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减贫时代中国老年多维贫困的测度

利用2013年和2018年中国居民收入分配课题组(C H IP)数据,通过构建老年多维贫困指标,测度我国老年多维贫困状况及其动态变化,并分析各类型转移性收入的多维减贫效应.结果发现,2013—2018年间,全国、城镇和农村老年多维贫困状况得到显著改善,贫困发生率分别下降13％、5％、8％,贫困程度分别下降11.6％、2.3％、5.3％.但在考虑收入相对贫困和健康贫困下,农村老年单维贫困状况趋于严重.其中,收入相对贫困和健康贫困对老年多维贫困的贡献率呈现上升趋势,住房设施贫困贡献率下降.养老金对缓解全国和城镇老年多维贫困的作用最为显著,子女赡养等私人转移性收入对缓解农村老年贫困作用较大.基于此,我国应着重发挥政府转移性收入的再分配效应,与家庭养老相结合,并进一步完善医疗保障体系,共同提高老年群体的收入水平和可行能力.     

基于房价收入比计算的农村人口分化研究

运用文献法和归纳法,梳理国内学者研究城镇房价收入比和城镇居民基于住房的分层后,可发现国内学者从农村房价收入比和从住房角度研究农民分化很少。计算农村低收入、中等偏下收入、中等收入、中等偏上收入和高收入5个收入组的房价收入比,估算5个组别家庭现实中自建房需要的大略时间,然后将农村高收入组别家庭收入与城镇的中等收入组别家庭收入做比较,可判断高收入组别家庭在城镇购房的可行性。基于农村适婚年龄和低收入户的建房时间比较可判别农村低收入家庭实现自建房的可行性。基于上述判别,将农民分成主要家庭成员在城镇购房居住阶层、在农村建新房居住阶层、放弃在农村建新房居住阶层3个群体。得出结论:农村人口分化的根本原因是收入的分化;3个阶层的选择体现出农村中以"小"为中心的文化氛围;优质资源单向由农村流向城镇,造成恶性循环,不利于农村和全国整体经济的长久发展;放弃建房人口在住房分化中向上通道基本闭塞。     

共同富裕目标下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实现路径 ———基于生计多样化视角分析

生计多样化是农户分散风险冲击、增加家庭收入的重要生计手段,有助于提高 底层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助力农户脱贫增收.但生计多样化能否缩小不同收入群体之间 的收入差距,取决于现实中生计多样化对农户整体收入分配的影响.基于全国性家庭调查 数据,采用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回归方法,实证分析了生计多样化对农村家庭收入不平等的影 响.研究发现:生计多样化具有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能够有效缓解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 具体地,多样化生计活动突出表现为“益贫性”的特点,在缩小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差距、扩大 中等收入群体方面作用显著.基于收入结构的不平等分解结果显示,务工收入对家庭总收 入不平等的贡献最大,务工收入的增长有助于改善总收入不平等状况.特别地,对于生计多 样型农户,务工收入增加１％,总收入不平等会减少４％.此外,分区域分析发现,生计多样 化能够明显改善中西部地区农村家庭收入不平等,但对东部地区影响不显著.由此认为在 低收入的农村地区应提倡生计多样化,以有效推动相对贫困治理、促进相对低收入群体加快 迈入中等收入群体.     

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流动的动态演化

运用收入转换矩阵和惯性率指标,文章对1989～2009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流动的动态演化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转轨时期,我国居民收入的相对地位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大部分居民的经济地位存在改善机会。收入流动整体表现出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趋势;高收入和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位置呈现固化趋势,中等收入阶层的收入地位比较脆弱;农村居民收入流动性总体状况优于城市,农村的顶层缺乏流动,而城市的顶层和底层都较缺乏流动。改革现有分配制度,打破高收入群体的固化状态、以教育投资促进低收入群体改善收入地位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数量应是我国未来社会政策的主要方向。     

“非收入”多维贫困的识别与影响因素探析——基于CLASS数据对农村老年妇女样本的考察

文章基于AF贫困测量法,结合2016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数据,从"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安""老有所乐"四个维度出发,将各维度对应指标均匹配到国家关于老年人或妇女的政策和法律法规依据,识别出我国农村老年妇女在非收入层面的多维贫困现状——医疗服务不足、卫生条件简陋、互联网生活匮乏是当前我国农村老年妇女面临的三大生活困境;量化分析收入贫困与文章定义的非收入多维贫困的关系,从个体、家庭、地区层面找出影响农村老年妇女的致贫因素——年龄、学历等个人因素和区域因素明显影响着多维贫困的发生,收入、家庭成员等变量与老年妇女晚年是否陷入非收入多维贫困也存在着必然联系。     

宏观调控:收入分配的均衡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长期保持了快速发展的局面,人民收入水平大幅提高,但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所有制和行业之间的相对收入差距也在扩大.解决收入差距问题需要从多方面入手,从政府的角度看,就是要加强宏观调控,弥补市场经济的缺陷,从分配起点、分配过程和分配结果三方面共同用力.     

居民收入、受教育程度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满意度的影响——基于201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对中国居民收入、受教育程度与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居民收入和受教育程度是影响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满意度的重要因素。其中,绝对收入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并与之呈倒"U"型关系,相对收入与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满意度之间呈不显著的负相关;受教育程度与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满意度之间呈稳定的正相关关系,且受教育程度对收入与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满意度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这些结论对政府工作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沈阳市铁西区低收入家庭生活状况分析及改善对策

为了解低收入家庭的生活状况,沈阳市铁西区民政局于2006年3—6月间开展了一次规模较大的、以"低收入家庭"为对象的社会调查。根据调查的数据,从低收入家庭的收入结构、户别结构、住房结构、主要收入来源、年支出构成等十个方面研究了低收入家庭的基本生活状况,分析了他们致贫的原因,如无稳定收入、子女就学压力大、医疗性支出较大等。为改善低收入家庭的生活状况,应采用"全方位、专项梯度救助和救助主体多元化"的社会救助政策,具体包括开展全方位培训、创造创业机会、实施专项梯度救助、扩大保险的覆盖面、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等。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保障低收入群体的财产性收入

保障低收入群体的财产性收入,有助于改善城市低收入群体生活贫困的状况,扩宽城市低收入群体的就业途径和方式,调整城市低收入群体的收入结构和消费模式。当前我国低收入群体财产性收入增长的不均衡性日益凸显,财产性收入比重依然较低,收入结构性矛盾突出,低收入群体的理财知识缺乏,投资风险意识薄弱。鉴于此,要加大风险教育,提高低收入群体才投资的风险意识;进一步完善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保障体系,创造条件增加低收入群体的财产存量;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体系,创造条件保护低收入群体的财产性收入;积极拓展低收入群体财产性收入渠道,创造条件增加低收入群体的财产性收入。     

家庭收入结构与财富分布:基于中国居民家庭微观调查的实证分析

现阶段对家庭收入结构的研究主要关注财产性收入的水平和占比,这一指标体现了家庭对资本市场的利用程度.通过对中国居民家庭微观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我们发现,财富较高的家庭拥有的狭义和广义财产性收入都显著地高于财富较低的家庭,并且这种正向影响在财产性收入较高的家庭更大.这一结论表明财富较高的家庭更能够地从资本市场上获利,这可能是财富分布日益集中的原因之一.政府应该通过合理的措施鼓励低财富的家庭更好地利用市场获得财产性收入,改善家庭收入结构,促进经济的良性循环.     

论粮食价格波动对城镇居民的福利影响

粮食价格是百价之基,其波动对居民的经济福利会产生影响。运用中国1995～2010年相关时间序列数据,采用AIDS需求系统模型估计城镇居民粮食消费的收入弹性和自价格弹性,借鉴Minor＆Goletti福利效应模型,测度了粮食价格波动对城镇居民不同收入组的福利效应,粮食价格下跌10％,城镇居民低、中、高收入组的福利平均变动分别为0．52％、0．32％和0．19％。而粮食价格上涨10％,城镇居民低、中、高收入组的福利平均变动分别为一0．14％、一0．74％和一0．4％。基本结论是：粮价上涨,城镇居民福利损失,粮价下降,城镇居民福利改善。由于粮食需求收入弹性随收入等级增加而逐渐降低,粮食自价格弹性随收入增加由缺乏弹性变为富有弹性,粮价波动对低收入人群的福利影响大于中、高收入人群。因此,政府应更加关注粮价波动对低收入人群的福利影响,通过完善价格补贴制度等措施保障低收入人群生活质量水平。     

通货膨胀与中国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研究——基于17个省份收入分组数据

为了检验通货膨胀对我国不同收入水平城镇居民影响的结构效应,基于中国1995-2012年17个省份城镇居民收入分组数据,构建了均衡模型论证通货膨胀对不同收入水平居民总收入和分项收入的影响机理,采用动态GMM方法检验了通货膨胀对不同收入水平城镇居民收入份额影响,进而分析其对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结果表明:除最高收入水平城镇居民外,通货膨胀降低了其他各收入水平组的当期收入份额,从而加剧了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中低收入组城镇居民工资性收入份额对通货膨胀没有调整应对能力;通货膨胀却极大地提升了低收入组、中等收入组和中等偏上收入组的经营净收入份额,降低了高收入组和最高收入组的经营净收入份额,从而缓解了城镇居民经营净收入的差距;高收入组城镇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从通货膨胀中受益最多;通货膨胀有利于转移性收入“正向分配”效应的实现.     

经济增长的收入“门槛”效应及其阶段特征——兼评“中等收入陷阱”之说

经济增长的收入"门槛"主要集中于低收入阶段到中等收入阶段,即世界银行所划分的标准中1005美元前后。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人均GDP4000-6000美元容易成为部分国家向上攀升的一个"门槛"。但是,经济增长的"门槛"更容易在低收入阶段出现,除少数国家外,许多中等收入国家难以跨入高收入阶段是因为经历太长的低收入阶段,或者说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时间太晚。从学理上看,增长"陷阱"与中等收入阶段并无内在联系,中等收入更不是"陷阱"的原因。"中等收入陷阱"之说得不到普遍性事实的验证,更不是一个经济发展规律。     

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演变趋势考察——基于不平等和两极分化的分析

控制收入分配差距、调整收入分配格局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主要目标。根据城镇居民收入分配数据,在对收入分配极化测度和估算方法进行介绍的基础上,从收入流动性角度分析了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的演变趋势。结果表明,1995-2008年间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指数不断扩大,但是,由于这一过程中低收入群体所占收入比例下降,中、高收入群体所占收入比例上升,收入分配并未表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趋势。然而,不断扩大的两极分化指数仍表明,政府不仅需要关注如何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还需防范居民收入差距的拉大。     

陕南生态移民政策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研究

利用农户收入函数模型对陕西省安康市256户家庭的调研数据进行分析,分别从农户的资本要素、经营结构与地理因素三方面研究了移民政策下农户的收入情况。通过分位数回归分析法得出结论:资产要素禀赋方面,物质资产与农户收入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人力资本对高收入水平家庭起显著正作用,社会资本对低收入家庭作用较明显;农户的经营结构方面,通过减少农业劳动时间比例和增加外出打工时间能够提高农户收入;地理因素方面,距离城镇远近对农户家庭收入作用不明显。研究最后得出了移民政策对农户的收入起到正的作用的结论。     

农地流转缩小农户收入差距了吗? ——基于CFPS的微观证据

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Logit模型和倾向值得分匹配法,探讨农地流转以及不同农地流转行为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①对比农地流转前后农户收入的基尼系数可知,整体上农地流转拉大了农户收入差距;②考虑不同农地流转行为,农地转出拉大了农户收入差距,相反农地转入缩小了农户收入差距;③农地流转对农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具体表现为我国中部地区、东北地区的农地转入行为和西部地区的农地转出行为将缩小农户收入差距.进一步分析,农地流转具有显著的收入效应,农地转出的收入效应比农地转入的收入效应更为显著,另外通过工具变量法估计结果发现,忽略内生性问题将导致系数被低估.基于此,面对"效率"与"公平"的权衡,在"三权分置"制度安排下,建议全面推进土地流转以实现农地的适度规模化经营,发挥好政府在收入分配上的调节作用,注重提升低收入群体的非农就业竞争力,以缩小我国农户之间的收入差距.     

中国中等收入阶层比例变化及扩大措施

以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有利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向消费驱动型转变为理论背景,首先梳理和计算了国内外定义下的中国中等收入阶层比例变化,发现中等收入阶层的比例大小和变化方向随定义的不同而不同。绝对收入定义下的中等收入阶层的比例一般上升,相对收入定义下的中等收入阶层比例有可能下降,恩格尔系数和基尼系数可作为收入法定义的补充。目前城镇中等收入阶层的比例不足50%,全国和农村的比例更低。然后基于收入拟合方法下的中国收入分布变迁情况得出中等收入阶层比例较低的原因是收入逐渐集中于高收入阶层,最后从收入来源角度提出了降低对中高收入群体转移支付、提高对低收入群体转移支付以及进一步提高低收入者经营净收入等措施以扩大中等收入阶层。     

超时工作会挤出居民家庭消费吗？

以往研究主要关注收入约束对消费的影响,忽视了时间的稀缺性也会影响消费。本文考虑消费的耗时性,将时间约束引入个体效用最大化模型,由理论推导提出工作时间与消费之间关系的理论假说。进一步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实证研究工作时间对居民家庭消费的边际影响。结果发现,工作时间与消费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当工作时间较少时,工作时间增加能够通过收入效应机制增加消费,而当工作时间较长时,超时工作挤占消费时间从而显著挤出家庭消费;相比于低收入、非富裕家庭,超时工作对高收入、富裕家庭的消费挤出作用更明显;超时工作显著影响居民家庭的消费结构,对家庭在交通和文娱两类时间密集型消费上有显著的挤出作用。进一步分组回归表明,超时工作显著挤出了抚养比低的家庭、城镇家庭、青年家庭和老年家庭的消费支出。本研究对激活家庭消费、推动家庭消费升级进而扩大内需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适度性研究——以陕西省为例

采用因子分析法从收入差距、经济增长、资源配置效率、社会公平与稳定四个方面构建收入分配差距适度性的评价指标体系,选取陕西省2004-2013年相关数据,利用排序偏差法对收入分配差距的适度性进行评价.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随着经济的增长而逐渐扩大并呈上升趋势,虽然整体上收入分配差距处于可接受的范围,但在资源配置效率、社会公平与稳定等方面却呈现出了较大的偏差值和变化幅度,启示政府对影响社会公平与稳定的相关因素应高度重视.基于此,建议充分利用市场机制促进资源流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大力促进三大产业资源整合,增加产业链附加值.有效改善教育环境,提高低收入人群就业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