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小说就是写语言":汪曾祺小说语言观阐释

汪曾祺是新时期小说语言观从工具论向本体论转变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他的理论话语、评论话语与创作实践互相支持,在中国文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汪曾祺有关"写小说就是写语言"的观念包含了"语言即内容"、"语言即文化"、"语言即风格"等不同认知维度.剖析汪曾祺的小说语言观,可以管窥语言学转向背景下小说语言观念变异的一个侧面.     

求"真"视角审视中日婉曲话语的婉曲化

在中日语言表达中,美化、粉饰、回避、暗示、文明等婉曲话语非常多见,是普遍的表达现象.婉曲话语主要是为了避免引起听话人的反感、不满和不快,也是为了更好地进行交际或实现交际的语言表达形式之一.婉曲话语不仅出现在语言表达中,有时也出现在借助体态表达的非语言手段中.但语言和非语言婉曲表达很多时候是为了追求它的"真"实性,也就是说,说话人根据不同的场合、不同的话语对象、不同的话语内容而选择婉曲话语,这些婉曲话语有时是真实的,有时是不完全真实的.同时,婉曲话语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但是,我们都可以从婉曲话语求"真"来探讨中日两国婉曲话语的异同.     

1990年代诗歌叙事诗学的"综合性"

转型时期的1990年代诗坛迫切需要寻求新的诗学话语,以抵抗新诗自身所依傍的以"朦胧诗"为代表的话语惰性,以及重新思索如何在边缘的立场之中重新建立新诗的自信.新诗在1990年代重新开启了叙事的探索,"叙事性"应运而生,它本质上倡导一种综合与包容的诗学,打破诗与非诗之间的"二元对立"逻辑惯性,寻求新的对话与关联.文章聚焦于1990年代诗歌叙事诗学所具有的"综合性"特征,围绕文体互渗及美学风格方面进行阐析,并探讨"叙事性"如何实现了诗歌从单一型向综合型诗学话语形态的展开.     

韩愈诗歌的"怪奇"风格表现

中唐时期,以韩愈为代表的古诗文革新十分兴盛.在诗歌方面,韩愈因独特的社会环境和深厚的文化修养,不因循守旧,从而使其创作有了个性化风格,别开诗界面目.韩愈诗歌作品风格多样,其中尤以怪怪奇奇、险奥隐晦的诗歌著称,形成了险怪奇崛的审美风格.对韩愈诗歌的"怪奇"风格进行研究不但可以深入了解韩愈诗歌的特殊风貌,而且对"怪奇"风格本身的特点研究也具有推动作用.陌生化语言的运用、新奇的意象、以文为诗三个方面是韩愈诗歌怪奇的风格的主要表现.     

《华威先生》的"速写"艺术与"展演"技巧

"速写"是作者对<华威先生>写作意象和写作风格的一种概括,它主要体现在对"展演"叙述技巧的倚重与合理调用上.讽刺性的模仿、看与被看者的话语选择、评说和指点性的拟想叙事者声音以及对小说"重复"性情节趣味的挖掘,使<华威先生>具有喜剧小品的倾向.     

论浅草-沉钟社柔婉风格的组织形态

"柔婉"是浅草—沉钟社具有特征性的社团风格.在将经过净化的情感形式化的过程中,该社追求组织与功能的统一,在组织形态上形成了鲜明的特点.在表现方式上,他们将抒情与叙事、描写结合,将幽婉情感作了曲折委婉 的传达;在话语情境的创设上,他们追求语言的醇美和结构的婉曲,既注意语词色彩的调配和语言形式的构建,又注重情节叙述的简化和情感表现的复杂化,从而使之满足了其话语传达的需要.这种风格及其组织形态的形成主要源于:时代的需要、主体的自觉和文学传统的影响.     

从中非合作论坛文件看中国"南南合作"理念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国内政治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局势的变迁,在中国对外关系中一直处于重要地位的"南南合作"也在顺势求变.在全球化浪潮不断推进的21世纪,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合作究竟如何深化和拓展,新千年以来指导中国"南南合作"的理念演进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成为关注的热点之一.本文采取了话语研究的方法,旨在通过揭示相关重要政治话语所承载的意义结构来解读中国的南南合作理念.具体而言,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在不同时期就合作问题发表的文件记录了中国合作观的变化,对文本的结构、风格、语言等进行比照、解读,方可鉴以为镜,以类而推.在中国与第三世界的合作中,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合作颇具代表意义.本文选取了中非合作论坛分别于2000年与2006年发表的<北京宣言>和<北京峰会宣言>进行比较,认为文件中所包含的内向性、整体性及平等性的中非合作发展趋势体现出中国作为"建设者"追求和谐世界理念的成长.     

社会文化因素与话语风格的性别差异

语言的性别差异是社会语言学的主要研究课题之一。但初期的研究大多是从语言的结构和形式入手对男女语言使用上的差异进行观察和研究,有较大的局限性和片面性。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重点逐渐转移到了交际中的话语风格方面,力图在更高的层次上较为全面、准确地认识和把握语言使用与性别差异的关系问题。本文从话语风格角度探讨男女在交际过程中的语言差异,分析造成这些差异的根源,指出社会文化因素是导致男女话语风格差异的根本因素。     

从"信仰"之争看新儒家精神

传统文化在汇通之中,被要求用一种"普通"的语言.只要有对这个普通"语言"的信任,汇通便是唯一可行的出路.然而各自认为是"自明"的东西却不能"明他",在话语真值的冲突之下,传统被放入"内在而超越"的框架,也因此背离了她自己酣畅的乐土.传统中"自明"不是逻辑的形式给出的,而是人们的生活传承赠与的实质内容.本文拟浅析"信仰"、"内在"、"超越"、"自明"等用语的意义和权限,试图做一次切近儒家精神的尝试.     

"人的发现"和五四白话诗的语言观

在晚清白话文运动和"诗界革命"的基础上,五四白话新诗的"尝试者"们首先选择以语言变革为突破口,颠覆了文言权力话语,张扬了个性解放的时代精神.但先驱者们自觉承担的启蒙使命,又使他们难以坚守最初的形式主义立场.     

从"地下"到"地上"——传播视野中的朦胧诗

朦胧诗对现实的"介入"性,曾经给它带来了荣耀.但鉴于其边缘性话语的性质,它对权力的拆解却是有限的.本文认为,朦胧诗在从"地下"到"地上"的过程中,它在权力话语结构中的非常态的表达方式,实际上体现了为争取"合法化"的传播策略,具体表现为:以"民刊"为媒、用"叫喊"的方式放大音量、与非文学力量合流,共谋切入公共话语空间,等等.     

关注会话与合作--合作原则在企业经营管理者话语交际中的应用研究

作为话语交际的普遍原则,合作原则对话语交际的顺利进行起到重要作用.作为社会关注ⅱ的重要对象,企业经营管理者的话语风格也日渐引起公众的注意.本文尝试用问卷调查的方法,结合浙江企业经营管理者沟通交际的具体情况,初步刻画出合作原则在话语交际中的作用、影响和表现,并对语言理论的应用研究进行方法和手段的有益探讨.     

"仿真叙事":从"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到"去现实主义化"——一个西方后现代主义文论关键词在中国的话语个案

在中国后新时期批评话语中,受鲍德里亚超美学关键词"仿真"术语影响而产生的"仿真叙事"概念影响甚广.与"仿真"在西方语境中消费社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话语功能不同,汉语批评语境中"仿真叙事"术语的基本目标与功能在于"去现实主义化",即解构"现实"、"本质"和"真实"等20世纪中国现实主义文论基本观念.作为西方后现代主义文论在中国的话语个案,"仿真叙事"这个术语呈现了中国当代语境与西方后现代文论在文化交往和诗学对话过程中流传、模仿、挪用与重构等复杂的话语关系.     

朱熹"天生成腔子"说意蕴探析

"天生成腔子"是对文章文学从语言形式到思想内容综合的完美性要求,因而是朱熹理想主义文学观的一种生动形象的表达."天生成腔子"作为文学艺术的批评标准,追求的是绝对的完美,成就的是相对的完美.其含义不但包含最基本最具体的修辞用字和各式各样的语言风格,而且包含着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     

"国民性神话"的神话

<国民性的神话>一文存在的理论困境在于:刘禾在运用后殖民主义的反本质主义理论来批判"国民性"话语的本质主义时,自己也陷入了无法自拔的本质主义.后结构主义的思想不乏一定的深刻性:语言的确可以在一定的意义与程度上塑造经验乃至现实世界,但是把这一点推到极点就会十分荒谬.     

从"华夷"到"中西"话语的演变——《瀛寰志略》与近代民族观念的孕育

由传统民族意识向近代民族观念的跨越,是一个艰难而复杂的历史过程.从"华夷"向"中西"话语的转型,则是这一历史性跨越的基本前提.在这一话语转型的历史过程中,徐继畲的<瀛寰志略>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价值.还在举国皆为"华夷之辨"的话语时代,它就已经超越了同时代的主流话语模式,孕育着具有近代性的民族主义话语.     

论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三分说"取代"二分说"的缘由

本文简要概述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二分说,即"施事话语"和"记述话语"的区分说,但是,由于他的"施事话语"概念本身的不严格以及他的兴趣的扩展,他后来感到很难坚持"施事话语"和"记述话语"之间的严格区分,转而提出一个更为一般的理论即言语行为三分说:以言表意行为:以言施事行为;以言取效行为.并就奥斯汀先后提出的这两个理论的联系性和差异性,阐释了其理论发展的重要意义.     

多元鼎立的话语时代--"后新时期文学"思潮的话语类型解读

在中国社会的发展进入全面现代化的文化转型期,文学以多元的话语形态构成"后新时期文学"的新格局,主要的话语类型包括新历史主义话语、新写实主义话语、新理想主义话语和新女性主义话语.文学的阅读也在多元化的文化语境中进入了一种新的解读方式.     

话语·权力·真理--社会正义与"话语的伦理"

"话语"的冲突是引发人与人,乃至种族、民族和国家间的敌意和仇恨的根本原因,社会的不公正也根本地表现于话语的强权和话语权的不平等.话语的统治必须以权力为后盾,而权力则必须通过话语来贯彻自身.哈贝马斯提出了"话语伦理学"的构想,认为要实现普遍的公正,消除当今世界严重存在的不平等,必须首先反对话语的霸权,在人际关系和国际关系中贯彻"交往理性",将话语规范的恪守提升到社会伦理原则的高度,通过理性的交往和对话,达成广泛一致的"话语共识",以解决矛盾,防止冲突.然而,哈贝马斯的这一构想却包含着明显的悖论.     

我所理解的"集体话语" 和"个人话语"

集体话语既可以为个体"在场"提供参照坐标和价值认同的可能性,也可能引导个体在他性的效仿中逐渐丧失我性的参与和创造,走向傀儡生存.个人话语在拒绝媚俗的旗帜下,部分地疏离了集体的声音,但很难想象对集体话语作真正意义上的"告别".二者之间,有对抗,也有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