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抗战胜利纪念话语之嬗变

新中国成立以来,抗战胜利纪念话语随着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动而嬗变。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国际国内形势比较紧张,抗战胜利纪念话语围绕反对"美国非法对日媾和"、"美帝国主义"及亲近苏联展开。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抗战胜利纪念活动几乎处于停滞状态。改革开放后,为了改善中国与世界、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中国面对比较平稳的国际国内形势,抗战胜利纪念渐渐趋于理性,国民党的抗日贡献得到承认,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和援助也得到公平客观的评价。进入新世纪,抗战胜利纪念的政治色彩渐趋淡化,承载着越来越多的民族情感,越来越强调历史本身及其意义与作用,希望通过铭记历史、纪念历史有益于未来中国的建设和发展。随着时代的变迁,因应时代的需要,不同历史时期的抗战胜利纪念话语展示出不同的主旨内涵。     

论桂林抗战文化精神

抗战文化是桂林历史的丰碑。桂林抗战文化所孕育的抗战精神,是时代的产物,与中华民族精神一脉相承,已经深深地熔铸于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凝聚力之中。继承抗战优良传统,对弘扬、培育民族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时代·理性·追术

时代影响人,时代磨砺人,时代造就人.我们所处的时代,是社会大嬗变的时代,是革故鼎新的时代,是东方睡狮--中国自立自强、与时俱进、展现辉煌的时代,是中国人说话,世界都在倾听的时代.生逢盛世,民族幸甚,吾辈幸甚.     

抗战时期现代散文的岗位意识

“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亡进入中国社会生活的中心并成为重要的政治议题,战局发展促使作家融入全民抗战的时代洪流,现代散文的岗位意识逐步明晰。抗战通过其强大的吸附作用使创作与政治形成深度关联,促使作家明确了以抗日救亡为价值核心的抗战立场。抗战强化了作家作为一类责任主体的自我认知,促使他们立足反侵略语境进行文化身份的重新塑造,进而形成基于知识、信仰与坚强意志的文化战士的自我身份定位。抗战强化了作家心灵与现实碰撞的激烈程度,促使他们用怒火与血表达对侵略者暴虐行径的愤怒,对战火纷飞中生命价值的反思,对生死存亡之际民族灵魂的自省,使他们将对侵略者的仇恨化为文字从笔端倾泻而出。     

论姚雪垠抗战前夜的思想和小说创作

一被茅盾先生称为“抗战时崛起之文坛健者”的姚雪垠,在抗战文坛上有一定的影响。他的文学活动始于三十年代初期,到全面抗战爆发的前夜已渐趋成熟,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则大盛。如果以七七事变为分界线,我们可以看出,作家在此前后的思想状况和创作面貌是有变化的,这固然是时代潮流使然,但也不应忽视作家独具的主观条件以及对社会生活现实个性化的把握方式的衍变。然而,到目前为止,研究者的注意力基本集中在作家七七事变后的文学活动,而对他抗战前夜的思想和创作有所忽略,这显然不利于全面正确地评价作家的创作业绩。我们认为,探讨作家抗战前夜的思想和小说创作,揭示其发展衍变的轨迹及其与时代生活的关系。这是一项应该补上的课题,本文拟从这个方面进行评述。     

移动·传播·第二现代——手机传播的形而上学解释

当今时代是一个移动传播的时代,也是移动的社会、移动的技术和移动的个人联盟的时代。手机传播不仅是移动传播技术的扩散,还是现代社会"移动转向"的表征。这种以移动性为突出特征的社会既可以称之为第二现代,也可称之为后现代。它是人类经历三次移动转型后对"亲近的暴政"的缓解。它对人际传播、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的变迁均具有先锋意义。进入21世纪后,中国蛙跳式地进入手机传播时代,电子传播技术在个人和商业关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随着社会变迁和技术革新,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变得日益加速化、移动化和商业化。个人对生存发展利益的不断追求,在推动移动性发展的同时,也使手机传播与人类联系和互动的延伸互为因果。因此,既需要对手机传播作技术、经济、新闻价值的解释,也需要对手机传播与中国社会结构、社会关系转型的关联作进一步考察。     

九·一八后东北民间抗日研究综述

本文从国内外对抗战史的研究现状入手,论述了近年来东北民间抗日研究的成绩与特点。认为加强对东北民间抗战史实、作用及其体现出的爱国主义精神的研究,是东北民间抗战研究的趋势。     

中国现代戏剧的黄金时代——抗战时期重庆的戏剧运动与创作

抗战爆发后,重庆戏剧界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积极创作和演出救亡图存的话剧,并以戏剧为武器,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重庆开始成为大后方抗战戏剧的中心。重庆的抗战戏剧创作,就其题材的时代分类而言,主要有反映抗战现实生活的现代剧和取材历史、影射现实的历史剧。它们都具有一些相同的特征:戏剧矛盾冲突异常尖锐,时代精神浓郁;题材单一到主题深化,人物性格由外向内发展;在传统戏剧基础上不断创新。中国现代戏剧,经过抗战的洗礼,在重庆形成了以现实主义的政治剧、社会问题剧和伦理剧为核心的创作与演出体系,标志着中国现代戏剧黄金时代的到来。     

时代·理性·追求

时代影响人 ,时代磨砺人 ,时代造就人。我们所处的时代 ,是社会大嬗变的时代 ,是革故鼎新的时代 ,是东方睡狮———中国自立自强、与时俱进、展现辉煌的时代 ,是中国人说话 ,世界都在倾听的时代。生逢盛世 ,民族幸甚 ,吾辈幸甚。“芳林新叶催陈叶 ,流水前波让后波。”唐代诗人刘禹锡的这句诗 ,生动地说明了事物新陈代谢的规律 ,深刻地揭示了时代是一条川流不息、亘古常新的长河。在波涛湍急的时代长河里 ,人生如同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黑格尔说过 ,一个不曾把生命拿出拚了一场的人 ,诚然可以被承认为一个人 ,但是他不具备独立的自我意识 ,因…     

改良主题·浪漫情怀·人性关切--中国现代通俗小说主潮演进论

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发展,20世纪初至20年代,以社会和道德改良为重要主题;20至30年代,以武侠和言情分别表现了彼岸和此岸世界的浪漫情怀;30至40年代,大后方通俗小说汇入抗战文学主流,沦陷区则以“逃往自由”的心灵隐痛表现了对社会人性的关切。中国现代通俗小说在与新文学的双向互动中,为“一个伟大写作传统”的出现作了充分铺垫,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一翼。     

当代农村: 变迁·分化·矛盾·整合

工业化、城市化构成了当代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主要线索,农村社会变迁在社会结构层面上的表现是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社会人群结构.未来中国农村的基本走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由于社会结构的变化,新时期的农村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矛盾.社会结构的分化,自然地提出了社会整合的时代新课题.     

抗战时期徐悲鸿艺术创作题材的转变

抗战全面爆发后,徐悲鸿随中央大学西迁重庆,足迹踏遍整个西南地区乃至东南亚诸国。经过八年抗战血与火的历练,他完成了他艺术思想的历史性嬗变从着眼历史到立足现实的创作实践,从而赋予他艺术具有革命时代意义的活力,以及给中国美术界人物画带来本质的变化。在抗日救亡的大时代和社会大动荡中,徐悲鸿通过艺术活动及艺术创作来完成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支持大后方如火如荼的抗战美术活动。     

抗战大后方歌谣调研的思考

抗战大后方歌谣调查研究是针对抗战大后方历史的一项基础性专题文献考察探索。一方面,用历史眼光来探析抗战大后方歌谣不断演化的历史概念;另一方面,从历史文献保护的视角来探讨抗战大后方歌谣文献整理的紧迫性、必要性及其开发利用的历史需要和时代需要。同时,论述了抗战大后方歌谣的政治威力、艺术魅力等历史影响,并揭示出抗战大后方歌谣搜集整理与研究探讨中出现的词曲分离、视野屏蔽等问题。     

抗战时期贵阳的社会舆论表达

抗战时期,贵阳传统的公共空间因为不适应抗战的大形势开始发生变化,首先作出反应的是贵阳公共空间中的社会关系。这主要表现为社会流动的加快、社会功能的变化、城市社会结构的转型、贵阳城市空间结构的转换等。与此同时,贵阳社会各界关于抗战社会舆论的表达找到了合适的路径,如筹建相关社会组织和社会团体,在报刊发表抗战舆论,组织相关的社会活动如戏剧、音乐和书画展等,宣传抗战,动员民众参加抗日。     

荷马时代·殷周社会·早期国家形态

国内世界古代史学界至今存在着一个理论误区:以恩格斯和摩尔根当年的论断为依据,把希腊的“荷马时代”看作军事民主制时期,列入野蛮时代高级阶段;由此带来的是对早期国家形态作为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渡阶段的忽视以及对它的某些重要特点的错误认识.本文试图从分析摩尔根和恩格斯笔下的“荷马时代”①及有关社会现象入手,并以我国商周时代为主要参照系,用比较研究法对上述问题进行简要的探讨.     

援华抑日：抗战期间英国工会对华态度及其行动

抗日战争期间,英国工会发起的大规模支援中国和对抗日本的行动是国际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九一八事变到全面抗战爆发,英国工会对中国抗战的态度经历了从精神支持和军事中立到积极援华的转变过程。随着日本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英国工会逐渐扭转了对中国抗战的中立态度并确立了“援华抑日”的行动策略。英国工会通过持续宣传中国抗战的正义性,积极发起物资援华和抵制日货运动,并推动英国政府和国际社会采取切实行动支援中国抗战。英国工会“援华抑日”策略的推行,彰显了工会的国际主义精神和中国人民的抗战精神,为中国抗战营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工会对中国局势的关注尤其是对中国抗战的国际宣传,增进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识,促使英国政府和国际社会正视中国的国际地位,为中国国际地位的改善与提高提供了有力的外部支持。     

《新华日报》与大后方抗战文化

在抗战文化大军中,大后方抗战文化是进步文化工作者用鲜血和泪水谱写的时代诗篇。“因其哀怨决绝而进发出深刻的爱国主义精神。因其求生意志而进发出强烈的要求社会进步的呼声”①。而其中的《新华日报》,其旗帜飘得更是异常鲜艳,猎猎旌旗下聚集着众多的进步文化工作者。他们高喊着“抗日、团结、民主”的口号,     

从文化层面浅析辽宁抗战的特点与意义

辽宁抗战在中国抗战史及世界反法西斯史上都占据重要地位,这从历史角度来看是毋庸置疑的,如果将辽宁抗战用文化来解读,则从新的角度诠释出辽宁人民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不屈不挠,顽强抗日,并能在抗战结束后,成功地解决了审判及改造战犯的问题并创下世界改造史奇迹的全过程。综观辽宁抗战,可以将辽宁抗战的内容分为战时给民众带来的精神力量及战后遗址遗迹给后人留下的精神财富。从文化氛围中解读的辽宁抗战更具全面性、教育性、典型性,并对当今时代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长城抗战的历史记忆与群体认同

长城抗战参与者的口述和笔述资料,不仅对战役的整个过程和具体细节起到丰富、补正、修订等作用,而且展现出长城抗战参与者在不同时代环境下对相关历史记忆的构建及其强烈的群体认同。然而,因受时代主流话语、群体认同及客观因素等影响,第二十九军官兵的历史记忆不仅出现趋同的模式化现象,甚至还有个别史实上的错漏。时任国民政府内政部长黄绍竑对喜峰口抗战之评议、第三十二军军部副官处长唐永良披露大刀队俘获日军坦克一事之真相,与第二十九军官兵之回忆出现冲突、矛盾,说明在史料分析中综合多方论述、辨伪去妄的重要性。     

“八·一三”抗战中的冯玉祥

“八·一三”抗战期间,冯玉祥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名义上是“八·一三”抗战的最高指挥者,但由于蒋介石害怕冯掌握兵权,多方掣肘,使之有职无权,限制了他指挥战争的作用,不过冯的爱国精神却是蒋所限制不住的。他不顾蒋对他的歧视,仍然不断地提供有利于抗战的建议,并关心抗日士兵的疾苦,宣传“八·一三”抗日英雄的事迹。他对“八·一三”战役中所存在的混乱、腐败现象的揭露和批评,反映了这场战争的一个侧面。冯玉祥虽以第三战区司令长官的职位参加领导过“八·一三”抗战,但他在这期间的事迹却鲜为人知,也未见到学术界的专题研究。笔者不揣浅陋,探讨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