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综论

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综合历代《史记》研究成果,汇集日本及中国学者对《史记》的一百多种注释,对版本、史实、人物、文字、词语等进行了全面考证,对前人未解释或者解释不详的部分加以重新阐释,《史记会注考证》成为《史记》研究史上的经典性著作,前人对其研究多注意所收张守节《史记正义》佚文的真伪问题,而对其校勘考证之功研究不够,今后应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谈乾嘉学者对《史记》的考据性研究

乾嘉学者对《史记》的考据性研究主要体现在校勘、注释、考证三个方面,他们利用自身深厚的文献功底,纠正《史记》讹误,疏通内容,取得了令人钦服的重大成绩,为人们研究历史提供可靠的史料。在校勘上,他们遵循广搜异文、不轻易改动原文的原则,在注释上不囿于旧说,注重声训,在考证上,无证不立,博而能断,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献学遗产。     

《史记》相关重要问题和新版《史记》修订情况

《史记》的作者司马迁生于建元六年(前135),其记事下限应为汉武帝太初四年(前101)。《史记》成书后不久即有十篇亡佚,而后好事者多有续补。《史记》采取了"纪传书表"体这一综合性的述史体例,其取材范围相当广泛,史料价值极高。司马迁关于苏秦、张仪事迹的记载真实可信。《史记》版本众多,流传情况复杂。中华书局修订本参考了景祐本、绍兴本、黄善夫本等多种珍贵版本,广泛运用本校、他校等方法,全面覆覈了三家注引文,撰写校勘记约3500条,改动标点6000余处。     

中华书局本《汉书》校议

本文涉及的是中华书局1962年校点本《汉书》(以下简称中华本)的“帝纪”和前五“志”部份,认为其中校勘可议之处有九。一、卷四·文帝纪“非旦夕临时,禁毋得擅哭(临)。”(第132页) 《校勘记》:“李慈铭说《史记》无‘临’字,此误衍。”(第136页) 按:1.此句,《汉书》各本及《通鉴》皆作“哭临”。中华本据为底本的王先谦《汉书补注》本(以下简称王本)引李慈铭说后,又出先谦曰:“荀《纪》亦无‘临’字。”王氏并未下断语。仅据《史记》,或再据《汉纪》而删《汉书》,都无版本依据。 2.“哭临”、“临哭”,在古代与丧事有关的活动和丧制礼仪的记载中,时或省作“临”,     

清代《史记》的研究成就

清代是《史记》研究的高峰期,无论从研究成果的数量还是规模上看,都取得了较大的成就.本文综合评价了清人的研究成果,内容包括"清人《史记》考证方面的成就"清人对《史记》的评论"和"清代辞章之学与《史记》研究"三个方面.     

乌孙历史上几个重大问题的探讨

战国秦汉时期,在从河西走廊以至新疆这片广大地区的历史舞台上,乌孙是一个占有重要历史地位的古代民族。对新疆地区的历史发展,对缔造统一的、多民族的祖国,都曾有过重要的建树。关于乌孙的历史资料,比较集中地见诸于《史记》、《汉书》等早期史籍,但均非常简略,尤其是对其在河西的活动,诸如活动地域及与大月氏、匈奴的相互关系、西迁情况等,就既少明确记载,有些结论《史记》与《汉书》也明显矛盾。这些问题,国内外不少史家曾据有关古代文献资料,进行过校勘研究,提出过各种见解,但至今     

吕太后事迹与“潜用福威”及“尚私食其”考辨

《史记.吕太后本纪》之《索隐述赞》评述吕太后有"潜用福威"与"尚私食其"两种异文,综合考察《史记》所载吕太后事迹、《史记》版本流传及后人对吕后评价与司马贞撰写《史记索隐》本旨等方面,"尚私食其"均较前者义胜。     

《史记》对比手法初探

<正> 纵观《史记》全书,使用对比手法比比皆是.研究《史记》中的对比手法,对于正确评价人物形象,准确把握作品的思想内涵;对于学习和借鉴司马迁这一高超的艺术技巧,无疑是有益的.本文拟从《史记》的思想性和篇目结构方面剖析司马迁的对比手法,并对对比手法何以成为《史记》重要的艺术手段作一初步的探讨.     

《史记》“且”字虚词用法统计分析

本文借助计算机统计了《史记》中“且”字全部用例,并作以分析,力求总结《史记》中“且”字虚词用法的全貌,以期对虚词“且”字的研究提供一份资料.《史记》依中华书局《二十四史》标点本(1959年9月版).《史记》中作为虚词的“且”字共出现594次,其中连词310例;副词223例;虚词连用61例.1.连词《史记》中“且”作为连词,既可连接词、短语,也可连接句子,甚至可以连接段落.主要表示进层关系,也表示并列、让步、选择等关系.     

《史记》徐广注研究

《史记》徐广注是目前所存最早的《史记》注本 ,记载了六朝时期的《史记》异本 ,对校正今本《史记》之讹具有重要价值。本文依据徐广注所列异文 ,证以其他先秦、两汉典籍 ,论述了六朝时期《史记》异本的特点 ,并考证了今本《史记》文字致讹的原因 ,为恢复《史记》原貌提供了一定的根据。     

荆轲并非“壮士”

荆轲是众说纷坛的历史人物.现就荆轲是否 “壮士”略抒管见,以就正于方家.荆轲刺秦王史实主要见于《燕丹子》、《战国策·燕策》和《史记·刺客列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燕太子》)实割裂诸书燕丹、荆轲事杂缀而成.其可信者已见《史记》,其他多鄙诞不可信,殊无足采.”《战国策·燕策》和《史记·刺客列传》有关记载几乎雷同.据清人方苞考证:“《国策》本无是文,或以《史记》之文入焉.”(《方望溪先生全集·书刺客传后》)司马迁曰:”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     

清代《文选》校勘述略

清代《文选》校勘可分初期、中期、晚期三个阶段,而以中期成就最高。清代的《文选》校勘方法多样,或重视保存古本原貌、坚持版本对校,或综合各种校勘成果、旁证众多文献,或精于小学、深于考证。特别是清代学者已经逐渐认识到《文选》在传抄版刻过程中产生的羼乱问题,并试图通过总结李善注义例、详辨《文选》删削合并的痕迹,以恢复李善注原貌,在《文选》校勘史上尤为可贵。清代《文选》校勘的缺失一方面是学者所见版本有限,另一方面由于对《文选》文献流传的特征缺乏深入的认识,其校勘或局限于个别字句,拘泥于细枝末叶。     

历代《汉书》研究述略

<正> 《汉书》是东汉班固等人撰写的一部史学名著。它整齐一代史籍,包举一代史实,发凡起例,断代为史。更因它“是非不缪于圣人”,遂成为后代史学“不祧之宗”。《汉书》的成书,晚于《史记》,但古字古训,典章制度反多于《史记》,深旨奥义,很难贯通。因此,历代学者对它做了很多疏通文字,考证故实,校勘版本,补正阙失等方面的工作,为我们留下了一笔丰富的文化遗产。一、东汉魏晋南北朝注音释义时期《汉书》行世后,即被认为是一部较为难读的书。《后汉书·班昭传》云:“时《汉书》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马融伏于阁下,从昭受读。”又,《三国志·孙登传》载:“权欲     

也说陈垣的校勘方法——与白兆麟先生商榷

白兆麟先生的《陈垣的校勘方法》(载《学术月刊》1997年第l期)一文,高度评价陈垣先生的《校勘学释例》是“现代校勘学的奠基之作”,“他所归纳并界定的‘校勘四法’,越来越显示出自身体系的科学性”,实非过誉.然而,文章在对陈垣先生“校勘四法”颇多发明的同时,却也严重误解陈垣先生的观点,有穿凿附以己说之嫌,特提出与白兆麟先生商榷.我国校勘事业源远流长,名家辈出,然而     

从《高祖本纪》裴注看《史记集解》的特点与价值

裴骃《史记集解》是最早的《史记》注释之一,其特点和学术价值主要是:保存了早期不同版本中珍贵的《史记》异文和评注资料;展示了早期《史记》注解的特点,包括徐广所开创的以《史记》注《史记》的研究方法;裴氏以深邃的识见、精当可靠的征引,"增演徐氏"。     

《长短经》中的谋略论

清乾隆年间,一位名叫周广业的学者从古代谋略书中选取两种加以校勘,并“合梓以行”.这两本书中,一本是《鬼谷子》——中国古代纵横术的渊薮,另一本则是唐人赵蕤所著的《长短经》。在中国传统语汇中,长短有多重意义,如指是非、得失、长处与短处等,但在这里,“长短”却指的是纵横之术。对于“长短”的这一层意蕴,前人多有阐述。如西汉有一个名叫蒯通的谋士,《史记》称他“善为长     

韩兆琦《史记笺证》对《史记索隐》的接受与发展

我国著名《史记》研究学家韩兆琦先生的《史记笺证》是当代《史记》研究力作,也是目前最便于阅读的《史记》评注本。《史记笺证》引征宏博,对于"《史记》三家注"多有取资,其中对于《史记索隐》尤为倚重,在注《史记》的过程中或直接引《索隐》为注,或将《索隐》注文择为一说,或引《索隐》注文为证,在内容上对《索隐》有多方面的接受。但对于《索隐》注释不确之处,也予以必要的指明和纠正,体现了一定的发展和超越。     

《史记》成语管窥

本文根据成语理论,对与《史记》有关的成语加以论述。首先,将关于《史记》的成语分为两大类:(一)见于史记的成语。形成于《史记》之前,为作者所沿袭使用的;由《史记》作者创构,被后人继承的。(二)后人依据《史记》内容概括提炼的成语。而后,对这些成语进行分析。先叙其所具有的特点,然后讨论与《史记》有关的成语在后世的流传及演变。     

从古籍研究到学科建设--评张新科的《史记学概论》

继《史记研究史略》、《史记与中国文学》、《唐前史传文学研究》之后,勤奋的张新科教授最近又推出了他的新的力作———《史记学概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11月出版)。通读这部新著之后,我的第一感觉是,与此前出版的《史记通论》、《史记教程》这些著作相比,《史记学概论》与它们的区别就在于一个“学”字。学,指的是一项专门学问,也就是一个独立的学科。从西汉扬雄在《法言》中发表片断《史记》评论到今天,《史记》研究已经走过了两千年的历程,古今中外研究《史记》的论文不下3000篇,论著不下300种,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史记》研究的层次都…     

朝鲜金泽荣对司马迁《史记》的批评与接受

朝鲜文人金泽荣对司马迁与《史记》非常推崇,不仅从史学、文学等角度高度评价《史记》,在评价他人时,更是以司马迁与《史记》为准的,论述他人文学渊源时常常追溯到司马迁与《史记》。在编撰《韩史綮》、《校正三国史记》、《韩国历代小史》等朝鲜历史著作时,金泽荣积极向《史记》学习,践行司马迁的史学观,秉承"实录"精神进行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