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国安法》的立法依据及其效力

2020年6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全票赞成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以下简称《香港国安法》).《香港国安法》在第1条明确指出了该法律的立法依据,特殊之处在于其列明了三个方面的内容:即宪法、《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2020年5月28日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以下简称《全国人大决定》).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香港国安法》的核心内容是为了防范、制止和惩处在香港发生的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统分结合""协同联动":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制度的基本原则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前复杂的内外政治环境,大为加剧了香港国家安全形势的严峻性,香港国安法的实施工作亦面临巨大挑战,如何确保各责任主体在中央统一领导下依法切实履行维护国家安全职责,已成为新一阶段有效实现香港维护国家安全任务的关键.为此,本文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以下简称《国家安全法》)确立的"统分结合"(第44条)"协同联动"(第49条)国家安全制度和工作机制基本要求和原则为视角,对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制度的机制设置及内部机理讲行全面梳理剖析.从而能更好地推动香港国安法的执行落实.     

中国宪法文本规定公民(人民)义务的原因探析

围绕我国宪法文本是否应当规定公民的义务,学术界出现了赞成说和反对说两种对立观点.分析两种对立观点的立论依据,可以揭示出宪法文本中规定公民(人民)义务的另一种原因:即为了防止国家(政府)暴政,在宪法中规定公民义务的目的是避免国家毫无限度地通过立法对人民科处义务.我国现行宪法关于公民义务的规定背离了近代宪法规定公民(人民)义务的这一初衷,导致这种思路主要是宪法的泛政治化以及将宪法混同于普通法律.     

国家征税权力入宪和公民财产权利保护

税收是国家对纳税人财产权的“合法掠夺”,如没有相应的纳税人权利保障机制,公民的私有财产权保护就是一句空话。纳税人在承担纳税义务的同时,也理应享受相应的纳税权利。而我国宪法第56条仅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对于相应的纳税人权利却没有规定。宪法的立法缺失,极不利于纳税人地位、纳税积极性和纳税意识的提高,且会给公共权力滥用进而损害公民权利带来极大的空间。本文试图通过对宪法第56条的法理分析,在基础理论上对在税收过程中出现的国家征税权力和公民财产权利之间的冲突作一梳理,并对我国宪法如何保障纳税人权利提出自己的看法。     

被保险人安全维护法定义务的契约化——评《保险法》第51条

法定义务契约化是理解《保险法》第51条的关键。从解释论上看,《保险法》第51条的安全维护法定义务实质上已被转化为契约型义务,保险人的抗辩基础在于保险合同条款而非法定义务本身,消除保险人滥用相关条款风险的立法意图也基于保险保证条款、建议接受条款、安全措施配合义务条款而实现。一般性法定义务被转化为保险合同法契约义务的根源在于保险活动的风险防范技术特质,《保险法》第51条行文中关于法定义务违反风险可保性的隐喻值得关注和尊重。但是,该条第1款与第4条关于安全维护义务属于法定义务的表述具有消解该隐喻并引发适用混乱,根源在于立法技术的匹配度不高以及对保险交易技术特质的忽视而非立法意图错乱。第51条的修订也应基于立法技术与保险交易技术特质、立法意图之间的匹配度展开。     

香港国家安全立法的法理阐释

2019年6月以来,乱港分子勾结外部势力肆意实施暴力活动,以游行示威之名、行打砸抢烧之实的乱象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不断上演,严重扰乱了香港居民的正常生活,同时也暴露出香港特别行政区在维护国家安全问题上存在法律漏洞和隐患。在国家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的紧要关头,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既符合维护国家安全立法权是中央事权的基本法理,又彰显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关键权力的责任担当。从具体制度设计上看,这部法旨在严厉惩治极少数实施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犯罪分子,切实保障大多数爱国爱港的香港居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充分尊重香港特别行政区独立的司法权。事实证明,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该法的行为具有毋庸置疑的正当性。     

论对虚假诉讼的检察监督

一、对虚假诉讼进行检察监督的实践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既是宪法和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职责,也是检察机关维护司法权威必须履行的一项义务。2012年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确立了民事诉讼检察监督的基本原则。按照该原则精神,检察监督及于整个民事诉讼活动,监督对象自然也包括诉讼过     

论亲属拒证权的双重性质与宪法保障——以《宪法》第49条第1款为中心

忽视宪法在尊重和保障人权上的重要意义,是亲属拒证权不能真正确立的根源之一.因此,采用基本权利的双重性质理论分析亲属拒证权以及在宪法与部门法的交互影响下保障该权利十分必要.作为主观权利的亲属拒证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9条第1款蕴含的家庭权而成为一项基本权利,它要求"个人得主张"的请求权必须在立法中得到保障,以抵御国家权力对家庭的过度解构.作为客观价值秩序的亲属拒证权内嵌着家价值,以这种价值为基底的亲属拒证权构成了对立法以及司法的价值决定,因而国家负有保障该权利的积极义务.作为基本权利的亲属拒证权应该在刑事立法中得到确认.裁判者也负有在刑事判决的说理部分对相关判决是否符合亲属拒证权的原则和精神做出合宪性解释的宪法义务.     

当代中国的法律解释问题研究

当代中国的法律解释问题研究张志铭自１９４９年以来，中国的宪法和法律就法律解释的问题先后作出过多次规定。１９４９年９月通过的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第七条中规定，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有权制定并解释国家的法律。１９５４年宪法第三十一条中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解...     

基本义务的宪法学议题

"基本义务"与"基本权利"属于不同层次的概念,相对于后者,宪法上的"义务"及其理论尚处在"不成熟状态"。宪法学的难题在于如何在基本权利体系中确立基本义务的位置,并探寻二者之间的关系。基本义务的规范内容及其效力需要立法进一步具体化,"宪法义务"和"法律义务"的二元区分强调对于法律课以公民义务之合宪性控制。正确的立场是把基本义务与整体宪法秩序相联系,考察国家权力、公民基本权利以及基本义务之间的关系,即刷新宪法权利和义务理论。     

刑事诉讼法个别条款的合宪性探析

宪法被奉为“法律的法律”,普通法律应合乎宪法,依据宪法而定,以树立宪法的最高权威,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经之路。但是刑事诉讼法个别条款的规定却违背了宪法的原则及其精神。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而刑事诉讼法第七条却规定公检法机关要互相配合;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而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却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     

平等受教育权:作为国家目标条款的宪法效力——从糖尿病学生被高校劝退事件说起

受教育权作为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其社会权属性要求国家积极建立教育制度,完善教育法规,提供教育设施以保障其实现。我国宪法规定的国家对教育的发展扶持义务,不仅可作为补充受教育权的宪法论述,而且可被视为国家追求的目标和责任,因此具有最高位阶的客观法效力,能够对国家权力产生法律约束,有助于平衡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宪法保障公民权利的中庸之道。宪法的国家教育目标务款要求立法机关积极作为,完善教育立法,充分保障公民平等受教育权的实现。     

新宪法草案中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特点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现代宪法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国家制度民主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现代世界各国宪法(包括资本主义类型宪法和社会主义类型宪法)对于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规定,都比早期宪法更为重视。所谓公民权利是指受宪法和法律保护的公民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享受的权益和行使某种行为的可能性,公民义务则是法律规定的公民对国家和社会应该履行的一种责任。由宪法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被称为基本权利和义务,它对于其他各项权利和义务说来,具有首要的意     

“国家安全”概念法理分析

一、问题的由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总则”第一条开宗明义，明文规定：“为了维护国家安全，保卫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这一规定，明确了我国国家安全法的立法宗旨、指导思想和立法根据。但是，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并未对“国家安全”这一法律专门用语作出任何正面的立法解释和界定，这就使得人们对该法所谋求的“国家安全”这一目的性概念产生了种种不同的理解和认识。概括起来，有下列几种常见的形式：1．以领…     

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与工作秘密的区别

(一 )三个"秘密"的立法意图不同。"国家秘密"这一概念是 1982年在《宪法》中提出的,后来在《保密法》中对其法律特征又作了规定,意在告诫公民在自己从事的工作中接触国家秘密,合法利用国家秘密,均应遵守《保密法》的规定。"商业秘密"第一次是在 1979年颁布的《民事诉讼法》中提出的,在 1993年颁布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给它规定了法律特征。"工作秘密"是在国务院颁布的《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中提出的,告诉国家工作人员除了要保守国家秘密之外,还要承担保守工作中不能擅自公开的那一部分事项的义务。　　(二 )三个"秘密"的法律特征…     

环境行政代履行制度:优势、困境与完善

环境行政代履行制度发源于德国和日本,旨在解决环境义务履行不足问题。这一制度彰显了公私合作理念、最小损害理念和环境善治理念,有助于环境义务得到实际履行,增强环境执法的实效性,维护环境执法的严肃性。我国2011年《行政强制法》第50—52条规定了环境行政代履行及其实施程序,但该条款与环境单行法的有关规定存在相互抵牾之处。未来立法应当细化和明确环境行政代履行的适用范围、主体、程序、收费标准、法律救济等,以确保环境行政代履行专业化、规范化、制度化运作。     

论行政诉讼的检察监督

我国《宪法》第12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这一规定明确了检察机关的任务是监督国家的刑事、民事、经济、行政等方面的全部法律、法规的实施,它是人民检察院对行政诉讼进行监督的法律渊源。《行政诉讼法》第10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进行法律监督。”这是检察院开展行政诉讼检察监督的直接法律依据。从世界范围来看,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甚至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对行政诉讼进行检察监督都是普遍采用的。     

宪法财产权与国家义务

财产权的保障并非只有消极等待宪法,但宪法财产权规范并非可有可无。民法和宪法都有保障财产权的制度,但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宪法财产权规范的意义在于它确立了国家的积极和消极义务,首先是立法机关的义务,即立法作为与立法不作为的义务。宪法财产权规范的确立对立法而言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与法律意义。     

试论美国非政府组织对香港“一国两制”的介入

美国非政府组织在香港通过发表研究报告、为选举提供技术支持和直接支持香港“泛民主派”的反政府活动来介入香港“一国两制”的实施。美国涉港活动的非政府组织与美国政府有密切的人事关系,这些活动背后有着美国政府在资金方面的庞大支持。为了香港2017年开始的民主选举政治顺利开展和“一国两制”的顺利推进,以及为了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中国政府必须从政治上和法律上采取以下措施：继续坚持“爱国者治港”和“高度自治”原则;鼓励香港建制派深耕基层;落实《基本法》23条立法。     

作为宪法权利的社会保障权--基于文本与判例分析

社会保障权是否为宪法权利存在争议.从宪法文本考察,世界多数宪法规定社会保障权是宪法权利,其方式有三或直接规定为宪法权利;或规定提供社会保障是国家的基本义务;或规定社会保障制度.虽然有的国家在宪法中未作规定,但通过司法判例确认并维护社会保障权;具有普适性的国际人权法、专门性国家条约、区域性国家条约也都承认社会保障权是基本人权.确证社会保障权的宪法权利性质,不仅具有理论意义,对于解决我们面临的严峻的社会保障也有极大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