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王朝政治一体的细节:一年一度札萨克印的封启

清王朝蒙古各札萨克旗均在春节期间举行一年一度的札萨克印的封启活动,这是清王朝政治一体的一个细节,这一活动不仅彰显了官印在王朝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也可以说是推动王朝政治认同的重要政治仪式之一。     

“政民对话”之于舆论引导:意义与建构

"最敬业县政府网站"在2011年年初"两会"期间成为舆论热点,这反映了民众对和政府进行"对话"的热切期待,也反映了各级政府利用网络平台与民众进行深度"对话"的努力。"对话"是最原始的传播方式,也是最能产生传播效果的方式。网络"对话"兼顾了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的特性,对于提高舆论引导效果具有重要价值。应该从决策层面上推动中国式网上"政民对话"步入常态化、机制化的轨道。     

“还社会于民”与社会基础秩序的建构

"还社会于民"作为社会改革的重要任务,是走向更加和谐的社会必须建构的社会运行体制。其从静态上看是一个"以人为本,社会中心和权力多元化"的社会权利架构和管理制度,从动态上看是一个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权利不断回归社会公众,以及国家(政府)、社会公众之间在公共事务管理上不断互动的过程。当前"还社会于民"这一权利架构和制度模式的建构始终面临着一些社会基础秩序问题。因此,建立和完善民间组织制度、发展经济民主、积聚社会资本、推进基层政府在社会管理中"治理(善治)"制度的建立对于推进这一权利架构和制度模式的建构至关重要。     

地方性事件与国家认同:汕头牖民学校风潮之解读

政治边缘地区的普通民众并不是被动的启蒙对象,他们也在创造性地参与历史.1927年,汕头市一所教会学校--牖民学校发生风潮,这原本是长老会内部纯粹的校产归属之争,但风潮中各方势力均从民族主义的角度对事件之进程与意义作了重新的诠释和解读,从而大大提升了这一地方性事件的政治意义,使其成为近代国家建构的资源.     

国家政权建构与乡村治理理念的变迁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要理解乡村治理的变化，必须研究乡村治理理念的转变。中国乡村治理理念的变化并非无关联性，传统的治理理念对近现代的治理理念有着重要的影响；国家政权建构的实践正在影响着中国乡村的治理理念，中国乡村的治理理念的继承性又使得中国的现代化国家政权的建构具有自身的特点。     

新时代乡村治理的理念与路径

如欲使得新时代乡村治理取得切实成效,并使学界的相关讨论更为聚焦且形成新的知识增量,就须立基中国乡村的民情民意民生与传统治理资源,构建一个贴近实际且具操作性的逻辑框架。在这一框架中,首先,应树立与民服务的合作治理之理念,它不仅是共建共治共享的逻辑延伸,而且更能体现公平、多元、参与和服务的意蕴,故可从实践上更好地推进为民服务。其次,从夯实村民自治基础、提升基层法治水平和重塑社区德治环境三个维度,探讨了乡村治理体系"三治合一"的必要性,进而使之彼此借力、有机互动,达至合力作用的发挥。最后,从国家、社会与个人层面分析了应如何做到既各司其职、又彼此联动,这为乡村治理的机制完善与路径优化提供了政策参考。     

仪式传播视域下的奥运会与国家认同建构

以仪式传播、认同理论为基础,以奥运会为研究对象,关注奥运仪式在促进国家认同形成中的建构国家话语和国家“共同体想象”功能、凝聚国家情感功能。同时指出了奥运仪式传播建构的国家认同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全球化与民族国家:建构开放条件下的政治发展观

全球化是一个夹杂着政治、经济、文化变量的复合的历史进程 ,它对民族国家产生的影响集中投射在政治层面 ,构成对政治发展的挑战。这表现在国家权力的自主性、国家能力的有效性和国家权威的合法性三个向度上。处于开放条件下的发展中国家从政治上作出回应 ,即在主权上进行自主限制 ,处理好主权与其它国家权力的关系 ;致力于国家能力的提升 ,处理好政策制定能力与制度变迁能力的关系 ;并在权威的合法性问题上处理好民主与稳定的关系。这种政治发展的工具理性将使全球化这一由西方国家竭力推动的过程 ,成为逐渐消解西方中心主义的过程     

民间的仪式与国家的在场

民间社会在已经与国家疏离的场景中又主动用符号把国家接纳进来 ,而国家也在征用自己曾经完全否定的民间仪式。民间社会复兴自己的仪式 ,总是要强调自己的民间特色和身份 ,但同时又要利用国家符号。越是能够巧妙地利用国家符号 ,其仪式就越容易获得发展。国家把民间仪式纳入国家事件 ,让民众通过仪式参与国家活动 ,在当前具有重要的政治和经济意义。国家与社会在仪式上的互动 ,实际上是“治理”这种新的行政方式的演练 ,有利于国家与社会今后更加广泛地建立“治理”关系     

信访的政治:民众表达与国家治理

如何构建一个有效的平衡机制来维持社会、政治秩序的有序运转,是当前中国政治发展的核心内容。作为一种民众诉求表达方式的信访,在实际运作中充当着国家与民众沟通的重要桥梁,从而构建了国家与民众之间互动的场域,民众的表达与国家的治理便转化为一种宏大的政治并蕴含着丰富的政治内涵。揭示这种内涵对于把握中国政治发展的走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现代化转型中国家治理的风险治理与秩序建构

基于国际视野和国情两大角度观察中国的国家治理,中央领导层对于国家治理已做出基本定位,即总体上是好的,是有独特优势的,是适应中国国情和发展要求的。发展中国家的治理经历了长期的冲击-回应模式、传统-近代模式与帝国主义模式,缺陷明显,应该从历史与时空维度考察国家治理的一般性与特殊性。要从全球国家治理有效性出发,即再民主化需求与发达国家治理面临治理的信任危机与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转型与国家治理的失败两大趋势,来看待中国的国家治理蕴含的三大风险:现代的参与性困境和大众治理激发的参与爆发的风险、多元的决策性困境和政府治理面临权威失控的风险、权威的合法性困境和国家治理面临转型动荡的风险,并审视部分治理领域中存在的管理失效与制度失效。中国的国家治理发展趋势是,从与政党-国家逻辑契合的国家管理,走向日常政治的国家治理,主要包含:开放混合型的经济治理、多元协商型的政治治理、服务合作型的社会治理、多元大众型的文化治理、高效与负责的精英治理等。日常政治成为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建构现代性的发展新趋势。     

政治人的生活政治:儒生阶层与帝制中国的国家治理

作为国家治理主体的政治人,通过生活政治化和政治生活化的双向互动实践,在日常生活中形塑着国家治理形态,即"生活政治"。儒家伦理通过提供统一的道德信仰和国家学说建构了帝制中国的意识形态认同,由儒生、士大夫和乡绅构成的政治人集团则充任帝制中国国家治理的主体。儒生按照儒家伦理的指引,将政治价值糅合进个人修养、家庭生活与社会交往,在生活政治之中习得政治技能,参与并主导国家治理,由此形成的帝制国家治理秩序在维持传统社会超稳定存续的同时,也造成了社会发展的长期停滞,从而为现代中国的国家治理提供了历史镜鉴。     

清代浙南畲民科举权争取与东南地区的民族融合

清朝统治者为了推行教化、巩固疆域,把少数民族纳入到科举考试行列中,但是居于东南地区汉民腹地的畲民却是经过积极主动争取才获得参与科举考试的权益。较晚定居于东南地区的畲民在对抗当地士人阻考时,多采取呈诉官府、强调族群性以与清朝统治者特殊的族群背景相关照,借助地方官员支持以争取科举权的策略。地方官员为了解决民族纠纷,更好地管理地方社会,强调了“版图之内”的多民族国家认同,促使畲民更好地从制度、文化等多方面融入整个国家体系和地域社会。这一现象深刻地反映了各民族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在多维度的互动过程中,各民族与国家之间在利益诉求方面实现了统一。     

摩洛哥政治治理的议题设置与路径选择

政治治理是摩洛哥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其维护君主政体、政权稳定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摩洛哥政治治理的议题设置在宏观层面具有强合法性、渐进式、温和式与离岸式特点;在微观层面具有合理性、及时性与连续性特征。在路径选择上,摩洛哥政治治理具有针对性、灵活性与保守性三个鲜明特征。通过政治治理,摩洛哥较好地处理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在过去数十年时间里总体上维持了国内政局稳定与经济平稳发展,避免了阿尔及利亚、利比亚、突尼斯和埃及等其他北非国家爆发的周期性政治动荡。     

民刑互动:侵权责任法与刑法的冲突与协调

从诸法合体到刑民分野再到刑民互动,侵权法与刑法的历史关系千丝万缕。侵权责任法是救济法,刑法是惩罚法,两者通过不同的手段修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法律的任务在于重建被破坏了加害人、被害人和社会之间的正常利益关系的平衡,使得社会恢复和谐,这一任务的实现离不开刑法与侵权法的互动。刑民割裂是法律关系不正常的状态。正在制订中的《侵权责任法》应正确处理刑民分野、刑民互动等关系,并摒弃所谓刑事优先的错误观念。     

中国共产党现代化国家建构与治理的实践与经验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国家现代化建构与治理。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政党,国家建构与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要义是实现人民的民主权利和落实人民主体地位。人民当家作主的执政理念是和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基本原理一致的。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制定一整套国家治理制度,形成一套以人民民主权利和人民主体地位为中心的价值体系。在国家基本制度基础上,组织、协调、引导国家和社会治理主体积极参与国家治理,各个治理主体间形成完备和强有力的纵向和横向治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