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网约车平台经营者集中现象的反垄断规制——以中俄Uber并购案为分析视角

作为互联网新兴领域,网约车平台经营者集中现象为反垄断工作带来巨大挑战。对于2016年8月滴滴Uber合并案中合并后的滴滴是否构成垄断并采取反垄断措施,社会与学术界争论颇多。文章通过域外判例借鉴及法律分析,结合互联网平台行业发展的特有规律,得出本案的竞争市场应界定为网约车市场、滴滴平台占据市场支配地位,尚未产生排除、限制竞争效果,因此目前无需采取反垄断制裁的结论;同时针对我国网约车平台市场竞争态势,对未来网约车平台垄断行为规制提出完善建议:应当对我国网约车平台采取包容审慎的反垄断规制态度,既要考虑网络特点,又要实现对国内企业的有效保护;并从发挥大数据优势、合理降低准入门槛、建立创新鼓励模式三个角度入手提出具体的规制建议,以期为我国互联网平台经营者集中这一现象的反垄断分析提供新的思路。     

产融结合之经营者集中的反垄断法分析

伴随着产融跨业经营和金融混业经营在世界范围的卷土重来,产融结合渐成主流趋势.在政府和市场双重偏好下,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具有更多的进行相互联合的动因和便利,故产融结合容易导致经济力过度集中,形成市场垄断势力和在现实中滥用市场优势,导致市场机制失灵,生产技术停滞,封闭特定市场,损害消费者,垄断势力传导和金融风险累积和传递等系列弊害.因此,需要在金融监管之外加强反垄断规制.     

产融结合之经营者集中的反垄断法分析

伴随着产融跨业经营和金融混业经营在世界范围的卷土重来,产融结合渐成主流趋势。在政府和市场双重偏好下,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具有更多的进行相互联合的动因和便利,故产融结合容易导致经济力过度集中,形成市场垄断势力和在现实中滥用市场优势,导致市场机制失灵,生产技术停滞,封闭特定市场,损害消费者,垄断势力传导和金融风险累积和传递等系列弊害。因此,需要在金融监管之外加强反垄断规制。     

论我国经营者集中审查制度的缺陷与完善

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是从时间、空间二重维度规范审查机构及经营者行为的制度安排.欧美申报程序规定大体一致,都采用了申报前的磋商沟通机制,且注重程序的公开;申报内容规定简单明确,但美国规定更细.欧美都注重对当事人辩护权的保护,欧共体执法机构更有权威性和强制性,美国更注重执法机构与当事人负担的平衡,欧美审限规定具体明确,是成本与效率的有效结合.我国应当扩大公开对象范围和事项,完善行政听证程序并规定当事人的辩护权,缩减审查可延长的期限并合理规定期限的中止.     

论我国《反垄断法》上的经营者集中

经营者集中与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是反垄断法所针对的三大类垄断行为,它与企业合并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导致法律人格的变化,而前者因市场经济力量的集中对市场竞争产生威胁;我国经营者集中的实体控制标准采钠了德国的市场份额标准,但美国的市场集中度标准仍有用武之地;我国关于经营者集中的豁免事由虽有规定,但过于原则和抽象,应该具体化,以改善其可操作性不强的缺陷.     

互联网平台经营者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基于平台数据竞争的反思

互联网平台经营者市场支配地位的根本特征表现为网络效应、锁定效应引起的转换成本的大小.从数据与网络相辅相成关系的角度,可以得出用户等数据量应成为判断平台经营者市场支配地位要素的结论.同时,互联网平台型产业中双边市场条件下的用户竞争策略,使得平台经营者可以利用杠杆传导市场力量,因此,判定其市场支配地位应考虑关联市场的市场力量.     

数据驱动型经营者集中的反垄断审查制度研究

数据驱动型经营者集中具有双重效应,正面效应契合了反垄断法的立法精神,而垄断必要数据、减损消费者福利及阻滞创新等负面效应则违反了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需要通过反垄断法予以规制。对数据驱动型经营者集中进行反垄断审查时,存在审查范围过窄、相关市场难以划定、救济措施欠佳限制了审查决定的作出等困境。有鉴于数据驱动型经营者集中的特殊性,应当增加交易额标准以扩大审查范围,采取符合数据驱动型企业特性的相关市场界定方法,并改进执法机构的反垄断审查工作重点。     

互联网双边市场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之困境

滴滴、优步的合并是否应当主动申报,引发了大家关于互联网双边市场及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思考,从中我们可以窥见,我国现有的单一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在复杂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似乎并不能适用于所有的产业。本文提出借由对互联网双边市场的讨论,提出经营者申报标准细化、申报标准即时修正,引入行业系数标准、扩大经营者主动申报范围等完善路径。     

互联网平台的自我规制及其再规制

互联网平台凭借对互联网关键基础设施的高度垄断,形成了巨大规模效应、网络效应和信息生产影响力。准确认知互联网平台自我规制的独特优势和价值,深入探究对互联网规制进行再规制的意义和路径,通过规制机制优化、规制策略优化、规制责任强化,实现互联网平台自我规制与政府规制的互补、互嵌和互动,以更小的成本实现更高的规制效益,对于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建立健全互联网综合治理体系、营造健康有序的网络空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经营者集中结构性救济与行为性救济的效率探析

现在各国对经营者集中采取原则准许、例外禁止的做法。经营者集中救济措施基本分为结构性救济措施和行为性救济措施,在面对救济措施的选取时,集中救济措施的效率应是执法者首当考虑的重要因素。目前,学界对二者的效率看法不一,结合二者的博弈力量,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分析,可以得出行为性救济措施更有效率的结论。     

论互联网医疗第三方平台的风险及应对

随着国家倡导的“互联网+”计划的发展,医疗行业应声而入,不断转变模式,出现了各种互联网医疗平台。其中最为成熟的互联网医疗第三方平台,不仅具有一般第三方平台所带来的风险,还存在咨询类平台易泛滥、以咨询之名行诊疗之实、风险的不确定性更高以及被利益俘获的风险。平台的服务是关涉健康的信用品、服务具有高度的人身依附性、医生职业水准的不确定性以及患者更易丧失理性等特征是造成这些风险的成因。为消解平台的这些风险,需完善立法,明确平台的准入标准以及咨询与诊疗的界限;引入负面清单制度,实现对互联网医疗服务范围的限制;落实社会共治理念,赋予平台监管的“权力”,发挥技术监管的优势;明确第三方平台的法律责任,最终实现对互联网医疗第三方平台的包容审慎监管。     

物联网的本质、面临的风险与应对之策

物联网正走上产业化的快车道,它对社会的影响和冲击应该引起人们更多的注意。物联网具有泛在性、智能性、集成性等,本质上是超级感知。物联网的发展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存在诸多风险。应对物联网面临的风险,应该坚持以人为本的总体思路、反总体化技术原则、平衡权力原则和保护私人领域原则,尽早着手,政府主导,动员各方,全面应对。     

互联网对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挑战及对策

互联网给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了十分严峻的挑战.高校应充分认识互联网的特点及危害,积极有效地开展对策研究,避其弊,扬其利,不失时机地把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推上一个新的台阶.     

我国网络银行发展面临的风险及对策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网络银行作为一种新兴的银行服务,其创建和发展是大势所趋。自1996年网络银行在我国创建以来,网络银行发展迅猛。如何识别和防范网络银行的风险,是保证国家金融运行,保障金融业持续发展和国家经济安全的一大新课题。认为网络银行存在着诸如技术安全风险,金融业务风险等风险。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防范风险的对策。     

人民民主:优势、挑战与对策

要:体现党性和人民性统一性的人民民主,在世界政治中彰显了其强大的治理能力的优势。但是,人民民主面临的挑战也不容忽视,既有因话语权缺失而承受的国际思潮的压力,更有来自内部的党性、官僚主义、社会结构、民主形式不足等制度性挑战。所以,维护人民民主的根本之道首先还是在全面从严治党中抓住“关键少数”的环节,在结构性改革中去除那些危害民生的制度安排,在完善民主形式中坚持党的领导,并基于中国政治发展而建构自主性民主话语权。     

“互联网+”时代文化领导权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随着互联网发展、各种思潮以及国际国内错综复杂因素的冲击,使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遭遇质疑,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正面临着严峻挑战。能否客观全面地对待当前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面临的严峻挑战,对新形势下科学文化方针政策的制定,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的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长远发展等问题至关重要。     

互联网时代对舆论引导提出的挑战及应对

互联网是人类智慧的结晶。20 世纪重大科技发明,引发了前所未有的传播革命和产业革命,深刻影响并改变着 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上互联网使用人口最多的国家。发展好、利用好、管理好互联网,关 系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稳定,关系国家安全和人民根本利益,关系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     

网络时代电视新闻面对的挑战和应对策略

网络新闻的快速发展虽然给电视新闻带来了强烈的冲击,但是两者也是各有所长、各有所短。通过对网络新闻和电视新闻优劣的对比分析,提出怎样进一步发掘电视新闻的优势,以应对网络新闻带来的挑战。     

澳大利亚的互联网——发展、治理与挑战

澳大利亚幅员辽阔,但是只有2400万人口。人口的分布状况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互联网发展,尤其是在农村和偏远地区。和其它发达国家相比,澳大利亚在互联网的竞赛中已经有落伍的趋势,在宽带网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表现相对落后。以网络速度为例,澳大利亚前几年全球排名第30名,现在已经掉到第60名,其竞争力下降之快,在澳大利亚国内引发了很多关注和讨论。如何避免互联网领域的竞争力继续下降,如何利用互联网为企业创新和经济创新服务,是澳大利亚面临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