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的舆论环境与作家心态张力

受建国后“十七年”舆论环境的影响,作家真切的个人感受与文学规范的威压,形成了一种心态张力。心态张力的矛盾运动,使得一些作家常常陷入自我反省、批判之中。相比较而言,在纠正自我的“偏差”时,来自解放区的作家能较快地适应权力话语的要求,在创作上能一定程度地化解个人感受与文学规范要求之间的张力,把握时代的脉动。     

“十七年文学”的历史重构

“十七年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段独特的存在,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说,怎样言说叙述这一段文学的发生以及存在的情况,必然与其相关时期内占据主导地位的文艺评论思想相关.从1949年到1966年,这17年间的中国文学,在其后接近50年的历程中出现了多个不同的声音,“十七年文学”被一次又一次地在不同的语境中重新建构.这也说明了特定时期内文艺思想以及意识形态甚至其他各种评论性因素对文学作品不同阐释所起到的影响制约作用.“十七年文学”在接近50年历程中出现的多次“重构”,充分表明了对“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就导致了“十七年文学”在文学史的叙述之中就仍旧还处于再次“重构”的可能之中.     

"十七年"文学三论

本文探讨了"十七年"文学中的三个问题个性色彩淡化,非理性的被压抑,真实性与倾向性的关系,试图对这些重要的文学现象与主流文学观念、思维方式,特别是与新文化、传统文化的关系进行深入的揭示.     

论"十七年"文学的审美主流

颂歌美学与红色史诗是"十七年"文学的审美主流.从建国初期的"新华颂"到大跃进民歌再到六十年代初期的政治抒情诗,时代颂歌的抒情模式成为政治化的审美规范,对"干预生活"创作潮流的批判则是巩固其权威性的重要环节.红色史诗在建立其排他性的审美范式的过程中,通过对"中间人物"论的清算以及对人性化的爱情描写的排斥,逐渐定型于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与符号化的人物塑造.构建健康的文学生态,应该尊重不同审美追求的差异性与丰富性,才能维持文学发展的总量与结构平衡.     

大众传媒与建国后十七年文学体制建构

建国后十七年文学的独特性在于,体制性的力量驾驭着作家的个人创作.伴随着报刊、出版社的国有化过程,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在文艺生产领域不断强化,文学作品的发表原则、传播机制发生了深刻嬗变.在此过程中,大众传媒运作同政治和社会的斗争叠合在一起,它们借助权力和利益配王方式,引导作家创作在意识形态设定的框架内进行,催生新的文学生产机制、传播方式形成.     

时间的意义--"十七年"文学现代性价值的时间维度

“十七年”文学的现代性价值在时间方面的规定性按照以下过程展开:将线性时间意识引入叙事;由此,这一时间意识内含的进步信念得以确立,并在叙事中表现为强烈的时间焦虑;进而,通过革命的途径实现超越时间的目的。“十七年”文学的上述意识逻辑使之深刻参与了单向度革命社会的建构过程。     

论建国后"十七"年现代随笔的创作与理论

建国后的"十七"年,在特定的政治背景和文化语境中,以"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为本质特征的中国现代随笔遇到前所未有的阻力和困境。人们不得不再为随笔(杂文)的生存而抗争,而难能可贵的两次随笔"复兴"景象,充分证明了中国知识分子那种直言不讳、自由批判的精神在当代中国的顽强表现,尤其是生存逆境中的张中晓,他的随笔虽零星片语,但极具灵魂穿透力,至今读来仍然撼人心魄、催人警醒。     

寻找文学与历史对话的场域——试论1949—1966年的文艺报刊研究

"十七年"文艺报刊向受众指陈了文学、政治杂糅下的历史发展的变迁,阅读文艺报刊能够重返当代历史语境和文学现场,呈现文学生成以及历史细节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进一步探求文学的历史生存状态和作家的精神心态.因此,研究"十七年"文艺报刊有着独特的文学意义.当然,我们不仅要研究文艺报刊的正文本,也要研究它的副文本.     

"清洁"的文本与"衰竭"的主体——论"十七年"文学批评的规训与惩罚功能

由于依托于民族国家话语和主流意识形态,"十七年"文学批评的功能和性质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对于文学的审美评判转向了对于文本和创作主体的政治批判,并衍生出了具有高度规范化和裁决力的规训与惩罚功能.对那些不符合意识形态规范的文奉,主流批评家进行了干预和批判.作家依照批评意见修改文本,努力使其变得"清洁"和纯粹,并做出了检讨和自我批评,但他们并未因此而重新被意识形态话语所接纳.文学批评的规训与惩罚功能使作家作为写作主体的独立性和思考能力日益衰竭,也造成了"十七年"文学作品某种程度的相似和一致.     

"十七年"文学的再反思——兼与王彬彬、吴义勤先生商榷

王彬彬先生的<<红旗谱>;每一页都是虚假和拙劣的>和吴义勤先生的<在历史与审美之间——重读<红旗谱>>,这两篇文章对<红旗谱>的不同评价,实质上涉及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正确评价"十七年"文学?作者认为意识形态的介入确实影响作品的艺术性,也加速了"十七年"文学的传播,促使<红旗谱>等作品成为"红色经典".而文学史一再证明优秀的文学作品是深度的现实关切和完美的艺术性结合的典范.     

新中国六十年中欧关系的历史回顾与思考

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中欧关系经历了尝试接触、初步发展、起伏发展、稳步发展和成熟发展五个时期,逐渐形成了基于广泛共同利益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欧之间既有合作与共识,也存在着摩擦和分歧.中欧关系的发展历程呈现出务实性和长远性、经贸合作动力、政治关系的增进与巩固保障、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差异影响、欧盟新成员国成为新兴变量、美国外部因素等诸多特点.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深刻的思考与启示.     

新中国宪法50年:回顾与总结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新中国成立后,自1954年颁布第一部宪法至今,先后多次对宪法进行修改.50年的立宪、修宪过程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发展实践的反映.依法治国,需要一部完善的宪法.     

中国近代"发展之学"研究的史料与方法——以民国金融思想史为例

"发展之学"的特殊性在于其具有历史性和现实性的双重性质.如何选择史料和利用史料是一个重要方法论问题.研究民国金融思想,可以借鉴以思想、理论为纲,以历史顺序为目的思路.后现代史学对于历史研究的贡献,只是在于提醒人们不要过分地陷入主观意识对于"历史真相"的不自觉篡改倾向中去.     

建国以来党领导粮食安全工作的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

系统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粮食安全的历史发展进程,总结提炼党领导粮食安全工作的基本经验,对于新时期全面深化粮食领域的综合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需要统筹社会再生产总过程,在不同时期或特定条件下,采取相机抉择的办法,确定相应的粮食安全政策。     

建国初“一边倒”外交政策再解析

新中国建立初期,毛泽东制定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它完全是一条政治路线,既不意味着中国政府绝不同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来往,也不意味着中国政府放弃独立自主,无原则地倒向苏联一边。“一边倒”外交方针的提出,是总结近代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产物,是统一全国人民思想的需要,有助于消除斯大林对中共和中国政府的偏见,也为新中国的建立寻求了必要的国际支持和援助。因此,“一边倒”只能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对外策略。     

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银幕劳模形象变迁

新中国成立70余年来,劳动模范作为中国独有的身份与形象,不间断地出现在银幕上,成为中国电影中的典型形象之一.自新中国成立后,劳动模范形象在银幕中的呈现并不是单质的、统一的,而是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分期特征,这既与不同时期的时代母题和政治要求有关,又关乎创作者的心态.具体来讲,"十七年"时期电影中的劳动模范形象是一种集体奋进意识和"竞赛精神"的典型代表;新时期伊始,在市场化浪潮的冲击下,银幕中的劳动模范在日常生活中凸显出社交受阻、身份位移等现象;如今,劳动模范形象经历了概念拓展与价值升维,不仅创作手法多元,形象也趋于主流化,并以一种"情感真实"的面貌与观众建立起交流与对话的空间.     

史料·方法·理论:历史人类学视角下的"钟九闹漕"

以往属于农民战争研究领域的"钟人杰起义",在历史人类学的视角下呈现出更加丰富的内容.随着不同性质的资料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它们之间的种种矛盾亦凸显出来,而这正是更具解释力的理论的起点.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城乡关系:历程、逻辑与展望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依据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不断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融合发展道路。在此期间,随着生产力水平逐步提升,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转变,城乡关系也历经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与固化、城乡经济社会互动发展、统筹城乡发展、城乡融合发展四个阶段,形成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中国化的成果。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城乡关系发展历程,展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发展规律及阶段性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城乡关系发展不仅取得阶段性成就,奠定了融合发展的基础,而且积累了一系列宝贵经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关系理论体系,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扁平世界中的学习型社区:对中国的分析

中国崛起为先进经济体的可能性为其他国家提供了颇为有趣的发展机遇.本文将主要探讨在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能否应用知识政策缩小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之间的种种差异.本文尤为关注发展学习型社区能否填补知识的鸿沟,弥补发展的差距.根据扁平世界理论,世界可以转化为一个公平的游戏场.中国历史悠久,地缘政治复杂,中国的历史教训为发展中国家众多怀抱梦想的社区提供了各种各样的经验教训.基于这一原因,我们将中国加以个案考察.中国发明了印刷术、火药,开启了足球运动(兹不一一列举),却在其巅峰时期建造了长城(本身就是一个工程上的奇迹),与世隔绝,此后日渐衰微,直至欧洲列强的火炮打开了国门,在沿海设立通商口岸,惊醒了中国人.事实上,已有学者论述,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扭转了这一悲惨状态.此种观点未免过于简单,本文不敢苟同.本文认为,旧中国的衰败,并非由于国门的开放或关闭,而是由于缺少知识和衡量知识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