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金融分权对城市化发展的作用研究

基于城市化发展演进的视角,采用我国30省份的面板数据,分别研究处于城市化中低水平阶段和较高水平阶段的省份,财政分权、金融分权对其城市化发展的作用机理与现实关系。结果表明,处于城市化不同发展阶段时,财政分权与金融分权对城市化的影响各异。在中低水平的城市化阶段,财政分权和金融显性集权能够提升城市化水平,且两种分权形式之间存在交互作用;在较高水平的城市化阶段,财政分权和金融隐性分权会提升城市化水平,但两种分权形式之间不存在交互作用。从全国范围来看,财政分权对于城市化发展的作用在东北和西部地区主要为负,金融显性集权对城市化发展的影响并无地区性的分布规律,金融隐性分权的贡献在中西部地区显著为正,且发生比例较高。因此,未来发展新型城镇化应按照各城市发展的现状,合理地布局与协调金融分权、财政分权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与数量结构。     

环境分权与环境污染治理:基于多维度财政分权视角

地方政府是环境污染治理的关键主体,分权是牵制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行为的重要因素。文章将财政分权与环境分权分离讨论,利用面板数据模型以及门槛模型实证考究了多个维度的财政分权、环境分权与地方政府环境污染治理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财政收入分权、财政支出分权对地方政府环境污染治理有助推作用;(2)环境分权以及财政体制不平衡对地方政府环境污染治理有负向影响;(3)进阶研究发现,高财政支出分权有利于推动环境污染治理,而高财政体制不平衡将进一步放大环境分权对环境污染治理的负面影响。因此,围绕促进地方政府加大环境污染治理的目标,可针对财政支出端进行重点改进以解决财政体制不平衡问题,同时应多措并举促使地方政府规范、合理和有效使用权力。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行为与区域金融发展

中国的分权改革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增长。但分权后为给国有企业争夺信贷资源以及缓解逐年增加的财政收支压力,地方政府对存在松动的金融体系进行信贷干预,阻碍了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并且由于各地国有经济占比不同以及财政压力的地区差异致使地方政府金融干预强度的不同,导致了区域的金融发展程度显著不同。同时通过对1985-2004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为上述推断提供了经验支持。指出为了更好地发挥金融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要在国企改革,财税体制改革等其他一系列宏观经济改革同步进行的同时,明晰地方政府的权责,增加其服务性功能,减少对资源分配的影响,协调促进金融制度改革,使金融机构回归金融功能。     

财政分权、产业协同集聚与城市绿色发展

文章以绿色经济效率测度城市绿色发展,基于277个城市面板数据,结合动态空间杜宾模型检验了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协同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实证发现,产业协同集聚能够促进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不过,短期直接效应、长期直接效应大多显著,间接效应并不显著,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区域锁定现象,财政分权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导致产业协同集聚推动城市绿色发展被锁定在本地或一定距离内的圈内城市之中。     

金融发展与城市环境污染:加剧还是缓解——基于268个城市数据

本文运用268个城市2003～2015年面板数据,估计了金融规模、金融效率对城市不同污染物的影响。研究显示:(1)全样本下,金融规模与水体污染、大气污染均呈"倒N型"关系,金融效率与水体污染、大气污染均呈"U型"关系;(2)分地区来看,东部城市金融规模和水体污染呈"倒N型"关系,东部城市金融效率、中西部城市金融规模和效率,与水体污染均呈"U型"关系;(3)分阶段来看,2003～2008年金融规模和效率与水体污染均呈"U型"关系,2009～2015年金融规模和水体污染呈"倒N型"关系,金融效率与水体污染则是"U型"关系。     

金融科技创新与城市环境污染

金融创新对于促进企业污染减排、实现“双碳目标”至关重要。科技金融作为一种旨在推动科技创新的新兴金融模式,为中国绿色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通过构建科技金融与企业污染排放的局部均衡模型,将科技金融的污染排放效应分解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选取中国工业企业为样本,匹配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企业污染数据库、专利数据库和城市统计年鉴,以“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来评估科技金融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因果效应,并深入分析其作用机制及城市、行业、企业性质方面的异质性。研究发现,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的实施显著降低了企业污染排放,分别使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工业废水排放量下降6.1%和6.6%。机制分析发现,科技金融通过扩大生产规模（规模效应）加剧了污染排放;通过提高清洁能源使用率、循环用水率、增加减排设备投资（结构效应）和提升技术水平（技术效应）降低了污染排放。并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大于规模效应。此外,科技金融的减排效应主要体现在大城市、高污染行业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研究结论为政府推广实施科技金融政策,探索现代化污染治理新路径提供了有益参考。     

绿色金融、金融科技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利用中国30个省市2011—2019年的数据,运用面板回归分析研究绿色金融、金融科技与高质量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实证考察绿色金融和金融科技对高质量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金融通过对生态环境、经济高效发展、创新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四个方面的积极影响,综合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此外,金融科技增强了绿色金融在创新发展、高效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方面的积极影响,但在绿色金融影响绿色发展的进程中,金融科技未能表现出预期的调节效果。在此结论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性建议,包括加强绿色金融科技的顶层设计,积极发展绿色金融科技,以及运用科技手段提升绿色金融领域的风险监管、控制能力等。     

绿色技术创新、节能减排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经济高质量发展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作为我国重要的战略增长极,迫切要求依托绿色技术创新加快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2005—2020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市级面板数据,运用动态面板系统GMM模型探究绿色技术创新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并识别绿色创新的节能减排渠道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绿色技术创新显著促进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经济高质量发展;“节能效应”是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有效路径,但“减排效应”存在明显的遮掩效应;因技术异质性和城市区位异质性,不同特征城市的绿色技术创新虽均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但影响机制存在明显差异性。应加强绿色技术创新政策支持,推动绿色创新协同发展,加大绿色技术创新投入力度,完善产学研绿色创新合作机制,优化节能减排考评体系。     

金融集聚与环境规制的“本地—邻地”绿色创新效应

绿色技术创新在破解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实现绿色发展之路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金融集聚与环境规制的协同效应对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作用日益凸显。基于2007年—2019年全国280个城市的宏观面板数据,研究结果表明,金融集聚与环境规制的协同作用可以促进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在异质性检验中发现,金融集聚与环境规制的协同作用对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效果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分布区域的城市中表现不同。进一步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对金融集聚与环境规制协同作用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检验时发现,金融集聚与环境规制的协同作用不仅可以促进所在城市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还可以促进周边邻近城市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研究结论为推动金融集聚和健全环境规制以提升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财政分权、产业结构调整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环境污染门槛效应的视角

基于财政分权下政府与产业结构调整的策略博弈,从理论模型分析了政府产业引导与产业自身调整间的非合作博弈的发生、造成产业结构调整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上的异质化效应,并应用2004—2017年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门槛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当环境污染程度较低时,财政分权的施行将有助于产业结构调整带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当环境污染程度较高时,财政分权的施行将不利于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带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财政分权主要通过税收竞争与财政环境补贴和支出双重路径影响产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借此,对在区域财政分权背景下动态调整区域财政体制与产业绿色发展转型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绿色金融发展对碳强度的影响效应研究——基于中介效应的实证检验

随着“双碳”目标的提出,如何降低碳强度引起了广泛关注。金融具有调配市场资源的功能,同时具有绿色属性。绿色金融不仅可以抑制资金流入高污染行业,而且能够催生一批绿色产业,在降低碳强度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选取2007—2020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样本数据,采用可扩展的随机环境影响评估模型分析了绿色金融对碳强度的影响效应,并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绿色金融对碳强度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绿色金融水平整体稳步提升,但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在全国样本、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样本中,绿色金融对碳排放强度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但西部地区样本不显著;绿色技术创新对绿色金融的碳减排效应具有部分中介效应。以此为基础,提出了构建多元化的绿色金融体系以降低碳强度的政策建议。     

民族地区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的门槛效应检验——来自43个城市的经验证据

论文利用2004-2015年民族地区43个城市的平衡面板数据,采用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检验了民族地区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的关系。研究发现,随着民族地区财政分权水平的提高,水和大气污染物排放量都会逐渐增加。但是,当财政分权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水污染物排放量开始呈现下降趋势,但大气污染物排放量仍然会继续上升。同时,经济发展水平在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的关系中发挥了门槛效应。当人均GDP低于1.1万元时,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并不显著;当人均GDP高于1.1万元时,财政分权会恶化环境。鉴于此,应当针对不同的污染物采取差异化的环境保护措施,进一步加强对民族地区的环保转移支付,大力开展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民族地区环境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     

分权与发展关系文献综述与评估

分权与发展关系始终是理论研究与政府行政实践关注的热点问题。通过回顾近二十年来国内外关于分权与发展关系的研究文献,提出未来的研究应着重关注地方层级的分权改革,弥补研究方法的不足,构建更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框架。     

金融发展、研发投入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不同维度金融发展的视角

本文基于中国2011—2019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SBM-GML方法测算了各省份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金融规模、金融效率和金融结构等三个维度下,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金融发展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传导机制。本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金融发展水平进行了细分,进一步探讨在不同金融发展水平下,R&D投入的中介效应是否存在异质性。研究发现：金融发展在规模维度和结构维度上促进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但是在金融欠发达地区,金融发展只在结构维度上促进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R&D投入发挥了中介效应,在金融发达地区,R&D投入虽然没有增强金融规模和金融结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但是减弱了金融效率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在金融欠发达地区,R&D投入减弱了金融规模和金融效率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笔者建议从金融规模和金融效率入手,改善各地金融发展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发挥好R&D投入的中介效应,制定差异化的金融政策,提高中国金融发展的整体水平,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民主分权——基于内部分权与外部分权的培育路径

民主意味着分权,分权促进民主,这是一种民主性分权或分权式民主。基于民主分权,本文提出一种较为新颖的分权范式:内部分权与外部分权,这是两种最基本的、分权路向正好相反的民主分权模式。内部分权是指政治系统内部(执政党或政府)的自我分权,与之相对应的外部分权是指政治系统外部的分权,即国家(执政党或政府)与社会间的分权。公平与效率是测量分权功效的两个基本维度,分权的利弊有赖于二者之间的平衡。作为一种发展战略和制度选择,民主分权要求外部分权与内部分权的可持续发展,内部分权和外部分权都包含了结构分权或功能分权的因素,外部分权促进民主的功效更强。     

金融发展与旅游业成长

基于2001~2009年中国大陆30个省区的面板数据,综合采用混合回归（POLS）、固定效应（FE）、 随机效应（RE）估计方法,对金融发展与旅游业成长关系进行经验检验。结果表明：（1）金融发展对旅游业成长有显著正向影响,稳健性分析也支持该结论；（2）经济外向程度、交通基础设施、旅游资源禀赋能显著驱动地区旅游业成长，三者在金融发展与旅游业成长关系中皆起正向调节作用；（3）分区域考察显示，金融发展对旅游业成长的影响呈现区域差异，其对东部的正向影响强度大于中部；（4）在西部，旅游业沿袭的是单一旅游资源驱动型成长模式，金融发展的驱动作用并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