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推进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路径探析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彰显了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优势,在后疫情时代背景下加强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对社区稳定和社区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后疫情时代推进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路径在于分析和把握后疫情时代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难点,找到城市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立足点和着力点,采取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利用城市社区中新时代精神文明实践站、红色物业、社区网络等相关平台以期达到使城市社区成为育人的新平台,开辟思想政治教育的“最后一公里”的目的。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视域下的社区治理智能化实践路径研究——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例

社区治理智能化既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提升公共卫生应急管理能力的坚实支撑.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部分省市社区治理智能化体系在帮助社区精准管控人员、精准进行资源调配以及助力企业复工复产等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也暴露出智能化思维不足、软件体系不够健全、实体平台建设滞后、数据共享有待加强、支持保障力度偏弱等运行困境,亟需加强党的领导、强化智能化思维理念、健全虚拟平台、建强实体平台、推动数据共享、强化机制保障,提升社区治理智能化水平,以期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     

多元协同治理的逻辑起点、必然与架构——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新冠肺炎疫情是由未知因素叠加引发的跨域范围内的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事件,是新中国历史上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公共卫生危机事件,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多元共治的治理思路。新冠肺炎疫情必须采用多元共治的逻辑机理,构建多元主体协同的重大公共卫生危机治理体系的逻辑架构,树立多元协同的治理理念,提升多元协同主体之间的协同效应,强化舆情监测过程中多元主体的有序合作,健全法制体系以确保多元主体协同的运行。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要求,从而推动新时代重大公共卫生危机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我国古代防控疫情的方法、路径及其当代意义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疫情频发,但也因此积累了许多防控瘟疫的方法与路径:构建防控疫情的专门机制、做好防控疫情的预防工作、采取防控疫情的隔离措施、探索防控疫情的治疗技术、维护防控疫情的社会秩序.今天我们正处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肆掠的关键节点,反观我国古人防控疫情的斗争经验与博大智慧,不仅会给我们对疫情的认知与防控疫情提供朴素的经验借鉴,有助于提高我们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科学化水平,而且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对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     

新冠疫情背景下网络谣言的法治化治理路径探析

新冠疫情背景下网络谣言的法治化治理是新冠疫情防控的需要,也是贯彻依法治国方略、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机制的基础.新冠疫情谣言传播呈现出渠道立体化、内容碎片化、扩散速度实时化、动机多样化等传播特点.谣言治理中存在惩处力度不足、政府单向主导化治谣、言论自由和网络谣言界限不清、“塔西佗陷阱”和“老谣新传”等治理难题.基于法律与政策关系、多维共治理念、比例原则、法律普及和技术治理等法治理念的考量,建议提高网络谣言治理的立法层次和系统化程度、培育政府主导下多元主体参与机制、规范谣言司法治理的谦抑性、增强技术手段下辟谣平台和谣言预警机制建设、建立信息透明公开的社会沟通机制,维护舆论的正向聚合效应.     

重大突发安全事件中的"信息疫情"风险和防治策略——基于新冠肺炎疫情的观察思考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使"信息疫情"问题再次引起全世界的关注."信息疫情"问题的出现和蔓延,不仅给疫情防控工作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也给我国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的信息治理能力和危机应对能力提出了全新挑战:一是导致有害信息"病毒式传播",放大社会恐慌情绪;二是反智主义甚嚣尘上,挤占公众理性对话空间;三是侵蚀社会信任基础,加剧信任赤字风险;四是媒介体系变革诱发"熵增"风险,信息传播呈现失范状态.为此,要从信息发布、应急处置、舆论引导、媒介素养培育等方面着手,加快构建"四位一体"的"信息疫情"防治体系,在有效提升"信息疫情"防治的响应速度和效果的同时,不断增强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的信息治理能力,持续推进信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设何以可能?——迈向经验解释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

社区治理模式创新既是当前我国社区管理体制创新的现实基础,也是完善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创新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体制机制的重要举措。我国城市社区呈现出社区组织碎片化、社区公共性衰落、社区生活个体化三大新困境。"社区治理共同体"成为化解城市社区问题的有效理念。此共同体以政府、社区、社会组织和居民为主体,以社会再组织化为手段,以实现社区多元主体共同治理为根本目标。社区治理共同体是国家与社会、政府与社会、国家参与社会自治组织实现合作主义的具体实践。这不仅有利于激发社会活力,更有利于加强基层社会建设,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疫情之下数字经济发展对经济的影响研究

2020年,我国第一季度GDP同比下降6.8%,消费、投资两大引擎均呈现显著的负增长,新冠肺炎疫情对国民经济和居民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文章通过对“非典”时期与新冠肺炎疫情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状况的比较分析,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经济的影响。结果表明,现阶段我国产业结构和互联网发展程度相比“非典”时期有显著变化,在线医疗、在线教育、电商送货、在线办公等数字经济产业是我国应对疫情不利影响、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并稳定就业的新引擎。加快推动数字经济和各行业的深度融合,是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重点方向。     

突发公共事件治理的智能互联体系——以中国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突发公共事件由于发生突然、情势复杂、变化迅猛、后果严重,对传统的政府管理提出严峻挑战。2019岁末中国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即属于突发公共事件。新冠肺炎疫情在科学技术、经济、社会文化、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治理系统五个方面表现出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成功控制住新冠肺炎疫情,也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防疫工作提供了"中国经验"。本文基于突发公共事件治理的智能互联策略视角对此次抗疫的"中国经验"做出具体分析。     

新冠疫情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影响研究

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全球各地区加速蔓延,本文从全球价值链分工视角,分析新冠肺炎疫情给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带来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第一,中国制造业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日益提升,在全球生产体系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第二,湖北省的出口增加值更依赖于省内,疫情对湖北省内经济具有一定的冲击;随着中国疫情全面可控,疫情对中国的影响正逐渐减弱,然而疫情在全球的大规模蔓延,短期内会从产业链上游和下游端对全球价值链造成前所未有的冲击.第三,长期来看,新冠肺炎疫情是继中美贸易摩擦之后,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面临的重大机遇与挑战.在全球经济增长变缓以及新一轮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的趋势下,中国应以数字经济为发展契机,依托"一带一路"倡议,加速企业自主创新,扩大内需,加快形成国内大循环体系,创造以中国为核心的区域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     

社区社会资本与社区自治的关联及其发展

社会资本是体现地方治理发展状况、反映其绩效的重要影响因素。实证研究表明,社会资本的成长状况及其表现形式,与地方经济的发展、地方文化的形成、公民参与愿望的实现呈正相关关系。随着政府分权化改革和公民社会的发展,城市以邻里社区为主体、乡村以自然村落为主体的基层地方自治管理迅速成长起来。在此将地方治理定位于社区,从社区居民相互信任与合作、社区居民参与网络等角度谈实现社区的自治,阐释社区社会资本与社区自治的内在关联,提出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与发展途径。     

新冠疫情防控的生命政治学思考

一个国家治理体系能否将非常时期的社会治理纳入社会治理体系中,是否具有应对非常时期问题的能力,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个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劣和治理能力的高低.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中国在集中统一部署、社会组织动员、应急资源调配、全国协同配合等方面释放出制度效能,为全世界提供了紧急状态下社会治理的典范.无论是出于纯粹的自然原因,还是人为活动所导致的结果,新冠病毒都以突如其来的方式打破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将人类社会带入了紧急状态.人类的生活方式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革,现有的共同体秩序受到了严重的挑战;未来的人类发展何去何从,现有的思想和心灵秩序正在经受着严厉的拷问.在生命政治学看来,疫情所导致的这种紧急状态可以被称为“例外状态”.新冠肺炎疫情自爆发以来,美国、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等全球35个国家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颁布紧急命令并行使紧急权力.从宽泛的意义上看,“紧急状态”与“戒严状态”“战争状态”一样,都是“例外状态”的具体表现.     

西方人道主义思潮批判的伦理逻辑与实践智慧——以新冠肺炎疫情为视角

在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沉寂已久的人道主义思潮再次复萌并且持续升温,并逐渐演化为西方国家转嫁疫情风险、推卸防控责任、向中国进行普世价值渗透、消解中国抗疫效能的意识形态工具。能否遵循人道主义伦理逻辑,坚守人道主义底线,肩负人道主义责任,通过人道主义实践凝聚全球抗疫力量,就成为中国抗击疫情所面临的严峻考验。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国通过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担当,有力回应了西方人道主义思潮的挑战,重新定义与诠释了人道主义精神的内涵,并赋予人道主义以更具国际公信力的时代意义,同时也为后疫情时代世界政党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治理风险,锚定全球化合作共赢的发展方向,提供了可实现路径。     

社区组织程度和基层公共卫生体系构建——基于新冠疫情下社区居民心理状态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会给人们的心理状态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而社区作为公共卫生体系的基本单元与疫情防控的第一线,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在社区防疫的非常态情况下,社区组织程度对社区治理和居民心理状态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基于对社区居民问卷调查数据,从个体特征、个体状态、社区特征、社区组织等角度探究了影响社区居民心理状态的相关因素及机制。研究发现,提升社区组织程度能有效改善社区居民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处于社区管制下的心理状态。进而指出,应通过加强社区组织意识以提升社区应急处理能力,完善志愿服务机制以补充社区组织后备实力,以及应关注社区整体情况,有针对性投放资源等方式,为疫情常态化时期社区公共卫生安全体系建设提供有益支撑。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的性别不平等：现实窘境、议题反思与应对路径

新冠肺炎疫情使全球妇女发展和性别平等状况出现一定程度的倒退。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的性别不平等窘境主要体现在疫情加剧女性的就业困难和脆弱性、无酬照料增长和家庭暴力激增、疫情对女性健康产生差异化影响、新的不平等教育和数字性别鸿沟形成,以及疫情中女性领导者的缺位和女性形象的矮化上。后疫情时代进一步推动性别平等的思路应聚焦于将女性置于恢复决策和进程的核心,对女性全方位赋权,并以预防机制的建立作为应对风险的长期方案,从政策制定、就业平等、家庭责任、健康维护、教育与技术公平、政治与文化参与等方面着力探索性别平等治理工具。     

引导与自觉:城市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路径分析

有序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是当前促进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在实践中,应加强政府引导,准确把握社区社会组织的概念、行动逻辑和政策要义;理顺培育管理机制,将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纳入社区治理整体布局;强化街道服务管理职责,以城市基层党建为引领,调动街道社区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完善公益创投等项目化运作方式,利用项目孵化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尊重基层首创精神,营造良好环境,增强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内生动力。同时,还要注重增强社区社会组织的自主性,引导社区社会组织主动自觉参与社区治理,使社区社会组织真正成为社区治理的参与者、受益者。     

再组织化：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的联结与互动——基于对浙江省社区社会组织调研的思考

再组织化是在推进社会治理过程中,基层社会重新组织的过程,体现社会自治的发展方向和趋势。城市社区居民的再组织化,即在社区引导下居民自主、自愿形成各种组织的过程。浙江省社区社会组织参与治理揭示了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城市社区治理呈现出新特征,即社区社会组织蓬勃发展,丰富了居民社会生活,创新了社区互助服务模式,在参与公共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再组织化有利于促进基层社会的结构转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协调。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良性互动是通过自上而下的赋权机制、自下而上创新驱动机制和基层社会整合的社会资本机制来实现的,并具有协调可持续性。     

新冠疫情背景下的财税政策探析

2020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影响到我国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有关部门已出台了多项财税政策来调整疫情下的经济发展,并起到一定的作用。文章从供给与需求两方面分析了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产生的影响以及疫情发生以来国家颁布的相关财税政策。从疫中与疫后两方面探讨了政策不完善的地方,并提出建议。     

转型期我国城市社区自治的参与不足:困境与突破

城市社区自治是为应对城市传统治理体制失效而进行的制度变迁,其治理成本较低,且更能满足社区的内在要求。实现社区自治的关键在于社区居民的有效参与。但在社会转型期,由于社区自治组织的“准行政化”及社区内的社会关联度较低,致使社区参与严重不足。克服参与不足不仅要理顺政府与社区的关系,还要通过培育社区自治组织,发展社区意识来构建社区内的社会关联。     

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化与全球治理:发展趋势与中国策略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冲击下,全球化及其治理体系面临重大转型。虽然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但是,疫情带来的国家和市场主体选择行为的变化,将加速昔日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超级全球化的终结,以多元化、慢速化、区域化和数字化为特征的再全球化将开始登上舞台。同时,未来的全球治理在大国博弈下会发生权力、观念和制度的结构性重塑,呈现权力的多元化、观念的多样化以及制度的碎片化趋势。中国需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为全球化提供动能,推动与新型全球化相适应的全球治理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