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观幸福感研究综述

主观幸福感包括人们的情感反应和生活满意度.近四十年来,对主观幸福感的测量由单项问题测量发展为多项目测量.在一个非常综合的层面,主观幸福感的多数理论可按其性质归为"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研究发现,主观幸福感与个人性格因素、环境与人口统计因素和文化因素等相关.系统化和综合性的国民幸福指数,能够进一步提升主观幸福感测量的影响.     

幸福的哲学新思

福是由快乐、价值和自由三大元素组成的.应该从幸福的自我意识和幸福的社会化两个方面去提升人们把握和感受幸福的能力.幸福的时态特征提醒人们要把目光放在关注"当下"上,这样才能获得幸福的自我意识.一个人的幸福感还和他所处的社会和文化环境密切相关;每个人应当心存善念,帮助他人获得幸福,以增加自己的正向幸福.     

市场化进程、机会不平等与“收入-幸福悖论”

本文在广阔的制度变迁背景下重新审视中国“收入-幸福悖论”的发生机制。“收入-幸福悖论”即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感停滞不前并存的现象在中国已初现端倪,是新时代推进共同富裕的突出障碍。现有研究通常假定某种中间变量“作祟”才导致该悖论出现。本文提出市场化改革是中国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感停滞的共同原因。市场化改革提高了人均收入的同时使“才能+努力=成功”绩效主义和机会平等理念深入人心。然而,上述理念盛行并不能自动根除现实中的机会不平等。当高涨的绩效主义预期遇上收入机会不平等加剧的社会现实,人们将产生相对剥夺感进而降低了幸福感。本文为上述假说提供了经验证据,为破解我国“收入-幸福悖论”和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新思路。     

晚明文人生活观与伊壁鸠鲁快乐主义比较及当代价值

晚明文人和伊壁鸠鲁都处在社会动荡时期,虽然时间和空间上有着巨大的差距,但他们都在所处的环境中感到了绝望与痛苦。在这种境遇之下,他们借鉴前人的思想,结合实际情况为自己或他人指明了一条通往快乐的道路。他们对快乐的看法有相似性,但在解决方式上有一些区别。从"贵舒意"和王阳明心学着手,结合晚明文人的寻乐方式,从理性与道德两个方面,分析晚明文人的生活观与伊壁鸠鲁快乐主义之关系,对当下共享快乐生活具有价值。     

幸福和幸福经济学

近年来,在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下,中国正在寻求更好的增长方式,寻找以人为本的发展,一个以主观快乐和幸福作为研究对象的幸福和幸福经济学倍受公众和学界关注。本文从理论和我国实际分析了经济增长与幸福感的关系,认为GDP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幸福水平,但不是幸福和快乐的唯一源泉。政府的公共政策应当从追求经济总量的增长转到追求建立并维系一个健康公平正义的宏观制度安排上来,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提高“国民幸福总值”,推动社会和谐进程。     

德性和幸福的伴随物:论亚里士多德的快乐观

快乐是西方伦理学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快乐主义主张快乐是至善,反快乐主义者提出快乐是恶,折中主义者认为即使快乐不是恶,也不会是至善。亚里士多德深入地讨论了快乐,提出了"快乐是自然品质的现实活动"的快乐观。他以德性活动来观快乐,把快乐发展为德性现实活动的天生伴随物。以此为理论基石,从快乐与幸福,德性与幸福的关系上,就可以自然得出快乐也是幸福的伴随物的结论。     

不丹的国民幸福总值测算与启示

作为最先提出国民幸福总值概念的国家,不丹近年来构建了一套国民幸福总值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包括心理幸福感、健康、时间利用、教育、文化、政府善治、社区活力、生态的多样性与恢复能力、生活水平九大领域。通过对不丹全国范围内国民幸福总值的测算,国民幸福总值的政策价值逐渐显现。不丹的国民幸福总值测算,对当前我国幸福指数评价指标体系的编制具有重要的启示。     

"国家"与"文明"辨析

社会是由人组成的群体,国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的组织形式,政府是管理国家的机器.国家本来就是国民自己的组织,政府本来就是服务于国民的,但是当国家被皇帝用武力占为己有后就成了他的王朝,政府也就变成了皇帝的朝廷.改朝换代只是江山易主、政府换届,而不是国家灭亡.社会分层是自然存在的社会现象,人为划分的社会层次也并非只有按财产划分的阶级一种,形成国家不等于进入阶级社会.文化是人群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存在的形态,文明只是文化的精致形态."国家形成"不等于"文明起源",国家的起源的途径是多元的,文明的形态也是千变万化没有统一的标准.中国国家起源与演进的序列和华夏文明形成与发展的进程,都具有"中国特色".     

存疑与宁静——希腊怀疑主义的精神历程

追求幸福与至善,渴望灵魂的宁静与恬适乃是晚期希腊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每个流派都视之为理智活动的终极目的和人类生存的最高境界.伊壁鸠鲁说,哲学和人生的归宿在于“肉体的无痛苦,灵魂的无纷扰”.斯多亚学派强调生活的目的就是幸福,而幸福则是“平静运行的生活”,这种生活合乎自然,依据理性.怀疑主义把“宁静”(ataraksia)等同于“幸福”(eudaimonia),认为不幸就是心灵受到各种独断的信念或意见的干扰.怀疑主义把自己的心智活动理解为“生活方式”(agoge).其最终目的意于“在信念方面寻求宁静,在无法规避的事情上保持节制适度的体验”.各派哲学在人类生存和精神活动的终极目的上没有根本性的分歧.正如德国学者E·策勒所说,伊壁鸠鲁主义、斯多亚学派和怀疑主义三种思想是同源的.     

住房产权、婚姻状况与社会工作者主观幸福感——基于2019年中国社会工作动态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提升社会工作者等群体幸福感是新时代民生保障工作的重要立足点.基于2019年中国社会工作动态调查数据,对我国社会工作者主观幸福感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其主观幸福感仅处于中等层次水平,并存在世代递减,户籍分化,个体差异等特征.就其影响机制而言,住房产权不仅对社会工作者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直接影响,并通过婚姻状况的中介而间接影响其主观幸福感,具有双重影响,凸显住房产权影响的关键性.而住房产权对社会工作者主观幸福感的直接影响随世代结构的演变而顺次降低,但其间接效应却随之显著提高,使得住房产权的效应结构因世代结构差异而完全不同;住房产权的总效应仍呈现沿世代结构演进而小幅度上升的态势,凸显其影响的世代结构性.因此,必须根据实际影响路径,采取相应对策以进一步提高社会工作者主观幸福感.     

康德实践理性视域中的德性幸福观

传统伦理思想中人们对幸福的追求有感性主义幸福论、理性主义自我实现论以及宗教禁欲主义,都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幸福与道德相割裂的疑难。康德坚持"道德不是幸福,但道德是配享幸福的条件"。德性幸福观,是对传统物质主义幸福观的批判,也是对传统理性主义自我实现论者道德即幸福以及宗教德福轮回思想的审视和提升。康德的幸福观与其实践理性的理念是密切结合的,知性和理性、自然和自由的区分以及形而上学的道德自由指向,构成其实践理性理解的前提;德性幸福观是其实践理性的贯彻和道德自由观的体现。     

基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幸福指标体系:构建与解释

幸福是人类行为的终极目的,经济社会发展是实现国民幸福的重大基础手段。在相当程度上,主观幸福感是人们对特定经济社会发展引致的客观福祉条件改善的主观反映,两者具有内生一致性。根据国民幸福与客观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性关系,文章在深入剖析影响国民幸福6大一级影响因子与结构原理的基础上,阐明了经济社会发展与国民幸福的内生响应关系,并基于此构建了基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涵盖幸福主客观主要影响要素的幸福指标体系。这一研究为国际学术界正在共同努力实现"以幸福测度经济社会进步"的探索提供了一个基于主客观内生一致性的幸福生成理论机理体系,基于此建立的幸福指标体系框架在包容主客观幸福指标方面具有一定的对应性和实践的可操作性,并为该领域的进一步研究预留了空间。     

习近平"奋斗幸福观"之哲学意蕴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的"奋斗幸福观"以人民的现实幸福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蕴含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的中国化、时代化与大众化。"奋斗幸福观"以实践为原则、以劳动为基础、以人民为主体、以价值为要义,其中包含的哲学意蕴为生活在新时代的人们追求与实现幸福提供了一条脚踏实地、合情合理的现实路径——在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引领中追寻幸福,在努力、拼搏与奋斗的实践中创造幸福,在辛勤、诚实与创造性的劳动中实现幸福,在心系人民、胸怀开阔的格局中感悟幸福,在提高道德修养、加强责任意识的积淀中提升幸福。     

经济增长、国民幸福与中国公共支出政策改革

近几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政府功不可没,然而居民收入增长的同时幸福感不升反降.幸福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国民幸福最大化应成为政府关注的根本目标.由于收入的幸福效用边际递减,政府要在深入了解民众需求的基础上提供有助于国民幸福水平提升的公共物品.具体来说,要加大教育、医疗卫生、社保、环保等支出力度,改变自上而下的公共物品供给方式,对有利于居民幸福的产业、行业和企业进行税收优惠,加强基于幸福视角的公共支出绩效管理.     

社会法的价值旨归——以提升国民幸福指数为视角

无幸福,则无发展,至少无真正的发展.较之于社会发展与社会和谐而言,幸福是社会法更本质的价值追求.在终极意义上,对幸福之追求是社会法规范确立与制度设计的价值导引与最终归宿.幸福具有多种维度:个体幸福与主观幸福是社会成员自我救赎的场域,而社会幸福与客观幸福则是国家与社会的可作为空间,也是社会法发挥作用的“势力范围”.社会法不能回避当前我国国民幸福指数偏低的现实起点,社会法应在公民的自我救赎范围之外实现自己的制度担当,即为国民提供更好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增强国民的公平感,提升国民的价值感和成就感.     

试论伊壁鸠鲁的快乐主义

<正> 伊壁鸠鲁在伦理学方面以对快乐主义的论证最为著名。他的快乐主义论在当时的许多学派中曾享有盛名,以后也一直为许多流派所继承和延用,至今仍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却也有人有意无意地对他的快乐主义作了很大的曲解。为了正本清源,笔者想就这个问题谈谈自己粗浅的看法。     

《道德经》"祸福相倚"幸福观与老子本体论哲学

《老子》中蕴含着比较丰富的"祸福相倚"幸福观念,"福"比较接近于我们现代实用的"幸福"一词的实质内涵,并不排斥"乐"的内涵;在"三去"中包括"祸"所指。"祸福相倚"既是老子辩证矛盾观的基本命题和重要内容,也是老子幸福观的核心观念。老子的"祸福相倚"幸福观念是道家幸福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老子哲学思想及矛盾观的运用和体现,它表明了老子对幸福的根本看法和态度,包括对情感(幸福感)与实践的辩证关系的朴素认识。老子"祸福相倚"幸福观是老子人生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老子辩证哲学的特殊表现,并构成为老子幸福观的特色。     

论肯尼斯·雷克思罗斯诗歌中的生态哲学思想

文学史上被称为"垮掉派'之父"的美国当代诗人肯尼斯·雷克思罗斯有着与其派别内其他诗人迥然不同的风格.他的很多诗歌或是清新隽永、浪漫恬淡的诗情画卷,或是发人深省、悲戚震撼的哲思小语.在其绚烂多彩的诗行之间,闪烁着的是深邃的生态哲学思想.古希腊斯多亚学派的幸福观、伊壁鸠鲁学派的知识论以及海德格尔"诗意栖居"的现代生态美学,均被融入雷克思罗斯笔下优美的风景和跃动的生命之中.雷氏酣畅舒朗的诗歌升华了生态文化的智慧和理念.     

伊壁鸠鲁和庄子快乐观的比较及其当代意义

伊壁鸠鲁的快乐观建立在感觉论的基础上,强调快乐就是身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烦恼。庄子的快乐观建立在"道"论的基础上,无为而诚,同一大通,物我两忘,并区分"天乐"和"人乐"。伊壁鸠鲁走的是理性主义的路线,重视感觉经验,他认为,理性、美徳是通往快乐之路的桥梁。庄子则贬斥经验知识,批判仁义道德,主张通过"坐忘""心斋"等方式去体认"至乐",走的是神秘直觉主义路线。伊壁鸠鲁和庄子的快乐观都具有还原论的色彩,主张回到个体的存在和最低资源的消耗,为当代人解决精神痛苦指明了一条哲学治疗的道路。     

当代国人幸福感塑造与大众媒介

追求幸福是人类永恒的目标.幸福是人的主观感受,却与客观世界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物质基础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人们幸福感受,却不是充分必要条件,因此,钱越多人会越幸福是个伪命题.本文从当下社会人们收入增加、幸福感缺失的现实出发,试图从媒介功能和影响力的角度,分析其对当下社会国人幸福感的影响,进而推导出幸福哲学的基本观点即"自爱"与"他爱",及大众媒介应当秉承的八大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