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学与江南私家园林之关系

江南地区明净秀丽的水之气息和声色形态赋予其地区园林深刻的思想内涵和文化意境,使其在文学发生、创作以及文人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园林景色不仅激发文人的创作灵感,更成为了文人寄情言志的载体。作为文化典型的文人士大夫们亦喜爱造园、说园。以园林为场域发生的文学作品数量丰富,文人聚集与此而创作的文学作品数量亦相当可观。反之,文学的发生和发展也在一定意义上赋予了园林自身所不具备的文学意境。本文对文人在园林中文学创作、园林对士人心态的陶冶等问题进行探究,力图在重现这一时期私家园林和文学互动图景的同时,展示文人笔下的江南私家园林真实风貌。     

论士人园林作为隐逸文化载体的形成

隐逸文化是中国士人文化体系中的重要特色.隐逸文化促使了中国古典园林中最具代表性的士人园林的兴盛,同时,士人园林也为隐逸文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生存土壤.通过园林这一载体,士大夫们保全了人格的独立,获得了心灵的恬静安适,典型地表现出中国古代文人所特有的隐逸文化品质.     

唐诗中的花卉新变与时人心态

唐代安定富庶的经济环境、昂扬蓬勃的精神追求和竞尚声色的享乐态度推动了花卉的发展进程,唐诗中出现大量反映花卉新变的诗作,着力表现了传统花卉竞香斗艳、新兴花卉昌茂繁荣、外来花卉声名鹊起、牡丹风潮席卷全国的盛况。唐诗中的花卉书写亦真实地还原了唐代的社会生活与时人心态,统治者赏花逐异与游幸娱乐日重,新贵族慕上习气与竞奢攀比成风,士大夫醉心于园林雅趣与花木娱情,方外人着力于寺观美化与心性修行。作为潮流观察者的唐代诗人们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切,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呈现于诗作之中,丰润了唐代诗歌的特殊风貌。     

论魏晋士人的生态智慧与生命选择——以《世说新语》为例

<世说新语>集中体现了玄学背景下魏晋文人士大夫崇尚自然的生态智慧与皈依自然的生命选择.他们内在地追求本真、自由的自然之性,外在地建立与自然山水之间共生、亲和的关系,从而导致了违礼越俗的人格个性追求与怡情山水的诗意栖居方式.在"仕"与"隐"之间,"自然"既是魏晋士人所依赖和亲近的生存环境,也是他们的精神、灵魂的寄托与归宿.这种古典形态的生态智慧与生命选择对于当代的生态观念和生态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明代中后期江南文人的饮茶生活及其文化意蕴

明代中后期,江南社会饮茶之风浓厚,文人雅士是推动明代茶文化发展的主体力量.江南文人的日常生活与茶息息相关,诸如读书、文艺、社交、旅行等,皆离不开茶.他们煮茶品茗,舒展性灵,在日常饮茶清事中体现价值追寻,寄托理想人生.作为茶文化内涵的赋予者,江南文人对茶性的体认折射出当时文士群体的心性.茶具有平和冲淡、提神醒脑、自然纯真的本性,与江南文人淡泊自守、静虑自省、贵真求真的精神追求相契合,饮茶生活还寄托着江南文人恬淡闲适的隐逸情怀,由此为明代茶文化的发展注入了独特的文化内涵.明代中后期江南文人饮茶生活所呈现的文化意蕴,构成了明代茶文化的重要精神内核.     

“清香合让梅为最,阳艳丛中许牡丹”——唐咏牡丹诗与宋咏梅诗的比较

所谓"国花",即是指受到全民喜爱并成为本国象征的花卉,以这种标准来判断,唐时的牡丹和宋时的梅花都是独领风骚,可以称为一朝之国花了.这种全民性的观赏兴趣表现在文学,尤其是诗歌领域,便是唐代咏牡丹诗和宋代咏梅诗的兴盛.论文分别讨论咏牡丹诗和咏梅诗盛行的物质基础,时代心理对咏花诗的选择性审美,以及这两类咏花诗在被审美观念选择的同时,对大众审美文化产生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使得牡丹与梅花融入了中华民族精神深处,影响深远.     

论宋四六的“类俳”批评

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有骈文“类俳”之说。最初，批评家所言“俳”既指文章“俳偶”追求文采审美但缺乏政教意义，又指“俳谐”之文具有娱乐性而不够庄重，还指“俳优”文人作为政教体系附庸的身份处境。古文运动兴起之后，宋代出现了立足文章本体的四六批评。其所谓“类俳”是文章学层面的专门批评，强调文学审美应与思想内容统一，辩证地指出娱乐之“俳”有其得体意义，体现了宋代士大夫文人的主体性。宋四六的“类俳”批评表现了文学批评的理论创新意识，在文化史上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唐代关中士人的分布与构成简

士人是指具有一定文化知识并见之于史乘的各种人士,士大夫是士人中分化出的一个特殊阶层,是官吏队伍中的知识分子。其融知识、身份、道义于一身,视人格完成、文化创造与社会责任为一体,官僚不过是士大夫的“二重角色之一”。唐代关中士人分布的空间结构及其成分结构有其鲜明的特征,精神风貌呈现多样化。唐代关中知识分子士的作为和精神面貌反映并影响着唐朝全国知识群体的众多方面,乃至反映和影响唐朝社会生活、精神、文化多方面的情态。     

唐代关中士人的分布与构成

士人是指具有一定文化知识并见之于史乘的各种人士,士大夫是士人中分化出的一个特殊阶层,是官吏队伍中的知识分子。其融知识、身份、道义于一身,视人格完成、文化创造与社会责任为一体,官僚不过是士大夫的"二重角色之一"。唐代关中士人分布的空间结构及其成分结构有其鲜明的特征,精神风貌呈现多样化。唐代关中知识分子士的作为和精神面貌反映并影响着唐朝全国知识群体的众多方面,乃至反映和影响唐朝社会生活、精神、文化多方面的情态。     

论士人园林作为隐逸文化载体的形成

隐逸文化是中国士人文化体系中的重要特色。隐逸文化促使了中国古典园林中最具代表性的士人园林的兴盛,同时,士人园林也为隐逸文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生存土壤。通过园林这一载体,士大夫们保全了人格的独立,获得了心灵的恬静安适,典型地表现出中国古代文人所特有的隐逸文化品质。     

从《儒林外史》、《孽海花》、《围城》看近三百年中士人形象的变化

以士人形象转变为切入点,在分析<儒林外史>、<孽海花>、<围城>三部小说中士人形象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其形象改变原因.指出八股取士的没落、民族危机的深重、中西文化碰撞的加剧,使得许多士人远离了传统的士人精神,把追求的重心转向于"利",他们的社会角色从操控国家政治、文化命运的传统士大夫转变为渐次游离子国家政治权力中心的新兴...     

中国古代文士山林游憩审美情趣

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有着深挚的山林（水）情结。到山林中,以摆脱世俗世伪和喧嚣,放松身心、净化心灵、升华道德、游观体味山林之美,一直是他们根深蒂固的内心需要,也是他们展开诗意人生的最重要途径和形式。由于中国古代的文人士大夫深受儒、释、道的浸染,又有着深厚的文化修养和审美修养,所以在游憩中透出其全身心投入山林自然、追求悠闲适意生活的情致,透出其体味欣赏山林自然诗情神韵之美的情致。从而使山林游憩成为他们追求人与自然、人与自身和谐的精神之旅,既使山林（水）世界、山林游憩成为人的生活与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又赋予了简单的游山玩水以浓厚的人文色彩和文化及审美内涵,使文化和审美成为山林旅游的灵魂。毋庸置疑,这给我们建设森林旅游文化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厚重的文化含蕴及历史渊源。     

试论两晋士大夫精神之异变

两晋士大夫的人生态度、理想追求有很大的不同。西晋士人唯求自全,身无特操;东晋士人以恢复中原为职志,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西晋士人或生活奢靡,或生性悭吝,价值观偏执于两个极端;东晋士人具有仁、恕的道德精神,人格优美。西晋士大夫发现了山川之美,仅将其作为浮华生活的补充;东晋士大夫以爱物之心与自然相贴近,尊重美的事物的主体性。永嘉南渡是发生这些变化的转捩点。随着江南文化的发展,南北士人的相互流动,江南意识逐渐萌芽。东晋时中原政权南迁,江南成为正朔所在、众望所归,增强了南方士人的地域自豪感。这些问题的研究与展开,《世说新语》是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     

宋代士大夫隐逸思潮探析

宋代是一个＂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时代,文人士大夫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地位,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宋代的文人士大夫却处处凝聚着一股归田、退隐、出世的思想,凸显出一种前所未有的隐逸思潮。宋代士大夫隐逸思潮的盛行,不仅与宋代冗官、闲官政治紧密相联,也与宋政权对文人士大夫的牵制以及朋党之争息息相关;宋代意识形态领域中儒、佛、道三教融合的社会思潮,则使他们能够在当世之志遭受挫折之际,退而出入佛道,用佛道出世远世和遁隐的精神解脱自己;宋代文人士大夫自省、内敛的心态和审美趣味,使他们在审美意象上更加注重内心情感的体验和对平淡闲适生活的追求,并由此将退隐作为体验自由、寻求心灵解脱和淡泊澄静的一种生活方式。     

宋代士大夫声伎之乐现象管窥

有宋一代,文人士大夫对声伎之乐的追求极为盛行,其流风所及,几乎每一文人士大夫都与歌姬舞女有过交往和联系,从一定程度上讲,追求声伎之乐已成为宋代文人士大夫的一种生活方式和时尚,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种审美境界。宋代士大夫声伎之乐的盛行,不仅与宋代最高统治者有意识劝导臣僚“以声妓自娱”的政策导向有关,也与宋代士大夫宦海升降浮沉紧密相联;宋代各类娱乐业和服务业的兴盛和发展,也为宋代士大夫对声伎之乐的追求提供了条件。     

《世说新语》中樗蒲的文化精神

"樗蒲"这一外来的竞技游戏形式在魏晋时期得到广泛的流行,成为体现魏晋士族文人精神风貌和文化品味的重要媒介.在儒家思想势颓,老庄无为自由精神盛行的魏晋时期,樗蒲活动中原有的体现西域民族冒险精神的内涵与魏晋时期士族文人的人生态度融为一体,充分表现出魏晋士人追求刺激冒险、追求个性自尊、自由和放达任性的人格精神.从而体现出任何具体的文化娱乐形式都要受到时代文化总体精神制约这一文化史、社会史发展的基本规律.     

差异与变异：中国古典诗歌“疾病隐喻”的艺术象征

疾病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无法避免的难题，中国古代落后的科技发展和医疗水平也促使了诗人赋予疾病神魔化的意义。“病”最初是一种医学术语，但是在文学作品中，疾病被赋予了更为广阔的含义，疾病书写成为中国古代文人骚客抒发胸臆、寄寓情感的一种独特手法，反映了宗教文化、伦理道德文化和政治文化，有其独特的艺术象征特质。中国古代诗歌对于疾病主题的描写，隐喻着诗人对于自身和对于社会的不同精神态度，同时也蕴含了古人的生命观和艺术观，是中华优秀古典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试论宋代士大夫本末观的转变

宋代,伴随着商贾势力的壮大,以及士大夫“言利”异质文化思潮的兴起,士大夫的本末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不仅对商的社会功能和社会地位进行了重新审视和评价,其价值视线已游离和摆脱了封建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而且在实际生活中冲破了君子耻于言利的精神堤防,纷纷投身于商贾行列。宋代士大夫本末观的转变,反映了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过程和文人士大夫对农工商业社会功能与地位的认识发展过程,以及对商品经济发展繁荣的自觉适应。     

论明末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转型

晚明时期的文化变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重要的本土文化资源。这一变动的核心是晚明士人自我意识的转变和文化人格的转型,其社会基础是明中叶之后日益高涨的市民文化运动,其思想基础则是阳明心学的崛起。晚明士人的文化人格突出表现为“狂”、“隐”两种类型。它为当时的文化变革所注入的精神资源是个性意识的觉醒。     

唐代士人的社会心态与隐逸的嬗变

隐逸是一种具有深厚历史积淀的文化现象,它对中国社会文化特别是士人文化心理建构有着深远的影响。唐代隐逸风气兴盛,对其历史嬗变的研究,是深入了解唐代文人的行为心态、人格理想以及价值取向的不可或缺的内容,而且对其递嬗缘由的追问,也是深入剖析唐代社会政治和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层面。概而言之,初唐承继魏晋隐逸遗风,盛唐在隐逸中贯注入世因素,中唐淡化了士人的担当精神,晚唐以隐居避祸全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