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乡贤祭祀中的“公论”——以陈亮的“罢而复祀”为中心

“公论”贯穿于明代乡贤祭祀之中,并影响着乡贤的去取.儒学师生、地方士人作为“推贤”主体,以“公论”为乡贤去取的依据.乡贤去取中,“公论”还包含着对入祀者“贤”的评定标准,也即“崇理学、树名节、扶植教化、羽翼正道”.正嘉时期,王湛之学的传播,程朱理学的独尊地位动摇,王湛“实学”兴起又使浙东“求实致用”的传统得以复苏,“崇理学”的祀法原则被士人以“公论”的名义重新厘定.“公论”的变化表明,明代士人试图突破“祀法”,即程朱理学的“一律”解读,以使乡贤崇祀真正起到轨范乡里的作用.     

船山崇祀与近代湖湘地方文化建构

近代湖湘文化的崛起是与湘人有意识建构地方文化的努力分不开的.王夫之作为可资利用的地方先贤和学术偶像,受到湘人的极大关注与推崇,通过刊印遗书、讲求船山学说,崇祀为地方偶像,并最终将其列入文庙祀典,船山思想内涵得以光大,并作为地方文化建构的有利质素,逐渐融入湖湘文化精神中,成为区域文化的一部分.船山崇祀作为地域社会建构自身文化体系和象征系统的一种话语,极大地促成了湖湘文化在近代的辉煌和成功.     

论历代的诸葛亮崇祀——以官方崇祀为中心

诸葛亮的崇祀活动始自蜀汉政权时期,诸葛亮生前其功绩已被各方传扬,身后千年,崇祀地位同样被不断抬高。经魏晋南北朝的初步发展,诸葛亮崇祀在唐代得到士人和武将的极大推动。两宋之交,诸葛亮崇祀再获新生。明清时期,伴随着《三国演义》的广泛传播,诸葛亮崇祀活动进一步得以扩展。     

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的商人会馆

会馆是客居外地的同乡人在寄居地创建的一种用于联乡谊、祀鬼神的特殊社会组织。明清运河区域商人会馆是当时商业繁荣的重要标志之一。本文以聊城山陕会馆为典型案例,对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的商人会馆分布和文化内涵做了初步探析,指出明清商人会馆所具有的浓郁的文人气、厚重的江湖气和世俗的商人气,是封建社会母体中新的社会力量崛起、新的价值观念产生、新的商业文明显现的具体反映。     

正祀与杂祀：明清运河区域的民间信仰研究——以张秋镇为中心的历史人类学考察

张秋镇是明清时期京杭运河上的重要市镇,也是区域社会的信仰中心.在其空间范围内,既有被纳入国家祀典的城隍、关公、显惠等信仰,又有被称为杂祀的任疯子信仰.通过对国家所倡导的礼制意义上的正祀以及无关祀典的"杂祀"的对比性研究,可以揭示民间信仰本身自我完善的能力以及信仰群的力量,探讨运河区域中各类人群的共谋关系以及地方社会与国家权威之间的离合与共融.     

民族旅游场域中新乡贤的成长路径与社区角色研究

乡村旅游发展推动了乡村社会关系的转变,创造了新乡贤培育的时代舞台。民族旅游场域培育出了多元化的乡贤结构,其中新乡贤可分为本土乡民类的"守土"乡贤、"返土"乡贤,以及旅游移民类的"外来"乡贤和"外籍"乡贤。尽管旅游新乡贤群体内部异质性较高,但持有不同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的个体都实现了向综合精英型乡贤的多级跳跃及角色转换。新乡贤在民族旅游社区中扮演着文化传承者、创业示范者、社区融合者和文化传播者等多重角色。同时,多元社区角色间存在着一定的共性: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利用是旅游新乡贤的基本实践;经济能人是他们的成长基底;文化代理人的公益性与经济能人的代表性打开了新乡贤与政府沟通交流的渠道,承袭了传统社会"国家-士绅-民众"中的中介角色,践行了新时代背景下"双轨制"的乡村治理道路。     

地方认知与国家意志的互动:明代以降乡贤推举和祭祀研究

历史上的乡贤对地方贡献很大,是地方认知的代表.通过入祀乡贤祠的推举和核准过程,国家将这种地方认知归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对乡贤的祭祀和宣扬,国家又将国家意志以地方认知的形式表达出来,使国家意志得以普遍宣扬、传播,实现了国家意志向民间的渗透,达到了地方认知与国家意志的良好互动.申报的过程是对乡贤美化的过程;入祠祭祀的过程,是对乡贤神化的过程.乡贤不但为地方留下了一笔可贵的精神文化遗产,也是地方官员与当地士绅融洽的纽带.     

乡贤与地方教育

乡贤是在乡村社会治理和建设中产生的一个特殊群体。在乡村建设中,教育是乡贤们着力建设的内容之一。资阳市雁江区,代有才人。在近代历史上,不乏兴教办学的乡贤。本文以现当代地方志中"人物志"所载的陈光倵、李光基、江书祥、杨太常、杨方毓等典型乡贤为例,分析论证他们对近代雁江地方教育做出的多种贡献,并简单论述乡贤文化与地方教育之间的关系。     

金湖县:“1+4”新乡贤工作模式 激活海内外乡贤动能

正近年来,金湖县委统战部积极探索"1+4"新乡贤工作模式,不断凝聚海内外同胞乡贤力量,以乡愁为纽带,唤起海外侨胞的故土情结,联结海内外游子,集结各个领域的在外精英,投资或投身于家乡建设,重塑乡贤文化,培育乡村建设核心力量,让乡贤文化根植乡土、让乡贤事迹垂范乡里、让乡贤力量造福乡邻。"1"即实施乡贤凝聚工程,引导有条件的乡镇建立乡贤堂3个,通过弘扬乡贤文化,评乡贤、学乡贤、用乡贤,讲好乡贤故事,推动海内外乡贤在农村社会中的价值引领、道德教化、文化传承、促进发展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新乡贤是传统乡贤的现代回归吗？——基于新乡贤与传统乡贤治村的比较分析

乡贤治村,既可以看作是中国传统时期乡村治理历史演进的缩影,又在现代乡村治理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现阶段党和国家也高度重视和支持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通过对新乡贤与传统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多维比较分析发现,两者在治村的诸多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在治村背景方面,传统乡贤以“双轨政治”为时代背景,而“协同共治”是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突出特点;在择取条件方面,传统乡贤功名与贤德共重,现代社会的新乡贤则弱化功名,更加注重贤德以及治村能力;在组织基础方面,传统乡贤主要依靠传统乡村社会中自发形成的自治组织进行乡村治理,新乡贤则主要通过乡贤理事会、乡贤参事会等参事议事机构参与乡村治理;在角色定位方面,传统乡贤是封建社会乡村治理的“主导者”,新乡贤则是现代社会乡村治理的“协同者”;在治村功能方面,传统乡贤衔接国家与乡村社会,并争取乡村社会处于无讼状态,新乡贤则以引领乡风文明作为首要功能;在治村方式方面,传统乡贤以礼治为本,形成“礼治秩序”,新乡贤坚持德治为先,并积极嵌入村民自治和乡村法治。因此,新乡贤对比传统乡贤在多个结构要素上发生了质的变化,绝不是传统乡贤的现代回归。在国家政策大力支持下,新乡贤在乡村振兴战略中促进治理有效大有可为。     

文化传承与社会变迁--湘西白帝天王信仰的渊源流变

白帝天王曾经是湘西社会众多神灵信仰中较为典型的一种①,为苗、土家和汉等族人民所崇祀。有关神明来历的传说纷繁复杂,从明清方志资料记载以及民间神话传说来分析,白帝天王信仰是湘西社会对宋以来凸现的新的社会力量的敬畏,同时又与白虎廪君崇拜有着某种潜在的文化传承。     

新时代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逻辑理路及文化向度

乡贤治村在中国国家治理中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基础,其浓厚的乡土情怀和丰富的文化资源为新乡贤入场乡村治理提供了内生性依据。在经历传统乡贤与乡土文化的深度互嵌以及近代乡贤与乡村社会的多维脱嵌后,新乡贤现已发展成为贯彻落实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力量。新乡贤在乡村治理实践中汲取了传统乡贤治村的丰富经验和卓越智慧,并结合新时代乡村的发展现实,深入挖掘乡土新文化、嵌入治理新因子的逻辑理路,为乡村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了振兴范式。在乡村文化振兴视域下,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耦合逻辑不仅能够拓展乡村文化发展空间,淬炼乡村文化特色品牌,而且可以通过文化治理的“软”手段,激发乡村主体的内生发展动力,助力乡村文化的全面振兴。     

闽西客家的真仙信仰与祖先崇拜:清流大丰山的象征意义

欧阳真仙信仰是闽西社会重要的文化资源,一些学者对明清时期闽西家族士大夫如何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利用当地道教大丰山的象征性资源整合家族和控制地方社会等问题做了探索研究。认为地域社会实践宗法伦理庶民化的过程,是闽西家族士大夫对地方道教文化传统、民间话语、士大夫权威等资源的有效综合利用的长期复杂过程。     

论明清时期淮河流域的治水信仰

明清时期淮河流域的治水信仰产生于频繁的治黄、治运、治淮实践活动,有缅怀型、敬畏型、厌胜型三种类型。缅怀型治水信仰的崇祀对象是现实存在的生前治水有功之人,是传统社会崇贤祭祀的重要组成部分。敬畏型治水信仰最显著的特征是祭祀对象的神格化。与缅怀型、敬畏型两种治水信仰不同的是,厌胜型治水信仰并没有特定的祭祀对象,而是通过设置镇水器物以镇水患。明清时期淮河流域治水信仰的多样化、类型化和系统化发展,呈现的不仅仅是一种宗教现象,它反映的是淮河流域各地官府和民间社会持续进行治水活动的一个变动过程,是人文减灾的重要内容。     

正统文化与民间文化的互动:明清士绅关于泰山碧霞元君信仰的不同态度分析

泰山碧霞元君信仰产生于女神勃兴的宋代,大约明初开始经历一个民间化、世俗化的过程,明中期以后碧霞元君信仰在山东地区逐渐普及,并且取代东岳大帝成为泰山正神。明清士绅对于碧霞元君信仰的态度主要有三种,一种持反对态度,把碧霞元君信仰定格为"淫祀",不符合儒家的礼治秩序;一种持赞成态度,认为碧霞元君信仰属于国家祀典,是国家神道设教的重要构成部分;还有一种中间态度,他们超越碧霞元君信仰"淫祀"、"正祀"之争,直指信仰的现实。明清士绅关于泰山碧霞元君信仰的不同态度,反映了他们对于地方社会道德秩序的关注,同时希望用官方正统文化去改造民间文化,泰山碧霞元君信仰的历史演进正反映着正统文化与民间文化的矛盾、冲突与调和。     

挖掘乡贤文化 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感

挖掘乡贤文化,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感,需要做到以下几点:寻根铸魂,挖掘古代乡贤文化资源;褒扬善举,打造本土新乡贤;立榜建园,推动乡贤文化的深根厚植;建制搭台,利用新乡贤创建和谐社会;政策扶持,激发新乡贤反哺家乡的积极性;推进村级国学民居画廊及主题公园建设,打造乡贤文化墙、文化园;开展文艺传唱乡贤活动,宣传新乡贤优秀代表事迹。     

论清前期贵州社会教育的主要内容

社会教育有助于人们形成基本一致的价值取向,有利于社会的安定。清前期贵州社会教育主要包括乡约、乡饮酒礼、崇祀名宦乡贤、旌表节孝义行、优老慈幼等内容,从中可见仪式在将外在规范内化为道德修养时是有一定功能的。     

明清绘画市场化与徽商

明清绘画艺术大规模的市场化虽然取决于多方面因素,但经济的发展是其形成的必要条件.徽商作为明清经济的重要构成力量,在绘画艺术大规模市场化的进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通过分析明清时期绘画市场和经济状况、当时社会对艺术商品化和市场的认知,以及徽商雄厚资本积累及其"贾而好儒"的文化共性等,可以厘清明清绘画艺术市场化的形成与徽商间的密切关系.     

媒体叙事中的新乡贤文化建构研究

[提要]近年来主流媒体以新乡贤为主题的新闻报道,主要塑造了致富能人返村主政、工商精英投资故乡、贤能村民参理村务等类型的新乡贤形象。媒体对新乡贤的议题设置,从彰显民间自发的公益慈善行为开始,自2014年后转向突出地方政府的新乡贤组织活动,围绕着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的政绩目标,将规章制度、组织管理与伦理实践对接联系起来,内嵌的政策导向、理论话语日益提升和丰富,从而把历史记忆中的以社会伦理为核心的传统乡贤文化,建构成地方政府组织化的具有榜样示范效应的新乡贤文化。针对新乡贤组织推广活动中的标签化、形式化等行政弊端,新乡贤文化建构应循名责实,回归文化逻辑,逐步构筑有现代价值共识、制度保障、文明成风的新乡贤文化形态。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农村新乡贤文化的重塑——基于广西百色市那坡县百都乡的调查

新乡贤文化蕴含的乡贤精神和乡土情怀具有感化、感召和凝心聚力作用,是乡村振兴的内驱力。文章基于广西百色市那坡县百都乡8个村的新乡贤文化调查,运用聚类分析法解析了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民族地区农村新乡贤文化的新内涵,在此基础上提出以基层党组织为主阵地、以乡贤观念文化为基础、以乡土乡愁记忆为牵引重塑农村新乡贤文化的路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