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的新型社会资本建构:基于员工帮助计划视域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是新型城镇化进程人的城镇化亟待解决的战略难题。员工帮助计划通过其直接和间接功能,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家庭融入社区、个体融入企业、群体融入社会、子女融入学校,并依次提升其次级型社会资本、组织型社会资本和制度型社会资本,从而形成社区、企业、政府、市场与社会于一体的立体性支持网络,构建新生代农民工新型社会资本,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实现自己的"城市梦"。     

再组织化：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的联结与互动——基于对浙江省社区社会组织调研的思考

再组织化是在推进社会治理过程中,基层社会重新组织的过程,体现社会自治的发展方向和趋势。城市社区居民的再组织化,即在社区引导下居民自主、自愿形成各种组织的过程。浙江省社区社会组织参与治理揭示了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城市社区治理呈现出新特征,即社区社会组织蓬勃发展,丰富了居民社会生活,创新了社区互助服务模式,在参与公共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再组织化有利于促进基层社会的结构转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协调。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良性互动是通过自上而下的赋权机制、自下而上创新驱动机制和基层社会整合的社会资本机制来实现的,并具有协调可持续性。     

多中心治理视角下的劳务工社区融入——基于石岩街道塘头社区劳务工融入状况的调查与思考

劳务工是深圳城市建设的主体,推动劳务工融入城市、融入社区,对劳务工自身发展、深圳市的建设与发展以及社会公平正义的构建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选取深圳市产业大区宝安区石岩街道塘头社区为调查样本,从经济、社会生活和文化心理三个层面对劳务工在社区融入过程中的困境及原因进行了分析,探索了一条以"政府主导、社区实践、社会组织协同、劳务工及本地居民互动参与"的多中心治理路径,以期有效推动劳务工群体融入社区、融入城市,共享城市发展成果。     

城市基层政府与社区自治组织的良性互动关系

政府与社区的关系是城市社区自治的核心问题,基层政府与社区自治组织的良性互动,对于促进社区自治、提升社会微观管理效率有着重要的意义.应进一步理顺基层政府与社区自治组织的关系、创新社区管理体制、完善政治沟通制度等,构建城市基层政府与社区自治组织的良性互动关系.     

网格化社会管理及其非预期后果——以N市Q区为例

网格化管理是近年来我国基层政府自上而下主导推动的城市社会治理变革。它延长了治理链条、下沉并整合了治理资源,加强了基层政府与市场、社会组织的互动合作,构建了服务与管理并重的治理体系。一些地方还引入数字信息技术,提升了社会治理的精细化水平。但网格化管理运行过程中也出现了如下非预期后果。"技术化"治理强调治理形式可能偏离目标实质;"科层化"的组织结构增加了治理的复杂程度;治理的"行政化"制约了社区社会资本生成;"选择性执行"行为导致了治理目标的不完全实现;"目标导向"下存有治理手段运用不当的风险;"网格泛化"则模糊了多元治理主体间的边界、致其权责不清。避免网格化管理非预期后果负面效应的关键是要改变社会治理由政府主导并无限承担责任的体制特征,在基层形成政府、市场和社会良性互动、相互制衡、彼此增能的制度性权力关系。     

社会资本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

农民工社会资本积累的困境主要表现为私人关系型社会资本狭窄、组织型社会资本不足、制度型社会资本缺乏公正。农民工社会资本积累的困境阻碍了他们的城市融入。政府社会政策的支持、社会组织的介入、农民工主体作用的发挥是促进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社会资本措施。     

基于居民认同的我国当代城市社区建设模式选择

现代中国城市社区建设是政府以及多元主体的一种积极主动的建设过程,是社区本来应有的特征通过重建得以完善的过程.社区建设的宗旨是实现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增强居民之同的交往和互助交流,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现代中国城市社区普遍存在硬件设施不完善、社区管理服务功能弱化、居民参与不足、人际交往缺乏、政府行政化色彩浓厚、居民等靠要思想严重等同题.这就要构建一个完善的社区建设格局,使各职能部门的工作协调配合,理顺基层党组织、居民委员会、居民、自愿者组织、业委会和物业公司在社区治理中的关系,形成共同治理的现代城市社区建设模式.     

农民工生计资本与社会融合

由于农民工自身的生计资本缺乏,在可持续生计方面表现出明显的脆弱性,因此,在其融入城市的过程中困难重重.农民工生计资本是决定农民工生计质量的主要因素,包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研究农民工的生计资本与社会融合的关系,不仅顺应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潮流,而且对促进我国城市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实现农民工与城市社会的融合,需要农民工群体自身的相互协作,也需要农民工与城市居民、非政府组织和政府组织等多方行动者的共同努力.     

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与基层选举参与

基层选举参与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途径之一。农民工作为推进国家现代化与城镇化的重要力量，考察房产情况、邻里互动对农民工个体基层选举参与的影响，有助于理解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情况和政治参与水平。对CGSS2017调查数据的分析显示：房屋产权和居住面积对农民工基层选举参与有积极的影响；邻里互动作为社区社会资本的指标之一，亦可影响农民工的基层选举投票情况。因此，从政策层面看，若想提升农民工的基层选举参与，不仅应改善农民工的相关住房情况，政府还应该在社区资源整合分配方面，为农民工提供更多服务，使其在城市融入过程中积累社区社会网络，激发有序政治参与的热情。     

加入工会抑或成立自组织——关于农民工组织权的思考

当农民工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甚至是工人阶级的主要力量时,农民工组织权也开始提上议事日程.在中国向市场型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在政府没有有效制衡市场力量甚至与市场力量合作的情况下,"资强劳弱"的格局不可避免,而农民工组织权却是抵御这种力量的重要武器.这种组织权有两条演进路径:一是政府所主导的把农民工纳入工会,二是成立农民工自组织.把农民工纳入工会,存在着政府、工会、单位和农民工四者之间的博弈,既有组织性优势,又存在着制度性弱势.让农民工成立自组织,如何在可控和可为之间做好平衡,体现着政府的治理术.     

社会基础如何形塑城市基层自治——以小区自治为中心

我国城市社会结构正在高速转型,以国家力量和政府行政为主导的基层治理模式面临重大挑战。城市基层治理需要“找回社会”,推动基层自治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在社区自治陷入困境的背景下,以小区自治为形态的城市基层自治模式正在兴起,而在不同类型的小区中,居民自治的状况存在一定差异。小区自治的兴起和差异格局表明,公共事务需求、积极分子、社会规模、社会关联度是影响自治生成和运转的基础性因素,这些因素构成了城市基层自治的社会基础,形塑着自治的形态与特征。城市基层自治主要遵循“事—人—空间—关系”的逻辑结构展开,公共事务需求是触发自治的主要原因,以积极分子为主体的主导力量承担着自治的动员、组织和协调,自治单元的社会规模和社会关联始终制约着自治的运转,影响着自治的过程和效果。深入研究城市基层自治的中国经验,不仅有助于认识“自治”这一传统学术命题的内涵与前景,也有助于廓清和发掘基层治理的社会资源,开拓有效的基层治理现代化路径。     

现代化语境中城市社区治理转型之路

随着中国现代化快速发展和社会结构深刻转型,传统城市社区治理的弊端凸显,难以契合现代性之价值诉求,城市社区治理亟需现代转型。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开始孕育现代性元素,但高度集权管理体制、严重行政化倾向、社区权威空场、政府角色紊乱、居民参与意识失衡等仍然困扰着城市社区治理现代转型的根本完成。城市社区治理现代转型的现实困境,需要从构建多元化治理格局、建设高效互动社区组织体系、重塑现代社区权威、促进政府角色转型、培育社区居民公共精神等方面构建转型之路。     

青年农民工城市适应问题研究——以社会关系网络构建为视角

随着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介于城市市民与乡村农民之间的社会特殊群体"农民工"能否与城市居民进行良好的互动,融入到其所服务的城市中去,逐渐成为社会各界的研究热点.而青年农民工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必须对现阶段青年农民工城市适应的社会关系网络进行深入分析,以期对准确地把握和解决农民工问题提供一定的借鉴.     

关于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双边制度激励研究

农民工能否融入城市关乎城市化进程,在现有的制度体系之下农民工融入城市缓慢,推进城市化需要政府采取相应的公共政策。针对目前存在的政府关于农民工市民化负的制度激励问题,政府应树立以市场思维解决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的理念,立足于双边制度激励,设计对农民工的利益激励、成本激励以及对政府的规模激励、土地激励、治理激励的城市化政策,通过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公共物品供给制度三者联动改革,实现二者在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过程中的双赢。     

新农村建设中农村金融组织和谐共生机制研究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农村金融组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农村金融体系包括：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共生环境。当前农村金融体系发展中出现了不和谐,政策性金融机构定位不清,中国农业银行资金大量流入城市,农村信用社产权不清,内部治理结构不完善,农村金融市场效率低下,缺少正面激励的共同环境,农村金融生态失衡。建立农村金融体系共生的模型,要从强化共生单元、完善共生模式及加强共生环境建设等方面构建我国农村金融和谐共生体系的制度安排。     

我国社会组织的“良性互动”发展模式研究

中共十六大以来,党和政府逐步认识到发展社会组织是破解我国社会建设困境的基本思路。在政府主导社会管理的背景下,学者们提出了我国社会组织的"良性互动"发展模式,以实现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共生共强"。这种模式既在我国的"后发外生型"现代化过程中具有学理和现实的可能性,又对构建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互补合作关系具有必要性。只有根据社会组织和政府的运行特点,构建促进双方"良性互动"的耦合机制、运行机制、保障机制,才能为社会组织的发展营造宽松的空间,从而推动我国的社会建设。     

网格化管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体制的运行逻辑与实践特征——基于N市Q区的个案研究

近年来兴起的网格化管理完善和优化了我国以社区制为核心的城市社会治理体制,同时也影响了城市基层的政治社会结构,形塑了秩序整合过程中国家与社会和市场间的关系及其制度与组织表现形式。它通过划分网格重构了基层社会治理单元,下沉党政资源的同时激发了社会和市场资源。网格化管理构建起了一种刚性与弹性并济的目标责任制,并通过考核评定来保障其有效实施。此外,网格化管理还创新了基层党政组织的运作方式,增强了党政系统对社会利益诉求的回应与满足,从而有利于秩序稳定。但网格化管理也表现出了"科层化"倾向和"压力型体制"的特征,导致了国家的"内部分化"以及国家与基层社会联结的"非均衡性"与"不稳定性"。这使基层政府无限承担了社会治理责任,却降低了行政管理效率,同时制造了城市基层治理体制内在的结构性紧张。     

城市社区治理及发展走向

城市社区治理是促进我国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课题。当前,城市社区治理在主体的权责、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社区自治的居民基础等方面,存在着社区治理主体单一、社区居民委员会角色错位、社会中介组织管理工作困难、社区居民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不够等问题。应对这些问题,可以在培育多元化社区治理主体、构建多元互动的网络型政府权力运作方式、为居民参与提供制度保障、促进社区治理的制度创新等方面取得突破,使创新的社区治理模式成为促进城市和谐发展的重要因素。     

我国城市社区居民自治单元重构——兼对“自治单元下沉”论的反思

城市社区居民自治是基层民主建设的重点之一,新时代的居民自治面临自治单元转换和重构的议题.社区作为自治单元的传统做法难以有效开展自治,自治单元下沉不一定能够实现自治,还面临着与法律制度的冲突.以社区社团为自治单元,一方面能够酝酿社会资本,再造公共空间,促进居民组织化参与,使居民自我行动起来;另一方面构建政府、社区居委会和社区社团的法团主义模式,三者相互支持,可以在现行法律和制度框架内实现自治与行政的耦合.这一变革构建了网络化、扁平化的自治结构,既具有现代化的自治导向,又可以维系国家在基层的权威.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对城市基层社会组织的重构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对城市社会组织化调控的需要,展开了对城市基层社会组织的重构工作.中国共产党针对不同的城市基层社会组织采取了不同的方法加以改造:彻底否定了保甲制度,依据实际情况建立了独具特色的街道办事处;改进了居民自主管理组织,成立了居民委员会;并对社会团体加以彻底改造.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逐步建构了工会、青年团和妇联等群众组织,将党和国家的力量进一步渗透和延伸到基层的各个角落,进一步完成了对城市基层社会的组织化调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