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平安文坛对白居易闲适诗的新型接受与民族文化构建借势

白居易闲适诗是审视唐宋时期中国文学“跨文化”传播、流变及对他族文化构建意义的典型案例。以往对它的接受研究，多局限于白诗的语言浅俗以及文风契合日本民族风月审美等内容。结合白居易文学的内在矛盾性、平安时代汉学思潮的流变脉动、白居易形象的佛教化等因素，为其域外影响与创造性接受提供新的思考维度，可以发现：白居易以道禅二家为主的后期“闲适”文学，成为平安文坛“闲适”思想的主要来源；白居易闲适观中的“不适之适”，成为平安文人接受白居易“闲适”文学的重要分流点；仕宦顺达的大江维时通过对《千载佳句》的编撰，呈现出平安文人的汉诗学自觉以及对白居易闲适思想的诗学偏离，却没有真正体认白居易闲适思想的“不适之适”；“不适之适”注入“狂言绮语”的文学表达范式中，后来随着白居易佛教形象在日本的接受和强化，而被仕宦“不遇”的平安汉学文人发展成一种新的时代观点。     

巧借他山石——日本平安文学对白居易感伤诗的承袭

平安文学在中日文学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平安朝,“日本的汉文学”“几乎被白居易的诗文涂成一色”,它产生的原因在于“日本人在中国文学刚开始传入日本以后,出于对先进文化的崇拜,追逐新倾向,只顾模仿拟作而致。”[1]平安朝的文人在选取白诗时,是具有他们自己的民族特色和民族选取角度的。由于能够和日本人物哀忧郁的民族心性相契合,因此白居易的那些感伤诗成为平安文人模仿的主要对象。然而这种摹仿和承袭与白诗的主旨在有一定联系的同时也有巨大的本质不同。     

论宋代文人对陶渊明的接受

陶渊明的诗文在文学接受史的长河中呈现出十分独特的形态,经历了一个由晦到显的漫长历程,在宋代才得到众多文人的推崇,他的文学地位也在此时得以确立。宋代文人对陶渊明诗文的推崇与解读揭示出文献在流传和接受过程中与时代文化精神的互动关系。     

谈中日文人的赠答诗

一、小引日本最早的文字只是汉字,至平安时代始取汉字的偏旁作字母,于是有日本自己的文字.但是日本人做汉诗,却是用汉字的音义来读解,和中国人做旧体诗一样. 日本汉学家内田泉之助于读了《五山文学·江户汉诗集》合集(1966年岩波书店出版)之后,曾发表了他的观感:"或以为国人(汉诗) 之作过于逊色,与中土作家不能相比.但是为了阐扬日本文化,回顾我们的祖先是怎样吸取中土文化并加以消化,怎样以自己的思维,用诗文表现所思的风物事迹,这仍不失为一项重要的工作."     

《土佐日记》的中国文学受容

开创平安假名日记文学先驱的《土佐日记》在修辞手法、词语的运用、汉诗及典故的改写与借用、汉诗意境的渗透与主题基调的铺陈等方面深受中国文学的影响。在张扬日本"国风文化"的同时,《土佐日记》也展示了其中国文学的受容面。     

论朝鲜文人笔下的“黄金台”意象

“黄金台”的典故常常出现在中国文人表达“怀才不遇”与渴望“招贤纳才”的诗句中.由于朝鲜文人对“黄金台”意象的接受,他们在诗歌中谈及人才问题时,对“黄金台”典故的运用与中国是相通的.但是在明亡清兴之后,随着东亚政治格局的改变,朝鲜士人“思明反清”心态的形成,“黄金台”被适时地赋予了“思明反清”的新内涵,朝鲜文人对“黄金台”典故固有意象的这种“篡改”,体现了他们对明清关系的认知.     

论欧阳修《日本刀歌》中所诠释的日本观

在欧阳修众多的诗文中,难能可贵的有一首专门描写日本刀的《日本刀歌》。《日本刀歌》不仅有相当的文学价值,还有相当的史料价值和思想文化价值,《日本刀歌》是中国文人对中世日本文化的一种诠释,更是研究古代到近代的中国文人的日本观、中日关系史、中日文化交流史的重要资料,所谓"以诗证史"者云。欧阳修的这番诠释,也影响了直到明清为止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日本观。本文将试着结合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知识,对诗中诠释的日本文化及中日交流作一个全面的解读。     

桃源母题在宋代诗歌中的承与变

两宋时期是陶渊明诗文作品接受高潮期,宋代文人对陶渊明及其诗文作品的喜爱崇拜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超越了南北朝、隋唐,并贯穿两宋始终.宋人对<桃花源诗并记>这部作品更是从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进行解读与传释.两宋文人除了大量使用桃源典故之外,还出现了大量以"桃源"为主题的诗歌,这些诗歌与前代相比,既有因袭模拟之处,也出现了很多变化.     

《日本灵异记》中的日本古代社会及民众生活

《日本灵异记》成书于日本平安时代初期,其中记述的故事多发生在奈良时代,探究其中的故事可以了解日本古代社会风貌及民众生活,对于开展文学文化研究、历史民俗研究及中日比较研究都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再论骑驴与骑牛——汉文化圈中文人观念比较一例

驴、牛和马是古代的坐骑,但在中国、朝鲜、日本的传统诗文和绘画中,“骑驴”、“骑牛”或“骑马”却有着特殊的象征意味。唐代诗人孟浩然作为一个布衣诗人,他的骑驴在后代形成了一个典范。朝鲜古代文人接受了这种传统,但结合其自身的生活而选择牛为坐骑,其蕴含的精神同于中国诗人之骑驴,都是和骑马相对,表现了在朝与在野、出与处、仕与隐的对峙。有趣的是,尽管在日本诗人笔下也有骑驴的描写,但却消释了驴马相对的政治意味,仅仅是出于对中国诗人外在标志的模仿。从三个国家汉文学中有关骑驴和骑牛的描写中,可看出汉文化圈中文人观念的形成、演变以及东亚文学世界中的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