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朝的地方制度建设与机构设置

辽朝的地方制度建设是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辽朝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必要基础.辽朝十分注重地方制度建设,发挥地方组织的职能,依据地方特性,突出地方优势.在地方机构设置上,不断进行改革,使其布局合理,各得其宜.地方机构军事职能的逐渐弱化,部族制、宫卫制、州县制的分治与结合等都是其演变的特点.在辽朝统治的二百余年间,围绕皇权进行的朝廷内部斗争一直不断,但地方势力并没有因为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而与中央抗衡或反叛,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地方制度的实际效果.     

浅谈官爵分离

路线一经确定以后 ,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如何提高干部选拔、任用上的准确性 ,真正做到干部能上能下 ,是干部管理的一项重要课题。本文拟提出一种思路 ,或许对于选拔、任免干部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这种思路是 :官、爵分离 ,“爵以授功 ,官以任能”。官 ,即官职 ,着眼的是权力 ,是责任 ;爵 ,即爵位 ,着眼的是待遇 ,是利益。我们今天一般不大注意两者的区别 ,而是将它们融为一体 ,有官就有爵 ,有官才有爵 ,官高爵高 ,官低爵低。但是在古代 ,官与爵在概念上区分得很清楚。古人讲“加官、晋爵” ,“爵以授功 ,官以任能” ,把加官与晋爵当作本质不…     

中原文化认同视域下辽代卤簿研究

卤簿作为帝王以及王公贵族、大臣等外出时的车马仪仗,是古代社会国家权力的象征及皇权物化的表现。关于辽朝卤簿的相关问题,当前学术界鲜有涉及,对于该问题的系统性研究尚显不足。从辽朝卤簿来源及其车舆形制出发,可以探寻辽朝卤簿发展演变过程,同时关注辽朝卤簿在不同时期对于中华文化认同等问题;以此为基础,通过对这一时期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的解读,丰富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研究。     

北朝除名制度管窥

除名是北朝各政权普遍采用的处罚罪吏的重要制度,它主要适用于中央和地方高级官员的严重犯罪,是强化皇权和整饬吏治的重要手段.在操作过程中,此制度具有一定的随意性.     

"庶人"考论

在秦汉时期的国家制定法中,"庶人"是介于"公卒、士伍"和"司寇、隐官"之间的表示阶等身份的概念.庶人在经济和定罪量刑方面享有与公卒、士伍同等的权利,也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庶人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庶人"身份可以因出生或者刑徒、收人、奴婢通过赎、免、赦等方式获得.庶人中的成年男子通过傅籍取得士伍以上的身份;已婚女子因"比夫爵"也脱离庶人身份.如果说西周时期庶人曾经大量存在以至于构成一个所谓的"平民"阶层的话,至于泰汉时期,由于推行普遍傅籍制度,庶人已经成为一种过渡性身份,不再构成一个阶层.     

唐五代“墨敕”与“斜封”辨

本文通过对唐五代墨敕的渊源、特点的考察,及对唐代"墨敕斜封"授官现象的辨析,认为皇帝以墨敕授官是一种历史现象,有其历史根源与政治传统,在皇权体制下不可避免。唐五代时期的"墨敕"与"斜封"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墨敕是一种运行于官僚制度之外的诏令文书,"斜封"则是一种封缄文书的通行方法。     

唐朝封授新罗王金春秋、金法敏父子考

金春秋及其长子金法敏分别是新罗第二十九代和三十代王,得到了唐太宗、唐高宗的多次册封与授官。其中授予金春秋文散官"开府仪同三司"、授予法敏勋官"上柱国"及对法敏削官罢爵等事件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见证了唐与新罗之间的关系由结盟到分裂再到友好的过程。对于这一过程的考察,既可以提供观察当时东北亚政治关系和局势的一个独特视角,又可从中管窥唐朝的治边策略和意图。从封授情状来看,唐朝在文化制度软实力上对朝鲜半岛的影响十分深远。     

秦汉魏晋编户民社会身份的变迁——从“士大夫”到“吏民”

秦汉之际,在军功爵制的推行下,"士大夫"多指士、大夫级爵群体,他们是当时基层社会编户民的主体,也是帝国征派赋役的对象。随着秦汉"爵秩体制"的发展,分赐官、民爵,促使官僚贵族化、吏民同质化。因爵制的变化,尤其是民爵日益轻滥,"士大夫"爵制的意义渐趋消亡。同时,因秩制的发展,秩级分化导致官、吏呈现分途之势,吏员群体内又分化为吏与役两个层次,"役"逐渐成为帝国控制小吏和编户民的主要手段。"吏"与"民"因役而同质化,"吏民"逐渐成为编户民的代名词。     

明代"达人"对朝廷政治影响探析

明朝初期,部分蒙古、女真人南下,投降明政府,被称为"达人".在优抚政策的影响下,他们受到明前期历代统治者的特别庇护,在授官、俸禄、通关等方面享有特权."达人"的存在对于明代的边防、财政、官制、京畿治安、皇权更迭都产生很大影响,成为明代政治的一大隐患,是明朝由盛转衰、最终走向灭亡的重要因素.对此,虽然有远见大臣提出了建议和对策,但因"达人"在皇权制衡中的特殊作用,终得到权力阶层的支持而使有关建议被搁置.     

略谈酒器爵

爵是一种酒器,也是一种礼器,在中国的字、词、成语、诗句当中有很多都和"爵"字相关。爵在夏代开始出现,最初是陶制的爵,夏代晚期出现了铜爵,商代晚期又出现了仿铜陶爵和铅爵。西周中期以后,爵消失,演变为一种制度的象征,即爵制、爵位等含义。     

从《谳狱稿》“不应得为”案件看明代司法监察的价值意蕴

"不应得为"是明朝沿袭前代的"概括性禁律",该律条的运用使得明代法网更加完整、更具有操作性。本文以《谳狱稿》作为基本材料,结合明代政治法律环境,分析明代遣官会审中"不应得为"罪案例的处理实态,从中探究明代司法监察的价值意蕴:第一,实践儒家"慎刑恤囚""哀矜折狱"的司法伦理;第二,维护至高无上的皇权,体现国家司法活动的理性与合法性;第三,应对司法制度缺陷的无奈。     

中国古代皇权的制度性与非制度性制约

中国古代皇权的制度性制约包括谏官言谏系统以及以相权为代表的官僚系统,制度性制约的目的在于维护以皇权为代表的皇族利益,限制性权力与被限制性权力具有非对等性带来了制度性制约的弹性而非刚性。"天""德""民"对皇权的非制度性制约是以造成皇帝的天谴、内省、恐惧为基础的。制度性制约与非制度性相互融合,制约的广度与深度高于现代西方,而缺乏的是刚性。     

关于商周青铜爵用途之说的检讨

关于商周青铜爵的用途,有饮酒、温酒(或兼饮酒)、滤酒等说.近来还有人认为爵是祭祀时"浇酒敬神"之用,并将其与商人的图腾崇拜相联系.文章对以上诸说逐一检讨,论其是非,尤其对"滤酒"和"图腾"二说予以详细评议.至于爵的可能的真实用途,另有<爵用新考>一文为述(载<中原文物>1998年3期).     

北魏除名制度特点探析

除名制度是北魏政权广泛采用的处罚罪吏的重要措施;它主要适用于中央和地方高级官员的严重犯罪,是强化皇权和整饬吏治的重要手段。     

九品官人法中的乡品称谓考论

九品官人法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要的官僚人事制度.在以中正定品、吏部选官为特点的这项制度中,中正根据乡论、清议对官僚候选人所下的品第亦即“乡品”是极为重要的环节.然而,学术界对“乡品”有着不同的称谓,如“人品”、“资品”、“中正品”等.对各类称谓所使用的史料进行的探讨,得出如下结论:首先,现有史料不足以支持“人品”、“资品”、“中正品”对中正品第的内容和性质.其次,此三者具有明显的共性,即意在否认或者减低地方社会舆论亦即“乡论”在中正品第中的作用.是重视地方社会还是重视王朝在九品官人法中的作用,这种思路上的不同是“乡品”与上述概念之间形成分歧的根本原因.其三,南朝时期乡里社会的舆论依然在发挥作用.当乡论、清议对“乡品”这一贵族仕宦的最基本要素产生影响时,自上而下的皇权也就无法彻底贯彻.贵族一方面依附于王朝,一方面又超越了王朝或皇权,这正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社会的特质所在.     

魏晋南北朝考课对象探讨

魏晋南北朝时期,朝廷通过制定考课法,将中央官明确纳入考课对象,改变了秦汉时期考课偏重地方官的倾向。与地方行政制度改革相适应,州刺史、郡守、县令、乡官等地方长官成为考课的重要对象。散官、内外长官之属吏及专业技术官员,亦需接受考课。魏晋南北朝考课对象呈现扩大化趋势,反映了其时皇权政治的伸张。     

“请卖爵子”句义辨正

关于<论积贮疏>中"请卖爵子"一句的释义,目前大体有两种意见一是认为朝廷卖爵民卖子;一是认为民卖爵又卖子.文章从三个方面分析、引证,阐述了后一种意见的正确性.     

秦汉基层等级身份秩序的确立与变迁——以赐民爵为中心

秦汉基层等级身份秩序本来是以民爵为核心确立起来的,民爵赐予中现实政治、经济权益赋予的等级性和差异性乃这一制度机理的根本所在.赐爵日渐轻滥、民间爵的买卖流移及入粟拜爵等因素的注入,在使获爵途径多元化的同时也潜在地导致以爵为核心的等级身份机理内涵的变化.随着民爵赐予在实际政治、经济权益赋予层面趋于萎缩,其在基层等级身份塑造中地位趋于下降,随之而来的是以财富为本的自然性而非政治性因素在基层等级身份领域作用的增强.     

试论汉代日光镜符号的涵义

铜镜是汉代日用品中非常重要的器物,传世和出土的数量都很多,日光镜是其中比较流行的镜种.日光镜的镜铭之间一般夹有""、""、""、""、""等符号,对于这几种符号的含义,有的学者单纯将其作为一种符号,有的试图对其作出解释,但是至今没有一个较为公认的说法,结合汉代的其他物质资料和传世文献记载,一些日光镜符号当为"绮寮",而一些其来源当为星云纹镜.     

宋徽宗个人因素对宋末政局的影响

自"澶渊之盟"签订以后,宋辽弭兵修好近一百二十年.然而,到宋徽宗宣和年间,为了从辽朝手中夺回燕云十六州之地,遂与金朝订立"海上之盟".迨至辽朝灭亡,宋、金两国交恶,进而导致后来"靖康之变"的发生.而在这一历史发展的进程之中,宋徽宗赵佶的个人因素,毫无疑问,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宋徽宗的所作所为,虽然不能直接导致北宋政权的崩溃,但是其本人对于宋朝的灭亡仍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