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员工持股制度"的理性思考--从华为股权争论看员工持股制度

尽管员工持股制度在西方国家运行良好,但我国实施这一制度却并未达到预期效果.文章通过分析"华为"的股权争论,认为造成我国员工持股制度失效的原因是我国的员工持股制度在实施中存在管理不规范问题,员工持股制度本身存在难以克服的制度性缺陷及产生额外的交易费用和成本.所以对员工持股制度需要辩证认识,不能简单效仿.一味追求所谓的经济民主,可能得不偿失.     

员工持股:国企改制的理性思考

员工持股计划对促进国企产权制度的改革、建立投资主体多元化格局有重要作用。文章指出现阶段我国国企在实施行员工持股计划过程中存在的如企业产权不明晰、相关法律不健全、员工持股主体及持股专业机构的法律地位不明确、员工持股比例不尽合理、员工持股福利化和短期行为化等问题 ,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     

试论我国员工持股制度的实施

员工持股制度的操作和实施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其实施过程中 ,必须遵循科学的操作程序 ,如对企业进行前期诊断 ,对受益对象进行调查分析 ,对资产进行评估 ,决定受让股份和认购形式 ,制订认购股权申请书 ,成立员工持股会等 ,并同步实行企业管理变革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对“员工持股制度”的理性思考——从华为股权争论看员工持股制度

尽管员工持股制度在西方国家运行良好，但我国实施这一制度却并未达到预期效果。文章通过分析“华为”的股权争论，认为造成我国员工持股制度失效的原因是我国的员工持股制度在实施中存在管理不规范问题，员工持股制度本身存在难以克服的制度性缺陷及产生额外的交易费用和成本。所以对员工持股制度需要辩证认识，不能简单效仿。一味追求所谓的经济民主，可能得不偿失。     

中美员工持股制度的比较及借鉴

员工持股制度不失为构建现代企业制度的有效途径之一,我国现阶段亦在逐步实践当中。文章从介绍美国员工持股制度入手,分析其从确立、发展到完善的历史背景、理论依据及运行特点,探索借鉴其成功做法和先进经验,以充实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中国特色的员工持股制度。     

中美员工持股制度的产生、发展及差异分析

美国的员工持股制度萌芽于19世纪后期。1974年以后,员工持股制度在美国发展迅速。进入90年代后,员工持股制度步入稳步发展时期。中国的员工持股制度萌芽于19世纪上半叶。1930年代宋卿在其公司中积极提倡并实践他的工人股东化的设想。1980年代初,在我国出现了股份合作制。1992年以后,我国的员工持股制度逐渐走向规范、成熟。     

人力资本股权化与现代企业制度的演进——员工持股制度的另一种理论解释

人力资本在企业中日益上升的地位和作用引起了企业性质、产权结构及治理结构的一系列重大变化,随之员工持股被引入到企业制度理论的分析框架中来.人力资本产权采取人力资本股权化这种迂回的实现形式,与人力资本的特殊抵押功能、非货币计量性质、非企业资产性质以及人力资本所有者与非人力资本所有者合约的长期性质有关.     

论员工持股制度的基本原则

员工持股制度是一种有效的企业激励机制。在我国,要发挥员工持股制度的功能和作用,必须坚持国外经验与国内创新相结合、员工持股制度与员工参与公司管理相结合、员工持股制度与政策扶持相结合、员工持股制度与经济体制改革相结合。     

控制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主体选择与相应的制度安排

控制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的主流思路实质上是一种“外部人”模式 ,它忽视了职工在控制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方面的比较优势。本文认为 ,与“外部人”相比较 ,职工更有积极性和信息优势去控制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为了充分发挥职工在控制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上的作用 ,应有国有企业职工持股这一制度安排。     

基于利益相关者治理的公司监事会制度研究

监事会形同虚设是我国公司治理中普遍存在的严重问题.我国公司监事会制度虚化的具体原因是由于现行监事会缺乏独立性,监事的专业性普遍不足,监事会没有监督的动力,其监督权力无法落实等,而究其根本原因则在于我国监事会功能定位不准.基于利益相关者治理理论,我国公司监事会功能应定位于代表利益相关者对董事会、经理层实施监督.我国目前需要采取措施进一步完善利益相关者治理下的监事会制度.     

价值、技术与制度：社区治理共同体的三维建构

结合目前社区治理的具体实践,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构需要遵循以“价值—技术—制度”为框架的三维逻辑,即价值、技术与制度是社区治理共同体有效建构与持续运行的关键变量,价值是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前提要件,技术是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关键手段,制度是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重要保障。在价值场域方面,需要跨越“信任危机”,重塑社区治理价值共识;在组织结构方面,需要调适“条块矛盾”,重构社区治理结构形态;在制度建设方面,需要突破“行政内卷”,重建社区治理制度体系。以此实现社区“减负”和社区治理的增能提效,推动政府、社会、市场等多元主体的共建共治共享,让社区成为利益共同体、治理共同体、命运共同体。     

组织、利益与情感:治理共同体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实践路径——基于贵州省H镇的实证案例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要服务于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现实要求。从组织、利益与情感三重维度分析,发现治理共同体的价值意涵与乡村振兴的时代要求相契合:治理共同体以党建引领为前提,能有效促进乡村联建联治和资源整合;以利益联结为基础,能有效促进乡村资源聚合和成果共享;以情感归属为纽带,能有效提升乡村社会公共精神和情感认同。基于贵州省H镇的实证案例,进一步探究治理共同体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实践路径。H镇通过党建联合化,构建组织共同体,助推乡村组织振兴;通过产业一体化,构建利益共同体,助推乡村产业融合与生态振兴;通过资源在地化,构建情感共同体,助推乡村人才回流与文化振兴。     

我国教育公平制度变迁:基于供需、利益、价值的视角

以新制度经济学假设的制度个人主义、成本—收益和均衡—非均衡分析为基本研究方法,着重考察了基于供需、利益、价值因素的教育公平制度变迁过程,指出,要实现我国教育公平,必须保证教育公平制度供需均衡,教育利益的个人取向和公共取向协调,教育价值的个人选择、利益集团选择和社会选择统一。当前,要将教育利益置于教育公平的中心,确保教育利益均衡,彰显公民教育基本权利,维护社会稳定。     

“制度-资本-行动”: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何以构建?——基于鲁西南S镇的案例研究

遵循“制度基础→资本保障→行动结果”的作用链条,构建了“制度-资本-行动”的分析框架,并借助鲁西南S镇“水污染治理共同体”的案例深描,呈现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全过程。研究发现：科层制下的制度创新和权力下放为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奠定基础,制度创新促进共同参与,权力下放实现赋权增能,但该过程普遍面临着政府间财权和事权的摩擦和调适;基层政府正式治理资源不足使其通过公众协同共治、官员关系运作和政府间利益共谋等方式嵌入非正式治理资源;个体资本禀赋的价值属性使得公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存在差异性;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政府策略表现为维护政治稳定和任务导向下的行政动员、基层政府“适应性执行”以及基层官员“职位收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公众策略表现为权益受损及参与意识的提高促进参与实践,企业主利益驱使下的不同策略转换,村干部在政府、村民与自身之间“三重角色”扮演中寻求综合收益最大化。因此,基层治理实践中,需要从上级政府、镇政府、村民、企业主、村干部等多主体视角优化制度设计、强化资本保障、调适利益取向和目标追求,最终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     

社员认知、利益需求与农民合作的制度安排分析——基于江苏的调研数据

从满足社员利益需要和行为激励出发,对影响我国农户合作行为的微观因素进行了调查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社员参与合作的根本动机是产销服务的需求和市场收益的提高,绝大多数社员在利益分配方面更重视惠顾贡献的回报而不是资本回报;社员对合作组织的认知程度低和合作组织自身存在的制度缺陷是影响社员合作行为和合作组织稳定发展的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