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朝汉军旗属牛录的均齐化

《八旗通志》的《初集》和《续集》的《旗分志》中记载的各旗、各参领下属的牛录数是平衡的,整然有序。这是雍正朝实施牛录制度改革的产物,并不能反映从清开国初期以来直到康熙末年的八旗制度的情况。雍正朝改革前,各参领所辖牛录数在各旗间、各参领间都是极不平衡的,与《旗分志》的记载大不一样。本文试就雍正朝推行的汉军旗辖牛录均齐化政策加以讨论,阐明《旗分志》中记载的汉军旗的严整均衡的组织状态是怎样形成的。     

清初满洲牛录的特征

本文认为,牛录是清代八旗制度的核心,它源于女真人的狩猎组织。在清初编设的满洲牛录中,保留了浓厚的氏族制末期的特点,血缘和地缘关系都十分明显。以血缘关系编设的牛录,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以地缘关系编设的牛录,其出现也很早,随着统治地区的不断扩大,就显得更为突出,它实际上也是一种氏族制残余色彩的反映。但是,清初的牛录,具有多种职能,又深深地打上了阶级的烙印,成为奴隶制国家统治的有力工具。     

论清代八旗教育在乾隆时期的转变

乾隆时期 ,与清朝统治由盛而衰相一致 ,八旗教育也经历了一个由兴盛转入衰落的过程。因清朝政府推行清语骑射的极端的教育政策 ,延缓了满汉民族融合的步伐 ,限制了八旗教育的进一步普及和提高。乾隆时期八旗教育的转变对于清朝中期以后政局的发展 ,产生了不利影响     

清代八旗察哈尔所属外藩扎萨克佐领考论——以茂明安勋旧佐领为例

八旗察哈尔是清代八旗体系中较为特殊的一部分,内部佐领构成十分复杂,在察哈尔部原有佐领的基础上陆续编入了众多源自其他外藩扎萨克旗的佐领。康熙二十九年编入的两个茂明安佐领的属性和佐领承袭问题,不仅反映了八旗察哈尔复杂的内部构成和曲折的变迁过程,同时也折射出清朝在治理边疆民族方面,既能根据需要不断完善制度以强化管理,又能依据实际情况加以灵活调整。     

从八旗作家盛昱、杨钟羲交游看二人对八旗文献的贡献

杨钟羲与盛昱乃姑表亲,二人均系八旗著名学者,相交数十年。他们志同道合,共同合作编辑了《八旗文经》,是书乃首部八旗文章选集;盛昱故去后,杨钟羲整理并刊行了盛昱遗著《郁华阁遗集》、《意园文略》,整理并保存盛昱搜集的《雪屐寻碑录》。二人相知甚深,共同为整理、保存珍贵的八旗文献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绥远城八旗蒙古初探

八旗蒙古兵是绥远驻防城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呼和浩特民族关系史中极具特色。本文以翔实的史料为依据 ,对绥远城八旗蒙古的由来、驻防、变迁、官制、人口、俸饷、分布、名姓、教育、风俗及归宿等 1 1个题目进行初探 ,以期抛砖引玉     

关于努尔哈赤起兵时之牛录——与陈佳华、傅克东先生商榷

陈佳华、傅克东先生所著《八旗建立之前满洲牛录和人口初探》一文,以丰富的史料、严肃的态度,详细考察了八旗建立之前满洲牛录与人口的发展变化,实清史学界对此方面研究的深入与拓展之主要成果.笔者读后,颇受启迪,获益匪浅,然尚有不明及异议之处,借此提出,以求教于陈、傅二先生与诸方家.一、“属三百人”问题《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载:1584年努尔哈赤率兵攻翁哥落城,被鹅儿古尼、老科射伤,“于是弃将得之之城而回.太祖疮愈,率兵复攻翁哥落城,克之.众将欲杀鹅儿古尼、老科,太祖曰‘二人射我,乃锋镝之下,名为其主,孰不欲胜?吾今释而用之,后或遇敌,彼岂不为我用命哉!此等之人,死于锋镝者尤当惜之,何忍因伤我而杀之也!’赐以牛录之爵(原注:属三百人),厚养之.”《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一则将《武灵》原注纳入正文,改写成“乃擢鄂尔果尼、罗科为牛录额真,统辖三百人.”《初探》叙述此事时写道:“努尔哈齐力排众议说:‘二人射我,乃锋镝之下,各为其主,孰不欲胜,吾今释而用之’,于是‘赐以牛禄之爵’,(《初探》注;《武录》卷1,页7下)‘擢鄂尔果尼、罗科为牛禄额真,统辖三百人.’(《初探》注:《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大清历朝实录》影印本,卷1,页22上)清军入关前,民爵与实官的名称,基本上是一致的,直到1648     

清代驻防八旗的民族关系问题研究--从荆州旗、民的几次斗殴事件入手的探讨

满汉关系是清代民族关系史的重要内容,其中驻防八旗的民族关系问题亦颇值得注意.通过对荆州驻防八旗的几个斗殴事件的述评,我们看到,驻防八旗与当地人民的关系,既有友好相处的一面,也有矛盾冲突的一面,而后者也是值得注意的.     

八旗、保甲与清前期社会结构

明清政权更迭不仅带来国家政策调整,而且带来社会分层结构的改变。其中最突出的因素是随着原为边疆地区性制度的八旗体系通过中央权力辐射全国,在整个社会体系中构成一个依附于皇室同时相对于社会其他人群又享有多方面特权的特殊阶层,从而使层级性社会区分大幅度凸显。八旗的特殊地位以及八旗体系内部的多层级身份区分,扩大了依附性社会关系的规模并增加了底层人口奴仆化的通路。清中期以后,奴仆通过买赎等方式上升为庶民的途径有所拓宽,一些前代既有的贱民也在法律上获得了与庶民相等的地位,但抵至清中后期,依附性社会关系仍然普遍存在。保甲制度作为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在清前期普遍推行,体现帝制体系政治专制与社会等级深化的深度结合。社会结构在清代的此种推演,与商品经济在明清两代相继活跃繁荣相比,显示更多的断裂性。     

清代八旗蒙古汉文著作家吏治思想初探

清代八旗蒙古汉文著作家人数众多,著述颇丰。他们对清朝中后期吏治败坏、政治危机加剧的社会状况忧心如焚。为此,或者向最高统治者献言献策,或者亲身实践,力求整顿吏治,挽救颓风。在他们的各类作品中所阐述的官德意识、政绩观和执法理念,虽然带有时代和阶级的烙印,但不乏许多颇有价值之论蕴涵其中,具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满族社会封建化问题浅析

满族共同体是由清代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及旗下家奴发展而来的 ,八旗土地制度对满族共同体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有清一代 ,大多数满族人民是依靠农业为生的 ,八旗土地的封建化实质上就是满族社会封建化的标志。     

国家法权与边疆治理：清代伊犁将军司法审判职能及变迁

以将军辖区为核心的八旗驻防既是清代遍布全国的兵力配置，同时也是重要的国家政治权力、法律权力的空间配置。将军、都统等八旗将领并非仅具军事职能，在未设督抚与州县制尚不完整的边疆区域，八旗驻防将领的权限较为广泛，其中包括司法权力的行使与运用。对八旗驻防将军司法职能的探讨在学界尚属一个亟待开拓的薄弱领域。本文以伊犁将军为中心，利用档案资料与文献典籍对边疆治理中八旗驻防将军司法审判职能做出初步探讨，指出有清一代西北陆疆八旗驻防司法体系构成是平行于内地州县区域的另一司法体系，二者互为表里相辅相成，共同作用于清代的王朝国家治理。清末以新疆建省开启边疆地区与内地的一体化，以文治取代武治，边疆八旗驻防司法体系被逐步纳入州县制司法体系下，最终实现了两种司法体系的统一和划一，推动了清末国家对边疆地区治理的整合和深化。     

旗民分治管理体制下的民人科举问题研究 ——以黑龙江地区为例

旗民分治管理体制是保证八旗在清朝统治中占据优势地位的重要举措.清朝统治者继承前朝的科举制度,使其成为选拔人才、巩固政权的重要途径.因此,旗、民在科举问题方面呈现的差异性既是对旗民分治管理体制的具化,又是巩固并强化其存在合理性的重要保障.而黑龙江地区则因地处最北方,成为清政府保障八旗统治优势,不受汉化染指的堡垒.以黑龙江地区为例,阐述该地旗民分治管理体制的形成及发展过程,明晰民人的相关概念.在此基础上探讨黑龙江地区民人科举的相关问题.旨在为清朝民人的相关问题研究提供新思路.     

论清代吉林地区行政体制及其变化

清代吉林地区为“满族龙兴之地”,清廷对其实行有别于内地的行政体制.这种体制大致经历三个阶段,即清初至雍正朝以前实行八旗一元化体制;雍正朝以后,由于汉族人民流入,管理民人的民治机构随之设置,实行旗民双重体制;清末由旗民双重体制变为与内地一样的管理民政的行省县制.本文拟对上述行政体制各阶段的特点作以探讨.     

论清初畿辅的投充旗地

在清初圈占旗地时 ,内务府及八旗贵族等 ,为了获取更多的土地和补充庄园劳动力 ,曾一度大量收取投充人 ,投充亦成清初之“恶政”之一。八旗王公和内务府等将投充地亩设置纳银庄 ,将带投土地多者为庄头。另外一些没有带来土地的投充者 ,他们可以为主人分得绳地 ,并成为内务府皇庄和八旗王公庄园的劳动力 ,此类投充者解决了清初八旗庄园因“逃人”而致使劳动力匮乏的问题 ,故清初曾一时出现八旗赖投充者为生的局面。     

清朝道咸之世军备废驰状况述略

咸丰帝即位初,赵光奏陈时务四条,指出："吏治日坏,武备不修,缉捕废驰,亏空累积"①是最大的时弊,可谓切中了要害。武备废驰是清朝后期政治腐败的主要表现之一。咸丰之前,清朝的武装力量主要有八旗、绿营之分。从康熙朝开始,作为清朝"经制之师"的八旗兵已经腐化,绿营取代它成为军事主力。但到乾隆后期,绿营兵也渐趋腐朽,至道光、咸丰之世绿营兵已腐败至极,怯将疲兵,如同刍狗。本文试对这一时期军备废驰的状况作一些具体考察,以有助于从一个侧面更好地认识清朝统治的腐败状况。一、将佐冒领克扣军饷,营丁生计日困翻阅文献,所见…     

浅谈清入关前八旗制度的历史价值

努尔哈赤建立的八旗制度，是具有鲜明民族特征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组织的制度，对于满族的崛起、发展、兴盛，对于清王朝的建立、入关、统一中国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本文仅就清入关前八旗制度的建立和形成，在推动民族融合、统一各民族、维持社会稳定、促进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以及坚持把民族文化和核心文化作为民族和立国的根本等方面的历史价值进行粗浅的分析。     

清代科道“风闻奏事”权力的弱化及其政治影响

宋代以来,科道官员能否风闻奏事是一项重要的政治权力,也是历朝政治中的一个重要话题.禁之则言路闭塞,纵之则使科道常常成为党争的急先锋.清朝定鼎后,历顺、康、雍、乾几朝,这个问题一再成为政治生活中的焦点.顺治朝开禁,康熙朝初期严禁,后虽反复讨论犹未开禁,及至康熙中期皇、储矛盾日渐尖锐时,风闻奏事之禁终得复开.雍正朝又以奏折制度日渐成熟,一度严禁风闻奏事.乾隆朝虽无明令禁止,但奏劾无据者常受谴责惩处.由是,皇帝如何把握分寸,既让科道敢言敢为,又避免他们在政治斗争中党同伐异,科道权力如何盈缩变化,风闻奏事为何时开时禁,成为反映清代政治斗争、政治制度演变的一条重要线索,也是洞悉宋明以来权力格局变化走向的关键落脚点.     

山西省耗羡归公起始考

本文通过德音与诺岷耗羡归公方案的对比分析,证实了康熙61年山西省已建立耗羡归公制度,将山西省和全国实行耗羡归公制度的起始时间,从雍正朝推前到康熙朝。     

清末的新军与辛亥革命

一新军原起军队是国家机器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反动军队是保护旧制度最顽固的工具。满洲贵族早年凭借八旗和继起的绿营统治了中国,到后来,八旗和绿营日益腐败,他们为了镇压人民革命运动、继续维持其封建专制统治,对军队进行了多次变革。清朝军队的变革,据《清朝续文献通考》兵考二中说:“我朝定鼎中原,当时所用仅止八旗劲旅,而已无敌于天下;其后额设绿营制兵,多或六十余万,少亦五十余万,较之八旗,不啻倍蓰。乃粤匪、捻匪、川匪、回匪之乱,制兵竟不足恃,于是加饷挑练,而有练军;招募勇丁,而有湘军、淮军、毅军;及日本之役,练兵练勇又不恃,于是仿照西法添设新军,而有袁世凯、聂士成两军,及湖北之洋操队、江南之自强军。”这一段话,概述了清朝兵制变革的三个重要过程:一是前期的八旗和绿营,是代表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