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共事务的集权与分权：与国家治理的关系

在中国,公共事务治理是实行中央集权或是地方分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治理过程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关系,即表现出如下特征:第一,一项全国性公共事务,只有当其与国家治理上的"治民"工作能分离开,中央政府才会实行集中管理,所谓垂直管理;反之,如果存在着某些治理环节与国家治理上的"治民"工作不能分离开,那么,中央政府将把这一部分治理环节下放给地方政府管理,而在其余治理环节上实行集中管理,形成垂直管理与属地管理相结合的治理模式。第二,一项地方性公共事务,只有当其与国家治理上的"治官"工作可分离开,才会由地方政府完全负责,所谓属地管理;反之,如果存在着某些治理环节与国家治理上的"治官"工作不可分离开,那么,中央政府将对这一部分治理环节实行直接控制,而其余治理环节由地方政府负责管理,形成中央直接控制与属地管理相结合的治理模式。这些特征源于公共事务治理与国家治理的冲突,是中央政府为了解决此种冲突所导致的结果。     

生态治理中地方与中央政府的“智猪博弈”及其破解

在生态治理中,地方政府面临着高成本、低收益的问题,导致其缺乏执行相关政策的积极性,从而与中央政府形成了经济学上所讲的"智猪博弈"的局面.破解"智猪博弈"需要科学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在生态治理上的事权财权,全面引入"绿色GDP"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逐步实现"区域限批"制度化,不断完善生态治理问责制度,进一步健全生态补偿机制.     

经济法视野下的“毒奶粉”事件之思考——兼再论“转轨经济法学”等类似观点不可取

"毒奶粉"事件实际上是中国特定国情下市场失灵的一种表现.经济法价值理念急需转型,避免重走西方国家的老路.经济法价值理念及其具体制度的构建和完善不仅仅满足于克服市场失灵的事后救济功能,更要满足于前瞻性功能和预防性功能,以避免或尽可能减少市场失灵的出现,从而在较短的时间内赶超西方发达国家.基于转型的经济法价值理念,构建和完善市场规制制度和宏观调控制度,以解决诸如"毒奶粉"事件等问题.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理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合理设计政府权力,解决权力对谁负责的问题;完善官员问责制的法治化等.通过制度性障碍的思考,以此从根源上遏制或减少诸如"毒奶粉"事件等问题的发生.     

邓小平在解决中国知青问题中的特殊贡献

中国知青问题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解决于80年代初.邓小平最早提出"以插队为主要方向"来安置知青, "文革"结束时又率先提出"用经济手段解决政治问题"的方针,并为最终解决知青问题作出特殊贡献.     

印度独立以来的边疆治理及成效

独立以来,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与稳定、领土的完整、边疆的和谐,印度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民族、宗教、文化和社会措施。这些措施也让印度中央政府实现了边疆治理的目标,但是中央政府的边疆治理不仅仅只是实现中央政府的边疆治理目标,边疆地区的反响也是中央政府边疆治理成效的主要反映。而边疆地区对中央政府的边疆治理却有不同的看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中央政府的边疆治理予以认可;另一方面是对中央政府边疆治理的不满。     

从"行政区行政"到"区域公共管理"--政府治理形态嬗变的一种比较分析

从政府治理形态的历史演进来看,受特定的政府生态环境的影响,政府解决社会公共问题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方式迥然有别,由此生成不同的政府治理形态.传统的政府治理形态,是基于行政区划的刚性约束而产生的行政区行政模式.伴随着区域公共问题的大量兴起,行政区行政模式日益暴露出它内在的局限和缺失,必须呼唤一种与之相辅相成的新的政府治理形态--区域公共管理.本文提出,传统的行政区行政模式和现代的区域公共管理模式,应该成为行政区域内外社会公共问题治理的"双元"形态.     

地方政府生态环境治理失灵的体制性根源及其矫治

我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是一种内部的委托-代理关系。中央政府为了确保所制定的多项目标任务能够得到有效贯彻落实,就需要建立对地方政府的激励结构。因此,地方政府行为表现与中央政府提供的激励结构直接相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方面表现出色,但在生态环境治理方面的表现却不令人满意,其根源就在于中央政府所提供的激励结构存在着较大的缺陷。因此,中央政府要想根治地方政府生态环境治理失灵问题,就应该立足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战略高度,对原有的激励结构进行系统性重构,协调好生态环境保护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之间的关系。     

降低代理成本——公司治理结构设计的效率原则

基于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产生了委托代理关系.由于信息不对称、目标偏差、败德行为和逆向选择及"搭便车"等代理人问题的存在,代理成本就无法避免.公司治理结构是为了解决代理成本问题而出现的,因此,公司治理结构的设计必须以效率为原则,通过激励和约束机制及监督机制来降低代理成本,以实现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平衡.     

论我国特别行政区政府权力配置体系的特殊性及其启示

特别行政区自回归后保持了繁荣与稳定,通过对特别行政区政府权力配置体系的透视与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中央政府与特别行政区政府之间是一种新型中央一地方府际关系,这种和谐关系的原因是在"一国两制"下中央政府赋予特别行政区政府的高度自治权.文章通过分析我国特区政府与中央政府在权力配置上的特殊性,试图总结出在特殊环境背景下的中国中央与地方政府治理的多元化格局的规律和趋势,从而为我国行政改革与发展探寻出一些新的思路与走向.     

儒家文化与中国农村基层治理

中国"三农"问题的复杂性、严重性和解决的艰巨性,堪称世界之最.中国的"三农"问题是由制度因素引起的,所以解决方法从制度入手.新制度经济学中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关系理论说明在中国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中,重新审视非正式制度对农村基层治理正式制度的作用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文章将分析中国社会非正式制度的主流儒家文化与中国农村基层治理的关系,从而更好地完善中国农村基层治理.     

地方政府的道德风险与三农制度变迁

转型时期农民的贫困主要是制度性贫困.地方政府道德风险是造成农民制度性贫困的重要原因.解决"三农"难题必须重视地方政府道德风险问题.创新激励和约束机制,实现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和全国农民在制度变迁中的激励相容.现实的对策是采取有力措施壮大农民工的力量,改革传统的"三农"制度供给模式,扩大农民的消费者主权.     

保障性住房建设中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博弈分析

住房保障是关系民生的一个重要问题.居民住房保障问题不能仅依靠市场去解决,中央及地方政府必须承担住房保障责任,要让全体社会成员均等地享受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发展的利益.保障性住房建设是地方政府落实中央住房保障政策的重要举措.然而长期以来,地方政府注重考虑局部经济利益,忽视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形成了与中央政府的博弈,中央政府的政策收效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地方政府是否采取积极的履责态度.文章运用"智猪博弈"模型解释上述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中国区域政府合作的困境与展望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地方政府协调、合作解决的区域公共事务日益增加.在中国当前的制度环境下,区域政府合作主要是在中央的纵向协调和推动下进行的.中央政府主导下的区域政府合作存在着一系列的局限,如区域公共问题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地方政府忽视公共管理和服务效率的提升,更倾向于与中央政府讨价还价等.未来中国区域政府合作可采用三阶式区域政府合作策略模式,该模式强调通过沟通协调机制、信息共享机制和利益补偿机制实现区域政府自主合作的横向问责;突出中央政府的协调、支持作用;把合理的激励机制和更为充实的地方自治资源和民间资源作为保障区域政府合作的长效机制.     

当官杂谈(二则)

当票及当官逻辑 　　电视剧《一代廉吏于成龙》中有个情节：于成龙自己花钱送一群逃难的孩子回家,还每人给了二两银子,以至于自己连锅也揭不开,不得不当掉冬衣。碰巧这当票让王爷发现了,亲到于成龙府上“兴师问罪”。这时,于成龙正在筹措军银,一箱箱白花花的银子就在他的掌握之中,而他却为了生活去当衣服,并窘迫得连让王爷吃酒的银子也没有。 　　也并不是只有古代才有这样的官。我在读大学时就遇到一位这样的老师。他在学校负责后勤工作,也应算是管钱管物的“官儿”了。在他的办公桌上经常放着两沓信封。有一次我去他的办公室,他…     

法国国家构建与治理现代化研究

法国国家构建作为治理现代化中的重要一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民族国家垄断起对内对外的国家主权,为由内而外处理好法国内部关系、法国与欧洲以及法国与世界的关系打下地基;共和国家通过权力制约与平衡方式,为解决自上而下的中央政府内部、中央与地方之间、政治与社会之间关系树立框架;民主国家面临公民由低到高的参政问题,从选举代表到问责代表再到自身参与到治理中来,构建起现代化治理所需的"多权威中心"的网状治理结构。国家构建作为西方宪政国家的共识性存在值得后发展国家注意与学习。     

略论“银校合作”

"银校合作"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深入发展,全民兴起科教兴国热潮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对银校合作的内容、形式、意义及需要解决的问题应作深入的探讨.     

信息经济学视角下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思考

从信息经济学视觉看,治理民主相比西方选举式民主更强调选举之后的权力监督和治理绩效,强调通过各种透明类举措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单纯的"西方选举式民主"不符合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发展阶段要求。"治理民主"和其所追求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能较好解决中国的问题。     

立足市场化解决"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农村市场化水平低,农民特别是中西部农民尚未成为独立自主的市场主体从事经济活动.用行政手段推行工业化和城市化,不可能解决"三农"问题.实行政府改革,确立农村劳动者和生产者市场主体的地位和权益,政府切实按照维护市场主体的权益和市场经济有序发展的客观要求转换职能,着力于发展市场经济,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之举.     

制度供给、财政分权与中国的农村治理

治理分为经济治理和政治治理两类项目。在中国自上而下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的基本模式下,有必要在一个统一的框架内梳理新中国建立以来农村经济和政治治理的变迁情况。在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模式下,中央政府针对农村治理的制度安排,往往受中央政府不同政策目标的权衡及地方政府激励相容条件的制约,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民公社时期和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农村经济治理和政治治理的原则,都是内生于以财政收支为主要内容的国家建构过程的。特别是由于治理的实施既有赖于中央政府不同政策目标间的权衡,同时也取决于地方政府的支持和配合,因而蕴涵在不同层级政府间财政收支安排中的政府收支责任及地方政府的激励相容问题,对中国农村治理有重要影响。     

扩大内需:我国一项"未竟的系统工程"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如何保障我国经济平稳增长是当前中央政府亟待解决的一个重大而现实的问题.因此,2008年12月8日,中央召开经济工作会议把"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确定为2009年中国经济宏观调控的目标,再次强调"扩大内需"是"保增长的根本途径",明确了"保增长的关键"就是要解决"市场需求不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