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舆情治理:从系统分析到简约治理

在信息技术革命和重大突发公共事件频发的双重影响下,舆情场域发生了明显变迁,社交媒体平台的舆情治理不但成为国家治理的重点对象,自身也面临着层出不穷的新情况和新风险。面对社交媒体舆情治理日趋复杂化的状态,必须要坚持复杂的治理现状需要简约的治理机制的立场和方向,以简驭繁,围绕"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和"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的治理目标,建立一个简洁高效的组织体系。作为核心治理主体的政府,应以"规范权力"和"保护权利"为原则,与公众以及营利性社交媒体平台之间展开互动与对话,从而真正实现"一核多元"各归其位,让社交媒体舆情治理变成一个简洁流畅的过程。     

二元到三元:基层社会治理的结构变迁

经济社会发展中生成的特殊社会区是一种有别于城乡社会的独特社会样态,从社会形态上突破了城乡二元社会结构,重构了基层社会治理的条件,并造成了当前特殊社会区治理的传统体制"失灵",要求基层社会治理的适应性调整与制度创新。融合型治理是新时代特殊社会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目标模式,其主要内涵与特点包括:治理主体的多元共治、治理方式的差等协同、治理结果的利益共享、治理体制的多制兼容、治理形态的多样统一,实质是有别于传统城镇与乡村基层社会治理的第三类治理,促进了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结构性变迁。基层社会治理从二元结构到三元结构的变迁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取决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结构转变;同时又是一个建构过程,需要有关部门采取针对性的行动策略。应当消除特殊社会区融合型治理创新的制度障碍,创新特殊社会区融合型治理的制度体系,建构新时代中国基层治理的"一体三类"格局。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现代国家治理能力提升路径研究

社会管理是在我国社会发育滞后于市场发展、发展时间短、发育水平参差不齐等背景下的现实抉择。虽然经过近十年的社会管理理论创新与实践,我国形成了各具地域特色的社会管理模式,同时在推动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的结构性前提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但是随着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国政府依然面临诸多挑战。在这种背景下,推动国家治理手段由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转型,顺应了我国新时期的新特点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因此,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意义,是对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社会矛盾的准确把握与及时纾解,是现代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的重要路径。     

从职业变迁到社会分化:一个回族村落的社会转型

本文基于实地调查资料,论述了一个回族村落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变迁。研究发现,该村落社会转型的动力是城市化和市场化;转型机制是职业分工、生产关系、权力等级分化等因素的合力作用;其社会政治结果便是总体型社区向分化型社区转型。     

政府治理模式变迁的治理主义视角

全球化竞争,很大程度上是各国政府间的竞争,必然对政府治理模式形成变迁的压力。从当代治理主义对政府治理模式变迁的制度性要求中,可以给我国政府治理模式转变一些启示。     

制度变迁:从家庭承包经营到合作社

虽然我国家庭承包经营制度调动了农户的积极性,但它没有也不可能完成农户和市场的有效连接,随着市场化程度的的不断提高,我国农村亟需与之相适应的市场主体,合作社的内在属性使其可以成为这样适格的主体.针对对合作社的产权结构和制度安排的质疑,本文认为,合作社的产权结构应当是清晰的,而通过改革和创新,合作社的制度安排也可以是有效率的.我国农村的市场主体由家庭向合作社过渡,应当是制度变迁的逻辑轨迹.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社区治理

社区治理的本质与社会资本的内涵之间具有天然的契合性,二者存在着结构性依赖和关联。社区治理的发展暗含着一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需要丰富的社会资本作为基础,来实现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研究社区治理问题,要求我们引入新的分析视角和范畴,将作为民间参与网络和互惠信任关系的“社会资本”引进对社区治理的分析,着眼于政府与公民的合作网络。     

从社会管制、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法治建设的变迁

针对"法是怎么适应社会需求、解决现实问题"的历史命题,以1978年以来的"第三次法律革命"为时代背景,对中国现代法治建设的变迁历程予以回顾,按照理想类型的方法可归纳出"社会管制""社会管理""社会治理"这三种国家治理模式。"拨乱反正"阶段的法治建设属于"社会管制"模式,强调法治的价值启蒙,以"压制型法"为手段、追求政治领域的稳定;"促进经济发展"阶段的法治建设属于"社会管理"模式,强调法治的制度设计,以"自治型法"为手段、追求经济领域的发展;"构建和谐社会"阶段的法治建设属于"社会治理"模式,强调法治的实践关切、以"回应型法"为手段,追求社会领域的共建。中国经历35年的现代法治建设取得了重大的历史成就,但仍没有完全实现现代法治建设所追求的"法治秩序","社会治理"成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理念。     

国家治理视野下的贫困治理及其结构变迁

中国贫困治理的实践曾以国家与农民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为实现路径。国家意志、基层政治与社会民情曾是治理结构中的核心变量。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市场要素开始进入贫困治理实践,国家与市场关系成为贫困治理的主要路径,并由此逐步形成市场引领、国家保障、基层应对、民众顺应的贫困治理格局。     

破茧与共治:社会治理视域下的信息茧房

信息茧房是当前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话题,也是目前网络空间治理的难题之一,对中国今后的社会治理格局有着重要影响.本研究从权力支配角度出发,分析发现在信息传播的源头方面,存在力量分配不均的现象,平台可借助算法技术强化对网民信息输出的控制,监管部门也可以通过行政权力规制网民的信息接收空间,而作为信息主要接收者的网民在传播链条上处于弱势地位;从媒介素养的角度出发,研究认为网络社群的极化心理会增强其对负面信息的排斥,带有情绪性的话语会弱化网民的信息判断能力,再加上认同文化对网络社群的身份意识训练,让网民不自觉中陷入信息茧房,并沉迷于虚幻的网络对抗.因此,本研究从治理共同体的原则出发,分析弥合碎片化的认知和团结各信息主体,提出增强优质内容有效传播的信息共建,增强信息治理的协同分工,促进信息内容的有机整合等建议,并探讨破除茧房负面效应的其他方案.     

构筑我国社会信用制度的法治思考

社会信用的缺失已给我国社会的经济秩序造成一定程度的混乱与无序,而整治经济秩序,重塑社会信用不仅需要强化诚信观念,加强道德建设,而且更需要国家在立法、执法、法制宣传及监督机制等环节上予以完善,以解决社会信用低下的问题,真正使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成良性循环。     

从反思到重塑: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生态文明法律体系

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形势下,完善生态文明法律体系具有正当性。多年来,我国环境资源立法取得很大成就,但依然存在立法工作不协调、不适应以及法律缺失、法律修改与解释工作跟不上等问题。法治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骨干工程。应当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坚持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指导思想,结合我国国情和实际,在环境污染防治、生态保护和修复、自然资源保护与违法责任追究等方面制定立法新方案,并总结立法经验,完善立法体制机制,改进立法工作方法,为全面提高环境资源立法质量,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出新贡献。     

参与、共享视角的社会政策调整与社会管理创新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前30年的"计划经济"时期和后30多年的"改革开放"时期。因为在执政基本思想、执政理念、路线方针和管理手段上的差异,不同时期的"社会管理"和"社会政策"的表述也不尽相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管理",就是在承认个性化、多元化的基础上,通过沟通、对话、谈判、协商、妥协、让步,整合为各个阶层都能接受的社会整体利益,最终形成各方都必须遵守的社会契约,并用"社会政策"的形式表现出来。     

社会称谓视角下的农民工社会形象变迁

一个群体的社会称谓反映了主流社会对该群体的总体认知和评价。在历史长河中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外出人口拥有众多的社会称谓,如流民、盲流、打工妹打工仔、农民工与新生代农民工等,这些社会称谓与主流社会对其的接纳程度相吻合,因此形成的农民工社会形象是在农民工主体缺位的背景下由主流社会根据自身需求而进行的一种适应性塑造。未来的新型城镇化强调以人为核心,亟须通过社会的全力合作,引导农民工主体回归,最终实现农民工相关社会称谓的消亡。     

社会工作视域下的社会治理创新

社会工作与创新社会治理关系密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社会工作体系是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宏观社会工作可以为社会治理宏观目标的实现提供行动、政策和理论支撑;微观社会工作可以通过嵌入社会微生活而推进社会治理中微观目标的实现。创新社会治理是为了解决长期以来存在的社会治理失灵问题,而造成社会治理失灵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失灵、社区失灵和志愿失灵。要解决这些失灵问题,需要完善和发展社会工作体系,以宏观社会工作应对政府失灵问题,以微观社会工作应对社区失灵和志愿失灵问题。     

从职业群体到公共领域——社会团结视域下当代中国公德塑造的路径分析

从经典社会学理论出发可以看到,当代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公德危机本质上反映了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社会团结”难题.涂尔干提出从职业群体当中去寻找能够替代宗教的道德和精神生活的资源,进而实现现代社会的团结与整合.沿着这一分析思路,本研究提出职业群体作为现代社会道德整合的力量必然依靠某种组织性因素作为载体.事实上,作为社会中间层次上的中介性“总体的社会组织”,不仅仅在实践层面上包括职业群体,也应该在认识论层面上包括公共领域中的社区生活与一般社会组织.本研究认为以上这三个领域构成了当代中国公德塑造的基本路径,并进一步分析了这种塑造路径的具体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