方面他又在某些方面自觉遵从封建礼教的要求。     

“孤愤之书”·“消遣岁月”·“游戏澜言”——蒲松龄、纪昀、袁枚小说创作心态之比较

相同的兴趣爱好,使蒲松龄、纪昀、袁枚都选择了文言小说这一文体,但不同的生活经历,尤其是迥异的科举之路,使三人的小说创作心态明显有别:蒲松龄借《聊斋志异》宣泄孤愤;纪昀《阅微草堂笔记》成书源于消遣;袁枚《子不语》的问世出自游戏。     

蒲松龄研究的重要成果——读袁世硕《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

<正> 自70年代末,在袁世硕教授的科研视野中,“短篇小说之王”蒲松龄的地位愈来愈突出、愈来愈重要了。正如著者本人所说:“作为山东省最高学府的山东大学的一名古典文学教师,没有理由对本省的先贤、足使中国人引以为荣的文学巨匠蒲松龄及其著作,漠然视之。”(《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前言)这部30余万言的(《新考》,便是著者基于上述考虑,花费七个寒署的心血的结晶。众所周知,走近一位作家,可以套用一句现成的俗语,这就是“条条大路通罗马”;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