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依赖:"云交往"时代的交往实践批判

"云交往"作为虚拟世界替代现实世界中的交往行动,其本质是界面依赖.资本驱动下数字化迁徙促成社会转型,形成"被编程"的社会性,这构成了新的交往秩序.在此背景下,界面具身性其实是技术可供性的产物.本文指出,界面是一种"拟客体",它的"中立"是一种假象,"云交往"本质上是一种被控制的"连接".界面依赖是数字时代交往行为的基础,数字技术已将用户主体塑造成一种"外主体",个体不由自主地按程序行事,这导致生活世界的异化.界面空间需要一场革命以重建公共领域,重建交往理性的技术系统以保障云交往走向健康之路.     

从审美性到交往性：社交媒体语境下文艺批评的范式变革

社交媒体给当下文艺活动带来了深刻影响,促成了文艺观念、文艺批评的一些激烈变化。交往互动开始成为文艺消费内容,文艺内容开始成为一个个话题素。在话题素的作用下,作者创作的内容与网友的群体贡献已没有根本性的区别,文艺的集体生产真正得到了实现。在此情况下,一贯重视审美价值的文艺批评应适度凸显交往性,重视社交媒体对文艺活动的基础性装置作用,从交往性去理解数字时代文艺的属性,将交往性当作文艺批评的价值维度,从交往性去分析与阐释文艺。     

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诉求与身份建构

对城市充满向往与归属的新生代农民工,不仅受到来自制度层面上的限制与约束,而且还有文化上的冲突与碰撞,表现在行动上是与主体社会的疏离和对防卫性认同的建构.要想摆脱这种局面,必须对社会行动者的主体性和社会制度进行双重解构和重构,在制度转型的同时实现新生代农民工从主体意识到个体行为的全面转型,建构个体对工人身份的内在化认同.     

社会性别与身份认同的语言建构

经济全球化加速了人口的流动和民族之间的融合,人们生活在一个日益多元化的社会中,社会身份变得更加复杂。社会性别理论和社会建构理论认识到社会性别与身份的动态性和可塑性特征,促使语言性别差异研究和社会身份认同研究由本质论向社会建构论转向。语言在人的社会身份建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人的社会性别和身份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后天社会化的过程中通过语言的选择和使用建构而成的。身份的动态性和多元化可以通过交际中的语码转换来实现。针对社会性别和身份的动态特征,可以尝试运用动态系统理论对语言、性别和身份开展更深层次的研究。     

美国文学史:建构民族身份的文化史

文章通过分析三部具有代表性的美国文学史,论述美国文学史作为一种国家叙事,参与并反映了美国民族身份和文化特性的建构过程.美国文学史家将文学主体意识构建往往等同于民族主体意识建构.通过对美国民族起源、民族身份和美国文学的界定,通过不同的编写体例和内容安排,这三部文学史反映了当时的文化风格,强化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表现美利坚民族不断变化的整体形象.     

殖民地语境与爵青的身份建构

阅读爵青是为唤醒日本殖民主义在中国东北进行殖民统治时期的某些记忆。仅就中国东北沦陷区作家而言,爵青是有特色的一位。他短短的十几年的文学生涯面对着两种主要力量:一是把小说视为纯粹的世界;二是他身处殖民地语境,不得不殚精竭虑地在日本殖民主义统治的挤压下寻找生存缝隙。正是这两种无法统一的力量使爵青对自己的身份屡加订正:冷雾社时期的爵青主要是一个诗人,一个只写灵感的唯美主义的诗人;日本殖民统治者颁布了《艺文指导要纲》之后,爵青陷入了极度的焦急和孤独的垂死感之中;对于爵青此时的身份,缄默不语对日本军国暴力来说也是不能允许的,我们无法知道1944年以后,爵青在怎样的一种心境下发表了六七篇为日本殖民主义宣传的时论文章,这应该不是爵青的情愿之举,不过是爵青迫于殖民者的压力进行的无奈的表演而已。     

媒介化时代"云交往"的场景重构与伦理新困

"媒介化"作为社会演化的"元过程",是影响社会系统和人类生活变革重要的持续性力量,互联网和数字技术推动社会全面进入深度媒介化阶段,数字媒介因此重新定义着人们的社会关系和交往方式,形成新的"云交往"实践.场景作为社会交往的决定性构成,其数字化重构是现代社会交往形态变化的重要表征."云交往"中场景的分享与共在、流动与固化、私密与开放、公正与歧视等内在矛盾,也为数字环境中的交往实践制造了诸多伦理难题.     

变革与坚守:社交媒体时代的舆论引导工作

社交媒体时代传播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公众摆脱了对大众传媒的表达渠道依赖,转而通过各种社交媒体平台进行自由表达,从而成为实践意义的舆论主体。这种转变导致舆论引导工作领域出现舆论引导对象的多元化、舆论引导方式的体系化、舆论引导效果的复杂化、舆论引导理念革新的常态化等变化。在理论层面,舆论引导所依赖的理论资源也开始从宣传模式向政治沟通模式转变。在传播格局巨变的背景下,舆论引导工作仍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党性原则、坚持正确的导向和职能、遵循新闻传播规律。     

自我身份的迷失与追寻——《挪威的森林》中的身份认同建构

20世纪以来,人们普遍对资本主义理性产生怀疑,人类面临着自我身份认同危机。《挪威的森林》中,主人公们在“我是谁”与“我将去向哪”这两个自我身份认同问题上都陷入困境,他们对自我身份的迷失,追寻和建构体现出现代人的身份焦虑和生存困境,也反映出村上春树对这一困境的思考和对拯救之途的探寻。     

社交媒体时代美国民粹主义"新形态"的形成及启示

特朗普在2016年当选美国总统,且在2020年仍获近半数普选票,标志着美国民粹主义结合社交媒体,在美国政坛内形成了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新任美国总统拜登在2020年的竞选过程也不乏民粹主义和社交媒体要素,佐证了这股力量的深远影响力.美国民粹主义在社交媒体传播环境下发生的变化及其影响,对把握美国政治的现状和走势兼有理论和现实意义.在美国现行政治制度下,社交媒体引起"公共领域"阶级下移,增强了民粹主义受众群体的政治影响;拥有去中心的定位和传播结构,有利于反建制派表达诉求;具有高度互动性,能够承载民粹主义式的直接民主;形成了部落化的受众环境,有利于魅力型领袖从事游说和动员.社交媒体呈现出在美国政治生态中制度化的趋势,民粹主义因此拥有了长期有利的传播环境,这使其转变为长期延续和跨党派蔓延的"新形态".社交媒体时代美国民粹主义"新形态"对美国内政外交均表现出可观影响,使其成为谋划中美关系前景需要考虑的因素.     

"电视的孩子"与身份建构

本文结合国内的有关电视现象,对三篇西方学者的电视论文作了评论与发挥.电视能够提供幻觉,为"电视的孩子"建构一种文化身份,使他们以这种身份来建立与社会的关系,并用于指导自己的实践.这个过程让我们既看到电视在全球化时代所起的作用,也看到全球化时代人和社会之间关系的复杂性.这种"身份政治学"揭示出身份认同的精神文化特征,以及它对社会政治生活所带来的深远影响.     

文化身份与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建构

主持人语 :文化研究作为一种跨学科和跨文化的学术理论话语和研究方法 ,已经对文学研究形成强有力的挑战。文学中的文化身份研究 ,是迎头对应文化研究的挑战 ,而又运用文化研究的一些理论和方法 ,从新的路径进入文学的明智选择。文化身份的命题是在后殖民理论的平台上被提出 ,并被移用到文学研究中来的。文化身份研究从文艺美学来说 ,是肯定主体性的美学价值和文学存在合理性的 ,从文学研究的外延来说 ,是语境式研究和文本式研究相结合的。因此可以融合进社会学批评方法、心理分析方法、原型批评方法、文本分析方法等诸多文学研究方法 ,可以融文学的背景研究和文学的文本研究为一体。本专题各篇文章 ,从不同的角度切入文学中的文化身份问题。王宁教授的《文化身份与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建构》 ,准确地描述了全球性文化研究对文学形成的挑战 ,并且充满信心地指出 ,引入文化身份问题 ,运用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能够取得积极的成果。王宁还提出在引入文化身份研究中建构中国文学批评话语。如果将王宁教授的论文看作是一种呼唤 ,那么 ,王一川教授的《断零体验、乡愁与现代中国的身份认同》刘俐俐教授的《文学中身份印痕的复杂与魅力》乔以钢教授的《女性写作与文化生存》则是对这一呼唤的回应。我们惊喜地发     

"符号下乡":国家整合中的身份建构——侧重于土地改革时期的分析

从以政治(社会)身份为基点的政治符号的视角,侧重于土地改革时期,着重分析了国家对农民政治(社会)身份的颠覆和重构过程,以及农民国家观念的转变和国家整合机制的转型.在土地改革时期,中国共产党和国家依据生产关系尤其是生产资料占有状况将村民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成分",并给予其差异性的政治、经济待遇,从而建构起一套新型的身份系统.与此同时,国家与农民的政治关系、农民的国家观念发生转变,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整合机制也发生转型.     

大众媒体与云南跨境民族身份认同的塑造

大众媒体通过传播主流社会价值观、发挥语言文化的教育功能、传播社会经济信息技术,促进了云南跨境民族接纳吸收主流社会文化,有利于塑造跨境民族的民族认同意识、国家认同意识.在当前云南边境地区特殊的社会形势下,有必要加强和调整针对跨境民族的传播手段和内容,确立跨境民族的身份认同意识.     

社交媒体政治仪式的直播叙事与呈现策略研究

政治仪式在社交媒体场域大范围传播,对强化国家认同、丰富集体记忆、凝聚价值共识具有重要意义。建构一种传播逻辑严谨的政治仪式,需要传递动静结合、塑造相对具象、用户“在场”拟态的传播场景。特别要完善符号释读叙事,通过对现场细节再标记、对关键信息再确认、对关键场景再传播,进而回应政治仪式与传播意义之间的微妙关系。同时,注重政治仪式直播的适宜性、兼顾政治仪式情感的互动性、珍视政治仪式传播的公共性,不仅有利于规范政治仪式的传播秩序,更便于观察政治仪式直播所带来的影响。     

“成为”的秩序感消解:青少年UP主身份建构实践与自我再生产

数字社会的到来为人的社会化构建了崭新的环境基础,亦为个体尝试多元化的自我再生产实践提供了技术支撑。作为“数字原住民”的青少年正在不断尝试突破社会化的既定模式与路径,期待再生产理想自我。“成为UP主”作为青少年具有代表性的新型自我再生产实践,不仅重构了其在网络空间中的身份角色,更彰显出对既有社会化秩序的抵制。在这一再生产实践进程之中,由于信息环境的趋同,维持社会化秩序的主客体行为集成逐渐消散,自我再生产的线性时间秩序发生紊乱,社会化的互动圈层也因“从身体到技术”的基础骤变而无序扩张,社会化过程长期以来积淀的“二重性秩序感”在个体的数字化生存中渐趋瓦解。社会化秩序感的消解意味着个体成长过程的规律性与可预测性大幅降低,青少年在获得较多成长自主权与自由的同时,也面临着成长过程的深度不确定性,如何为青少年在愈渐无序的成长之路中寻找到相对健康确定的社会化方向,是数字时代青少年社会化的重要课题。     

学校场域中流动少年儿童的身份建构与认同——以昆明市的调查为例

学校场域中流动少年儿童的身份是由包括现行户籍制度和教育制度的外部结构性力量建构的,也是由作为互动主体的教师、同龄群体等多元他者所建构的,流动少年儿童形成了“外地人”和“既是本地人又是外地人”的身份意识.流动少年儿童作为行动主体,对被建构的身份形成认同和困惑,面对群际差异,积极用行动寻求从“我是谁”向“我会成为谁”的认同变迁可能性.