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重大意义与实现路径

"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是实现人类与海洋的和谐共存,实现义利兼得、义利共赢以及各国共同增进海洋福祉的现实需要。习近平关于海洋命运共同体重要论述有着丰富的科学内涵,明确了全球治理海洋的共同价值是和平、发展、公平、正义,其最终目标是实现人与海洋和谐共存,还指明了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实现路径。"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是创新的全球海洋治理方案,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超越西方全球海洋治理的实践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重大意义,有利于维护海洋的和平与安宁,共同增进海洋福祉;有利于促进世界各国承担保护海洋、保护地球的重要责任。     

国际法视域下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全球海洋治理实践路径

海洋命运共同体继承和汲取了中华文明"和"文化和中华民族悠久的海洋文明精髓,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在海洋领域的具体细化,为全球海洋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海洋命运共同体蕴含的共商、共建、共享之价值内涵,不仅与现行国际法基本原则相吻合,而且是对国际法基本原则的进一步发扬和创新.秉承海洋命运共同体核心价值,通过搁置争议与共同开发来解决海洋争端,共建海洋秩序并维护海洋安全,共享蓝色海洋资源等,探索全球海洋治理的实践路径,以维护中国海洋权益,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及实现

习近平总书记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重要论述扎根于现实需要,并拥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其主要内容包括:政治上大家应该相互尊重,平等互信,深化涉海领域务实合作;经济上注重发展海洋经济,使其更好造福于人类;安全上树立海洋安全共同体意识,合力维护海洋和平安宁;文化上坚持和谐包容理念,促进海洋文化的发展与交融;海洋环境保护上推动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海洋可持续发展,该论述意义重大。通过加强解读和宣传,推动该理念融入海洋规则制定,深入开展海洋科学研究与海洋文化的交流,探索构建区域海洋命运共同体等多种途径,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落实落地。      

打造海洋文化品牌的价值意蕴与行动路向——以江苏盐城为例

海洋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建设海洋强国、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和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动能。因地制宜打造新型海洋文化品牌,对实现海洋文化传统价值意蕴与新时代海洋发展理念的有机衔接,构建世界海洋发展新范式和海洋文明新形态具有重要意义。以东部沿海城市盐城为例开展本土范式研究,从打造海洋文化品牌的价值意蕴出发,探索以打造海洋文化品牌推动海洋文明建设的实施路径。坚持政府引导,完善推进机制;盘活文化资源,繁荣文创市场;推动“滨海文旅+”产业,拓展传播格局;强化数字赋能,促进文化推广。     

全球海洋环境治理 ——"对世义务"的困境与"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功能展现

以海洋环境污染为代表的非传统海上安全问题逐渐暴露,而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于解决全球海洋治理方面的新问题显得有些"力不从心",现实需求呼唤着新理念的出现.海洋活动的特性使其更需要整体性保护.尽管国际法上已有"对世义务"这一保护各国共同利益的概念,然而其外延却并不明确.海洋环境保护义务是否成为一项对世义务还是个有待商榷的问题.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为各国在海洋环境方面的共同利益提供整体性保护、解决海洋治理问题的中国对策,可为全球海洋环境治理提供新的思路和做出有益贡献,应以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推动全球海洋环境治理.     

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生成逻辑、思想意涵与理论品格

面对全球日益复杂的海洋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逻辑严密、内涵深刻、体系完整,其生成源自完整的理论逻辑、现实逻辑和历史逻辑,包括海洋政治、海洋经济、海洋文化、海洋生态和海洋安全五个维度的思想意涵,具备时代气息、科学精神、实践本色、人民情怀和国际视野五个方面的理论品格.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科学回答了新时代海洋发展的重大问题,成为指导人类建设美丽海洋的科学指南和行动纲领.     

论建设“海洋强国“的文化基础

中国海洋文化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随着其进化与发展逐步积累、形成、发展和完善的海洋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综合体现,它是建设海洋强国的文化基础.全面正确地认识并深入研讨中华民族的海洋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海洋经济与海洋文化关系探讨——兼论我国海洋文化产业发展

海洋经济是海洋文化的物质基础,海洋文化是海洋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两者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在剖析海洋经济与海洋文化内在联系的基础上,指出发展海洋文化产业是推动海洋经济与海洋文化共同发展的最有效率的路径。并结合中国海洋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与发展基础,提出积极开展保护海洋文化资源行动;鼓励企业成为海洋文化产业主体;延伸海洋文化产业链,打造海洋文化精品;加大海洋文化的宣传普及等是推动我国海洋文化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举措。     

略论习近平的海洋外交政策

习近平的海洋外交政策继承历代领导集体的智慧,捍卫我国的海洋主权和权益,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同时加强我国的海洋外交顶层设计,发展我国的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夯实我国的海洋外交的力量基础。它的价值体现在构建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承担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继承了前人的优秀外交思想,丰富了我国的外交思想体系,解决了海洋外交困局,指明了海洋事业发展的思路,提出了海洋合作伙伴关系,体现了合作共赢的海洋外交思想的本质。     

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海洋金融中心研究——以渤海湾区第三个金融中心建设为例

21世纪的海洋是全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空间.主要海洋国家开发利用海洋、发展海洋经济的历史经验表明,海洋金融是发展海洋经济的核心动力和新的增长极.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海洋强国",是我国顺应世界发展潮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长远看,"一带一路"倡议、自由贸易试验区、"碳达峰碳中和"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一系列国家战略都是海洋强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通过对海洋经济、海洋金融和金融中心理论以及金融中心发展历史的梳理,可发现金融中心形成因素和发展趋势,从而提出国际金融中心3.0概念.同时,通过对近10年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分析,可发现全球金融中心出现明显的海洋化趋势.进而借鉴传统"海权思想"和经典金融中心理论,在IPE分析框架下提出:我国应把海洋金融中心建设作为重点,加快新一轮金融中心建设,培育国际金融权力;建议在渤海湾区建设第三个金融中心,打造具有示范意义的海洋金融中心,形成渤海湾区金融枢纽和沿海金融中心带,整体提升海洋金融影响力.     

和平海洋: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必然选择

建设海洋强国,已经成为我国海洋发展的国家战略.世界上的“海洋强国”有不同的模式,关于什么是“海洋强国”、应该建设什么样的海洋强国、如何建设海洋强国,国际国内也有不同的思想、理念和理论.我国的海洋强国建设,应该汲取世界上“海洋强国”发展的经验教训,坚持海洋和平发展道路——这是为了当今海洋中国、也为了当今海洋世界的文明、正义、健康、可持续发展,必须做出的正确的理论抉择.     

论国际运输法统一下的海商法“上岸”——以《UNCITRAL运输法草案》为起点

多式联运的兴起使各国对于国际运输法统一的呼声愈加高涨，海商法中的运输法律将成为国际多式联运公约的制订基础，在国际运输法统一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UNCITRAL运输法草案》虽以海运制度为主体，但已从适用范围和调整主体两方面突破了原有海运公约的性质，在体现国际立法新趋势的同时，也使海商法“上岸”从可能性转变成现实性。国际运输法下的海商法上岸方式对我国海商法上岸将起到很好的借鉴作用，为我国海商法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契机。     

中国海洋意识发展反思

海洋意识包含"重商、冒险和进取、开放和多元"三要素。以闽南人为代表的中国海洋意识和海洋发展,在历史上曾有过短暂的辉煌时期。但在大陆文化主导的明清政权压制下,中国的海洋意识和海洋发展中途夭折,未能促使商业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同时期西方的海洋意识则引领重商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发展成为现代化的国家。因此,海洋意识不仅是关注海洋的物质利益,也蕴含"平等、多元、宽容"的内涵以及由此孕育的"民主、自由、人权"的理念。     

中国传统海洋文明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内涵

进入21世纪,人类进入立体开发、利用和保护海洋的新时代,海洋发展是一个具有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自中共十八大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海洋强国便成为国家的重要发展战略。继承和弘扬中华海洋文明传统,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推进中国文明的现代化转型,是海洋强国的内在诉求。没有古代中国在海洋上的崛起,近代中国在海洋上的衰落,就谈不上当代中国在海洋上的复兴。也就是说,中国海洋文明史是现代化倒逼出来的历史问题,客观与准确界定海洋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地位,讲好中国故事,需要中国海洋文明史的支撑。     

海商法起源之重新界定——楔形法典中的海商法

我国海商法学者对于海商法法律规范的起源问题存有争议:或认为起源于罗德海法,或认为起源于汉穆拉比法。在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存在着人类最早的成文法典。在这些楔形法典中,竟然孕育着关于船舶碰撞、船舶租赁等海商法规范的雏形。这些楔形法典中的海商法规范,才是海商法的最早起源。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视角下的中韩自贸区建设

当今各国早已摆脱了单一发展的模式连成一个整体,创新合作机制、寻求新的合作方式成为实现经济增长的必然要求。中韩自贸区的建设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实施,是在新机遇与新挑战下,我国同周边沿线各国一道,积极探索国际发展新机制与构建新型国际格局的有益尝试。本文从构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贸网的视角出发,着重研究中韩自贸区建立的必要性、必然性以及在实际运作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探索其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支点,对巩固地区繁荣、稳定地区局势、加强各国交流、构建世界新格局的价值与作用。     

国际法院在领土争端中对有效控制规则的最新适用——评2012年尼加拉瓜诉哥伦比亚“领土和海洋争端案”

2012年11月19日,国际法院对尼加拉瓜诉哥伦比亚"领土和海洋争端案"作出判决,最终主要依据有效控制规则支持了哥伦比亚的主张。这是国际法院对领土问题作出实质判决的第14个案件,也是最终适用有效控制规则解决的第6个案件。国际法院在本判决中对有效控制规则进行了解释和适用,相关问题包括条约、保持占有原则和有效控制规则的效力和适用顺序,关键日期的意义,有效控制的认定标准和证据要求。国际司法实践对管理领土、巩固国家主权以及和平解决领土争端具有重要借鉴和参考价值。     

论海上强行法之历史变迁及对我国海事立法的思考

通过回顾《海牙规则》《汉堡规则》及《鹿特丹规则》等立法以及航运实践可知,海上强行法中意思自治原则的出现,一方面是海上运输法吸收了民法理念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印证了国际货运公约的制定已放弃了全面统一的旗帜,将一些任意性的规定交由双方自行决定,从而实现了有限度的统一。基于此,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号召下,我国的海事立法需立足于"求同存异"的战略考量,遵循意思自治之原则,从而为"区域性海上货物运输法"立法作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