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原因及对策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升高,这一状况和趋势,会对未来人口发展、婚姻、家庭以及社会的和谐稳定产生较大的影响.因此,深入研究出生人口性别比有关问题,采取有效措施综合治理,是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中国出生性别比升高的特征、原因及对策分析

本文利用对中国人口有代表性的、最新资料,对中国出生性别比升高的特征、原因进行分析,指出男孩偏好、B超的普及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是造成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生性别比持续升高的主要原因,并据此提出解决对策.鉴于人口问题的复杂性,各政府部门必须携起手来,齐抓共管,从根本上转变人们的生育观念,对滥用B超等技术非法鉴定胎儿性别的行为要严厉打击,以期使过高的出生性别比早日恢复正常.     

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调的解读与改进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逐年上升是近几年学界关注的问题之一。对其产生的原因有多种既合理又不全面的解释,能够涵盖所有原因的是以男性为中心的意识形态。构建协调稳定的人口出生性别比,既要有长远的基础性建设,又要有近期遏制措施。     

关于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异常问题的综述

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异常 ,是近 2 0年国内外人口问题研究最为关注的课题之一。本文从人口性别比的概念及其值域、中国出生性别比异常的状况、出生性别比异常的原因、出生性别比异常带来的难题、平衡出生性别比异常的对策等方面 ,综述了学者们的研究成果。     

中国出生性别比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

中国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衡,并具有明显时空差异。出生性别比先增后降,具有阶段性差异,空间上具有明显的东、中、西部差异与城乡差异。为验证人口生育政策、城镇化、经济增长、城乡差距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本文构建了包括总和生育率、城镇化率、人均GDP、城乡收入水平比等变量的出生性别比多元回归模型,并利用1985—2016年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提高总和生育率能降低出生性别比,城镇化率与出生性别比成倒U型关系,人均GDP与出生性别比关系不确定,城乡收入差距拉大促使出生性别比失衡。据此可知,单纯发展经济不能使出生性别比趋衡,只有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才能使出生性别比再次趋衡。     

经济增长、人口增长与人口政策

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可谓众说纷纭。目前的定量分析一般都是根据统计资料研究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的相关性,而这种研究方法会因统计样本和统计方法的差异而产生不同的结论。本文首先应运经济增长理论与模型分析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希望得出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一般性结论;其次结合实际进一步分析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潜在可能的积极作用;最后在考虑我国国情和世界人口变化规律的基础上提出调整人口政策的建议。     

人口红利、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调整

近三十年来,依靠人口红利与结构红利,我国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本文通过实证验证了人口红利与结构红利在我国经济中所起的作用。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不断减小乃至消失,在充分把握人口红利效应的同时,应加强产业结构转型,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     

中国人口转型与经济增长：基于统一增长理论视角

从统一增长理论的视角来看,中国两千年来的经济发展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停滞时期（1949年前）、起飞时期（1949~1978年）和持续增长时期（1978年至今）,不同阶段经济增长与人口转型均呈现鲜明的特征,其中人力资本在经济转型中起了重要作用。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中国人口超速转型,带来了中国人口“质与量”的转变,这种超速转型虽然使中国经济提前获得了“人口红利”,但也放大了人口老龄化对未来发展的不利影响。因此,新时期应对人口转型挑战的基本思路在于,放松一胎化政策,加大人力资本投资。     

人口发展与家、国生育目标比较——基于制度的分析

中国人口发展过程中,家庭和国家多有功能性生育目标。总体上,在同一时期,家、国生育目标既有一致性,也有差异。近代之前农耕为主时代,由于人口死亡率高,家、国均将多育作为目标,生育制度也表现为鼓励生育。而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人口死亡率降低,多育模式延续之下,家、国均感受到生存压力,政府的节育、少育政策首先被城市民众所接受,两者形成共识。但80年代初出台的独生子女政策不仅在农村推行受阻,而且多数城市居民起初也难以接受,他们在政策约束之下放弃二胎生育,这是家、国生育目标不一致的重要表现。目前独生子女政策中止实施,民众的生育目标具有多样性。我们应该探寻既使家庭生存质量提高、又使社会与经济发展具有可持续性的路径和对策,而对家、国生育行为和目标进行深入调查和论证才能形成对家、国均有利的政策。     

中国社会发展促人口性别结构变动——基于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性别比资料的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逐渐实现了西方国家上百年才完成的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历史性转变,人口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人口性别比)随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性别结构(人口性别比)在不断变动。新中国总人口从1953年人口普查的58132.9448万人,人口性别比107.57到2020年的总人口140977.8724万人,人口性别比为104.8,总人口性别比降低了2.77个百分点。而反映人口性别比受社会发展影响显著的是百岁及以上人口性别比的变动。百岁及其以上人口的性别比分别为1953年的88.63、1964年的77.15、1982年的41.79、1990年的30.34、2000年的32.55、2010年的32.69、2020年的41.95。新中国成立后的40年里,百岁及以上人口性别比随时间推移逐渐降低,降低幅度最大达65.8%。自1990年至2020年百岁人口性别比变化不大并且稳步缓升。所以人口的性别结构是自然属性基础上的社会影响的结果,受人们的思想观念、社会环境所影响而表现出摇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女性人口受益更大,在新中国成立40年内就已实现使女性人口受益最大的高水平,百岁人口性...     

市场一体化与经济增长:基于长三角的经验研究

本文在构建市场一体化指数数据库的基础上,研究了长三角地区市场一体化的经济增长效应.实证分析发现:市场一体化的增长效应依赖于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在低经济发展水平阶段,市场非一体化带来经济增长;而在高经济发展水平阶段,市场一体化带来经济增长.这个结论有助于揭示市场(非)一体化的产生原因,并为理解我国地方政府在区域经济合作方面的行为差异提供了参考.     

区域城乡一体化水平的评价与分析——基于江苏的实证研究

基于城乡一体化的影响因素分析,本文构建了一套反映区域城乡关系发展特色的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对江苏13个市城乡一体化水平进行静态评价;揭示了城乡一体化水平的区域特征,进而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老龄化、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省域视角的实证研究

基于1997-2017年我国31省份(不合港澳台)面板数据,从政府支出视角解析了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作用机制.主要结论为:第一,老龄化抑制了经济增长,且东部地区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最明显,同时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这一作用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特征,中部地区促进作用最明显;第二,老龄化与政府支出通过协同效应会对经济增长进一步产生影响,老龄化的加剧使得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减弱,反之亦然;第三,面板门槛模型结果表明,当老龄化跨越门槛值后,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减弱;第四,从影响路径看,老龄化和政府支出都会通过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两类中介影响经济增长,但两类中介的影响机制存在明显差异.通过人力资本,老龄化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抑制作用,而通过技术创新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政府支出则通过人力资本与技术创新促进了经济增长.     

我国贸易结构和经济增长关系研究——基于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主要通过VAR模型探索了我国贸易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显示贸易结构独立于贸易水平本身,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积极的效应。在长期,HO变量、产品内贸易指数IIT和出口产品集中度H是经济增长的长期原因,而总产出是SW指标长期原因。从短期看,出口产品集中度在10%的显著水平下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而其他贸易指标在短期并不构成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经济增长并没有构成任何贸易指标的短期Granger原因,说明经济增长是从长期来影响贸易结构的变动。文章还结合我国贸易结构存在的问题,对优化我国贸易结构提出政策建议。     

城市化、对外开放与人口红利——中国1979-2010年经济增长的实证

运用中国1979-2010年的人均GDP增长模型并辅之以序列平稳性、协整关系和序列相关等检验的分析表明,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获取了显著的人口红利,而城市化与对外开放等制度条件因素则进一步放大和提升了经济增长中的人口红利效应。文章认为,促使乡城迁移人口由"半城市化"状态向彻底城市化状态的转变以及增加对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投资以提高企业对外竞争力等措施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继续获取人口红利而言至关重要。     

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与我国经济发展--基于经济增长和就业效应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国际贸易理论定性地分析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并通过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定量地分析了FTA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出口导向率对总产出有促进作用,进口渗透率对总产出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净出口额增量占GDP比值对就业人数增长率有积极的拉动作用。表明FTA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推动作用。     

生产性服务业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东、中、西部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1997-2006年全国31个省(市)面板数据,对国内东、中、西三大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对我国经济增长有重要作用,它可以通过技术进步与创新、深化分工、提高生产效率、产业集群、改善地区投资环境以及与工业、其他服务业的互动共同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同时,生产性服务业对我国各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存在差异.     

中央税收、经济增长与地区经济收敛——基于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分析

中央税收作为分税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分级财政体制和整体经济运行效率上具有重要的影响。文章运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对中央各税种的经济增长效应及地区差异进行了实证检验。结论表明,中央总税收、总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增值税和营业税对经济增长都具有促进作用,而中央外资所得税、消费税和出口退税对经济增长则有抑制作用。从地区差异看,各税种都在落后地区更有效率,并有利于地区经济收敛,这意味着中央政策制定中存在效率与公平的权衡。     

中国经济增长之谜:基于体制柔性的解释

关于中国转型式经济增长道路的理论描述和概括正越来越呈现理论的贫乏和无效率。过去的体制外改革、增量改革和成本最小化改革已不能适应今天中国转型式经济增长进程的新发展,现在体制内改革和攻坚改革已进入关键时期。那么,如何刻画中国转型式经济增长的内在逻辑?中国的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在现阶段又如何概括?这是很多学者感兴趣而又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的重大问题。体制柔性,即体制适应性及体制活力,是转型式经济增长的内在支撑条件。体制柔性能更好地刻画和表述中国的转型式经济增长的进程,更好地解释中国经济的转型之路,并对以后的改革进程和经济增长给予阐明和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